《比较的幽灵》

短评

安德森的书难度都不小，这本前后看了3个月。又多读了十几本东南亚相关的书，补充了相关背景知识后才读下来所幸第一部分跟后几部分可以分开看。

第一部分是《想象的共同体》的深化，提出了自由序列和约束序列这两项现代对人的核心影响，塑造民族主义的更多方法（如公墓）和远距民族主义等表现形式。其中，自由序列（出版物、流行表演等公共文化）和约束序列（政府管理工具，如人口普查、选举登记等）。自由序列把人纳入到全人类的想象中，约束序列则把人分类成不同的群体。民族主义就是两种反向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后几部分则是综合作者多年东南亚经历的印尼、菲律宾、泰国三国比较研究，内容比较杂，可以当做社会学与政治学视角的历史来看，虽然结论寥寥但认知相当有深度。泰国无疑是三个国家中最幸运的，既未经历过殖民，也未发生与其他国家相比骇人听闻的暴力，甚至还是冷战的受益者（越战时成了美军基地）。但变革不彻底的问题至今幽灵缠绕。同时，这部分还可以作为印尼、菲律宾独立历史的辅助理解工具，也是黎刹和普拉姆迪亚作品的精彩导读。

书名灵感来自马克思，不过共产主义的尝试只是内容的一小部分，只是作者的比喻。

笔记

导言

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

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园圃自然而然（黎刹说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东南亚”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随着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的设立，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问世；该司令部是更传统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脉，但是它驻扎在康提，所司的领土职责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两者都不在今天的“东南亚”​）​，却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直到1945年7月）​，还有菲律宾。

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土生土长的、通常是武装起来的、由共产党人领导的运动质疑盟国企图创建的战后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缅甸，即取得正式独立一年以后，两个竞争的共产主义政党，加上各式各样的族群反叛团体，让吴努（Unu）政府差不多只控制了仰光。东面的法国殖民地，1946年末爆发了第一次印支战争，一年后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当这场战争在奠边府趋向尾声时，共产主义运动传遍了老挝这个山地国家，稍后又传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宾，美国人重新扶植了一个腐败的地方巨头阶层，来领导已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当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这个国家，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共产主义起义（1948—约1954年）​，它是以战争年代的人民抗日军（Hukbalahap）为班底的。

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经在1948年被忠于革命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Hatta）的军队制伏了，但在主权移交之后，印尼共产党却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复了元气，不过十年时间，成为共产主义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在马来亚（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独立）,1948年春之后伦敦发现，它面对着它的现代帝国历史上最长久、最猛烈的抵抗——来自一个马来亚共产党，该党是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发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罗，​“常态”似乎占了上风；武装的共产主义仅在1960年代中期才开始冒头。

东南亚研究成了宗主国教授们的领地，他们主要并非美国联邦国家的财政受益人，毋宁说是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还有私人基金会（特别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受益人。既然他们工作的架构——东南亚——是这一地区非殖民化和美国不依不饶的冷战霸权的后果，他们的研究明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这一转变意味着它的领军人物不是有着文官思想或官僚责任的人（很多人对非共产主义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怀着积极的、公开的同情，公然批评华盛顿政策的也不在少数）。

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的长弧

1 民族主义、认同与序列逻辑

本文的目的其实有三：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思考必定产生两类对比鲜明的序列（seriality）的那些物质、制度和话语基础，给现代世界里集体主体性的形成问题重塑框架。那两种序列，我将称之为自由（unbound）序列和约束（bound）序列。自由序列起源于出版物市场（尤其是报纸）与流行表演的表征中；举世通行的复数名词，如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工人之类，皆其显例。正是这种序列使得——比如说——联合国（United Nations）成为一个正常的、毫不怪诞的机构。约束序列源于政府管理，特别是人口普查和选举这类制度，典型的例子是这样一些限定性族系，如亚裔美国人、布尔人、图西人等。正是这种序列使得“联合族群”​（United Ethnicities）或“联合身份”​（United Identities）不可思议。

第二个目的是，在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ethnicity）之间，以及关联地、间接地在普世性与“世界性的”混生（hybridity）之间，划一条既可行又清晰的分析性界线。

第三个目的是，部分地通过反思扎根于工业物质文明、将宇宙挪走为世界让路的那些日常生活实践，清除掉像“派生性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s）和“模仿”​（imitation）这些怪物，它们曾被用来理解民族主义和一种极度标准化的政治观的惊人全球传播。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米斯巴赫运用不起眼的单词“一”​（a）​。​“一个”君主，​“一次”反了天去，​“一个”共和国，​“一个”前政府官僚——在每个情形下，​“一”表示紧随其后的是单一范畴—序列的一分子，该序列跨越了可见的爪哇和不可见的奥匈帝国。范畴的名称可以无所谓地用荷兰—欧洲语言、印尼马来语或爪哇语表达，这也显示出当时全新的一种生活见解：语言彼此是透明的，彼此渗透，彼此勘测疆域——它们同等地远离或接近物质世界。

要让“政治”变得可以设想，成为一个界划井然的生活领域，有两件事必得发生。​（1）专门化的机构和社会实践必得历历可见，而且不能以陈旧词汇漫不经心地曲解它们，那些词汇属于从宇宙论和宗教上加以维系的君主政体。它们就是普选、总统、审查官、政党、工会、集会、警察、领袖、立法机关、联合抵制，诸如此类——民族也是。​（2）世界必得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如是，则不论其所包含的社会和政治系统、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体如何千差万别，都有一种不言自明地处处发生的共同活动——“政治”​。

1983年我讨论过报纸在想象民族时所需的时间观念的创生中所起的作用，我在那里强调，每份日报向读者提供的那些明显是无规则的事件，它们的日历同时性具有重要意义。现今我确信这是片面的。我完全忽略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的连贯性原则。

其一是各地的报纸都把“人世间”当作它们的领域，不管它们怎样偏颇地理解它。

其二是这种自然的普世性无论在何处，都被不自觉的词汇标准化深深地加强了，后者彻底盖过了报纸上本地新闻和外地新闻之间的任何正式界线。

这类序列是日常的一般概念，透过并跨越一切印刷语言渗入人心，但绝不是必定以单向流动的方式。仅举一例：从中古时期以来，萨迪纳（sakdina）这个词就卑躬屈膝地指称暹罗传统的以君王为中心的地位体系，1950年代年轻的泰国马克思主义者攫获了它，此时含义大变；对他们来说，在一种普遍意义上运用这同一个术语，进而写到中世纪欧洲的萨迪纳社会体系，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萨迪纳和“封建”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我们会看出，这正如“翻天覆地”与“革命”互换一样）​。

惯例之一是要整数不要分数，或者反过来说，要保证身体的一种幻影似的完整性。譬如，要是一种简单的、设想的分类体系打算把全部人口归入黑人和白人两类，然后它偏偏撞上了混乱的现实，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人群，比例不等地是混合血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或许是，把1/2、1/4、1/8、1/16这些数字归入“黑人和白人”一栏。但是既然惯例禁止这一可能性，实际的选择要么是武断地归属为黑人或白人，要么增生其他类别和子类别——不妨谓之“穆拉托人”​（mulatto）, “夸德隆人”​（quadroon）, “奥托隆人”​（octoroon），这样，混血性或分数性就能重获整数的地位。

统计学逻辑和政治在人口普查中联起手来，在同样的现世边界上切断了每个序列（在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普查中，蜂拥西进的“女性”​、​“黑人”​、​“开业医师”全都同形同态地终止于太平洋和白令海海岸线）​。但是与此同时，通过二者的相互作用，它们造就了报纸无力产生的某种东西——多数派（majorities）和少数派（minorities）​，它们是序列的、可聚合的、两相对立的，起初是作为形式上的实体，没多久就被安放在呈现政治现实的位置上了。​

这两种序列化，一类是报纸塑造的，是自由的、非枚举的，另一类是人口普查塑造的，是约束的、可列举的。从二者作风的差别中，有两种政治化和政治实践的轮廓浮现出来，不过它们双双表明序列始终对集体身份的现代想象多么根本。

但是在她做出了微薄贡献的革命时刻，她幼弱生命里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一个”自由个体，​“一个”新人。这种序列化如此转变她的意识，而今什么东西在她都新意盎然。但是这些有可塑性和普适性的序列，绝不会出现在人口普查中，这不单单是由于它们不能被列举和汇总。此外很明显，她把这些序列看成是同一类的，所以做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和一个新人，履行了而不是妨碍了她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义务。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点到的序列是随时可利用来进行万花筒似的转换、扩充和缩减的。什么都没有钉牢在命定石上。明天，她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囚徒，​“一个”青年，​“一个”间谍，甚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从这个构架里，影响集体主体性发展的两大后果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二者指向同一方向，虽然是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后果是以选民数n为依据，按比例赋权。当二十世纪以选举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增加了它的职能、扩大了它的福利能力的时候，益发精巧的人口普查日益成为集成数据库，各种规划和预算分配都由此而来。结果，普查本身就成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政治化的目标。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尼日利亚，多年来人口普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无非就是因为害怕它会透露该国那些自我想象的族群集团的“真实”人数，进而会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暗示些什么。

第二个后果是认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加强。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真正的英国创新在于保持这些公墓的运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特有启发性的。关键步骤是民族—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在该词的任何意义上。首先，国家垄断控制了一切尸身、一切纪念碑和一切公墓。阵亡者家属被法律禁止将他们亲人的遗体渡过英伦海峡运回家乡。

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手段是，常常要顶住国内的强烈反对，执意认为那些坟墓及其标志应该尽量整齐划一，它们应该在管理严密的空间格网里规划好。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显区分开中产阶级与工人，军官与军士和列兵，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家属获准提交不多于66个字符的不管哪种铭文，那还得经受墓地委员会的审批，还要按字母收费。这样，即便近距离看去，也没有哪座墓碑会鹤立鸡群。参观者可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每个巨大的公墓里，死者们——这么说吧——在一动不动地立正，纵然是横卧着的。她也会被激发着开始计算那些可替代的象征性的整数，这种整数再常见不过地被加之于四分五裂的战士的残骸上，向我们表明，躯体计数对晚近的官方民族主义多么重要，而不仅是对人口普查或在选举日才关系重大。

现在，当真正的死者同时被遗忘、复制、隔绝、序列化和无名化的时刻，我们回到了这个矛盾的问题，即我们只能称之为无本原性（originlessness）的本原问题。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最后一章，我示意说，十八世纪晚期的种种断裂——它们本身是长期社会转型的变向时机——突如其来地产生一种新意识。这一意识根植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造成健忘症和疏离感，那与青春期带来的对童年的忘却如出一辙。一个深渊展现出来，它要求（也助成了）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发出亘古未有的宣称，说他是为一代又一代死去的“法国”男女立言，而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民族的叙事，连同其古怪的反系谱的目的论，都出现了，它们“顺着时间上溯……考古学灯笼摇曳不定的微光照到的随便什么地方”​。

3 远距民族主义

尽管如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远距民族主义让人感到或许是未来的一种险恶预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对一切人类社会实施的冷酷无情、日甚一日的改造的产物。第二，它造就了一种真诚却又极不负责的政治。这些参与者几乎不在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国家纳税，不对它的司法系统负责，也许没在它的选举中投过哪怕是一张缺席选举人票，因为他是异国公民；他不用担心坐牢、刑讯或遇害，也不用担心他的直系亲属。但是，在第一世界安居乐业的他，可以送钱送枪，巡回宣传，建立洲际计算机信息网络，这一切会给它们最终所向的地区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第三，跟支持全球人权或环境保护事业的活动分子们不同，他的政治既非时断时续的，亦非心血来潮的。他深切意识到，他的流放是自我选择的；他在电子邮件中主张的民族主义，也是在他依然决意定居于斯的那个族群化民族—国家里，塑造一种严阵以待的族群认同的基础。就是那个把他边缘化、污名化的宗主国，同时让他能够在地球的另一面，顷刻间装扮成民族英雄。

第二部分 东南亚：国别研究

如果我们不弄清近代西式传记和自传的性质和假定，我想我们将无从理解苏多摩这种写作手法。这些文学形式实质上涉及“人”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历史”是理解人类与社会的演变的一种普遍、线性的框架。“人”是经历、参与这一“历史”的个别主体。研究一个人的一生因而通常是研究他向着其历史角色的迈进和融入。如果父母和外祖父母出现在这样的著述里，他们服务于阐明“人”从中浮现的一种社会、经济和心理背景，或者是一种起跑线，据此判断他在将来的赛跑中的表现。

我们在这本回忆录里发现一种方法，它更像古典雕塑的方法，即在石料或别的什么原料的偶然性里发现本质形式。朴素的民间谚语“kacang mangsa ninggal lanjaran”所蕴含的人与时间的意识，大大有别于西方传记和自传里那些典型意识。因为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此处的历史不是显得像画家，赋予一个生命以本质意义，而是显得像偶然性，像石料，透过它们去寻求一种本质特性。

在传统爪哇思想里，可以说人的生命运动与宇宙运动之间有一种自然共鸣。飞旋的车轮是静与动、往与复的一种意象。宇宙时间的形式就是成与毁、又成与毁的形式。人出生在这个飞逝时间里，过完他的生命，然后如苏多摩所说，“回归”永恒时间。这个周期结束了，另一代人又开启新的周期。所以，对传统爪哇人而言，死亡是生命向之运动的时点，在某种意义上，做一个爪哇人就是学习顺应这种运动节律。

回忆录的自传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此时苏多摩刚刚十九岁，至善社尚未成立。书的余下部分记录了苏多摩的朋友、仆人，尤其是妻子的功劳。从这些书页里人们可以推断他往后生活的某些东西，但那不是书写的中心了。在苏多摩看来，我想，本质的东西都说过了。

假如他的生活——在他自己眼中——有一个线性的轨迹，假如它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的趋向平行并进，那么1907—1908年间的政治事件本应只是个开头。但我认为如今应当明晰了，他的感知到的生命运动别是一种形态，政治（就我们理解的含义而言）成分不如道德成分多。

5 专业梦想

我们或可由此想到这半遮半掩的阶级对立是为了知识的……“生产工具”的斗争。它使以下双方处于互斗地位：一方是天分高的平民，各怀独门技艺；另一方是王室加贵族，一般化地宣称拥有神圣权威和魔力。

在十九、二十世纪殖民地官僚和传教士的“人类学”著作里，有一个典型的传统主题，那就是心理阴暗地津津乐道土著无可救药的恋童癖和同性鸡奸。

这个传统主题用来表现所涉人口的原始或堕落，以及使之开化、基督化，使之在其他方面提高的紧迫需要。男风和鸡奸也用来在“放荡的”原住民和规矩的荷兰人之间形成了极端的道德对照，后者自然带着习惯性的恐惧看待这样不自然的习惯。

更宽广地综览《真蒂尼》，我们会立即发现它的梦想性质。它里边栩栩如生描绘的性生活也暗示了某种如梦似幻的东西。因为虽然书中塞满了数十起交媾，它们发生在各种类型、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却只有一次提到了怀孕或生育，并且只是淡淡地顺带一说。

但是还有比生殖的缺席更大的缺席。我们先前谈论过，爪哇统治阶级被以某种方式从读者视域里边缘化了。

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外国人的不可见。

6 雅加达鞋里的沙子

这下留给印尼扩张主义者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入侵了，它在1975年珍珠港纪念日准时发起，那时来访的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离开才几个钟头。这次袭击是一场乱了套的屠杀，印尼军队自相开火，在东帝汶首都帝力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

基辛格本人建议雅加达“搞快点”。但是，此外还有别的考虑因素。印度支那在几个月前刚刚“陷落”，依靠1965—1966年间对无数印尼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灭绝人性的屠杀而掌握雅加达大权的将军们，不能容忍有个独立的“左倾”国家居于卧榻之侧。也有石油前景的因素：东帝汶沿海探明存在着辽阔的海底油田——1973年秋世界油价翻了两番，而1975年初，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有无法偿还的百亿美元之巨的债务，这使得那种前景尤为诱人。

与此同时，美国的角色至关重要，甚至重要得假如不是它，这次入侵可能原本不会发生。侵略中所用的武器大概90%来自美国。虽然1958年的一份美国—印尼协定明确禁止将它们用于印尼领土以外，华盛顿对这次违反协定之事睁只眼闭只眼，尽管中情局明明白白告诉它雅加达准备入侵了。

有两个因素合起来决定了华盛顿的政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的越战时期的当权派对苏哈托感激不尽，因为后者在1965—1966年扫除了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合法的）共产党（而且不费美国人一滴血），还因为后者随后推行的经济政策，让资源丰富的印尼向外国投资与贸易门户大开。其次是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战略盘算，当时苏联军事（特别是海军和空军）力量正如日中天。印尼盘踞在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道上，苏哈托提出秘议，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而如今这海域包括了东帝汶沿海的深水海峡，于是核潜艇不会浮出水面让苏联卫星监测到：这等报价美国人难以抗拒。

1977—1979年间，全部东帝汶人口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饥馑、传染病，以及无情的战斗。如彼得·凯里（Peter Carey）指出的，这个死亡人数就比例而言远远高于波尔布特的当代柬埔寨。但是印尼政权长期封锁这个岛屿，让它隔绝于世；美国驻雅加达大使也和该政权合谋，不让国会和美国公众知道这个悲剧。在这期间，革阵政府的几乎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能干的军事指挥官洛巴托（Nicolau Lobato），都被杀或投降。

鼓励天主教化，苏哈托政权不经意地削弱了自身的目标。

在沉重的外界压力下（除了贪图石油的澳大利亚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印尼是合法兼并东帝汶），梵蒂冈决定直接管理东帝汶的教徒，而不是依靠印尼的主教团。

1991年11月12日凌晨，转折点到来了，由年轻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和平游行队伍穿过帝力走向圣克鲁斯教堂的公墓，向一位年轻活动家的坟墓献花，那位活动家最近刚被印尼保安部队杀害。

约两百人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出现了，居高临下朝着被公墓高墙所困的哀悼者射击。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当场被射杀，另有许多人受了重伤，其后失踪的不下三百人。这类大屠杀以前常常发生，但这一次被两个勇敢的英国人施塔尔（Max Stahl）和考克斯（Steve Cox）录了像拍了照，他们设法将这些胶卷偷运出境。施塔尔的录像带先在英国电视上播出，然后全世界都播放了，结果它比堆积如山的书面证据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冲击力，

圣克鲁斯惨案以后，虽然镇压依旧，东帝汶却第一次成为印尼国内一个公开的政治议题。因为到这个时候，政府对信息的近乎垄断开始崩解，这要感谢CNN，尤其要感谢传真和电子邮件革命。官方声明的调子日渐趋于守势。

爪哇的少数死硬派穆斯林知识分子，愤愤然接受他们逃跑回来的同宗教友的目标，要求惩办那些“不忠的基督徒”，这时苏哈托却玩不起伊斯兰牌：他的政治和军事伙伴中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太多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有势力的印尼华族商人也是如此。

7 撤退症状

华盛顿决定使暹罗成为它的全区域范围内扩张行为的枢轴。曼谷不但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总部，也是美国在毗邻的老挝、柬埔寨、缅甸和越南或公开或秘密的林林总总行动的指挥部。

差不多在1973年10月示威的同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了。到1974年初，暹罗开始感受到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1975年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土崩瓦解了，快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今暹罗不再是美国的东南亚帝国的安全枢纽，反而临近它脆弱的外围。似乎可以设想，从今往后新加坡将扮演曼谷的角色，泰国首都自身则扮演万象的角色。暹罗发现它的经济严重衰退了，这是它边界以外那些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注1973年10月后的自由主义政府公开承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组织工会、示威与罢工的权利，这似乎是雪上加霜。

9 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

那时是兴盛时代。然而1930年后，乌云开始汇聚。由于大萧条重击了美国，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工会和农场组织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它们反对菲律宾劳动力和农产品流入美国，硬要这个殖民地独立。不过独立是地方巨头们渴望的最末一件事，虽然他们体面地不能当众这样说；原因恰恰在于，独立威胁了他们发大财的路子：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再者，他们而今从西班牙语转向了英语，他们的子女此时正在曼哈顿和波士顿上学。他们也缺乏帝王孑遗，这种孑遗经过适当改造，可以支撑起高棉人、缅甸人和印尼人想象的“民族传统”​：梅斯蒂索人却没有吴哥、蒲甘或婆罗浮屠供其驱使。因此，1935年他们接受自治政区的地位，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唯一的明显好处是创设了一个菲律宾人行政首长。文雅、卑鄙的梅斯蒂索人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成为自治政府总统。

马科斯以另外两种令人眼界顿开的方式运用国家（而非大庄园）的权力。其一是对付美国人，其二是对付他的寡头同侪。他比别的任何人——包括菲律宾左派——都更清楚地懂得，菲律宾对华盛顿而言，就像塞浦路斯之于伦敦。苏比克和克拉克机场的大型基地无关乎菲律宾自身的防卫，一切都关系到维持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帝国权力。由此可知，马尼拉应当将这些基地视为奢侈资产，出租时可以索要更高昂的租金。

10 第一个菲律宾人

很少有国家比菲律宾更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迷茫感。自亚洲观之，1896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使它成为该地区所有其他反殖运动的有预见的先驱。那次起义取得了暂时胜利，在1898年建立了一个独立共和国。自拉美观之，它和古巴一道，是西班牙宗主国殖民地中最后摆脱枷锁的，比其余殖民地晚了七十五年。受了三个半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之后，它深深打上了天主教改革运动的烙印，却又是这个帝国里西班牙语从未广为传习的唯一殖民地。可它也是全亚洲在十九世纪拥有一所大学的唯一殖民地。1890年代，仅3%的人口懂“标准西班牙语”​，但正是西班牙语的读者们和作者们想方设法把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由无望的农民暴动变成一场革命。今天，多亏了美国帝国主义，还有菲律宾的“亚洲人”新认同，除了少数学者，几乎没人理解革命英雄们赖以相互交流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这种语言，更别提理解二十世纪前菲律宾历史的书面档案了。一种实质上的脑白质切除术完成了。

革命这一代的核心人物是何塞·黎刹，他是诗人、小说家、眼科专家、历史学家、医生、好辩的随笔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1861年他出生于一个混合了华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禄人血统的富有之家：在弗洛伊德之后五年，康拉德之后四年，契诃夫之后一年；和泰戈尔同年；在马克斯·韦伯之前三年，孙逸仙之前五年，甘地之前八年，列宁之前九年。三十五年以后，他以煽动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奥起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捕，被西班牙军官指挥的、本土士兵组成的行刑队处死。这次处决的执行之所，就是如今风光旖旎的伦礼沓公园，它面朝马尼拉湾的海岸线。​（在西班牙世界的另一面，何塞·马蒂，这位古巴民族主义的英雄，已经在前一年的行动中就义。​）就在黎刹赴死的这时节，列宁刚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孙逸仙开始在海外组织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甘地正在南非从事他的反殖抵抗运动的早期实验。

《不许犯我》的两大极惊人特色是它的范围和文体。它的人物来自晚近殖民社会的每个阶层，上起那位思想自由的半岛人总督，下及殖民社会各种族层级——克里奥耳人、梅斯蒂索人、支那人（chinos、​“纯种”华人）直至目不识丁的土著（indio）百姓。书中挤满了多明我会修士、靠不住的律师、受虐待的教士小厮、腐败的警察、耶稣会士、小镇豪强、梅斯蒂索女学生、无知的伊比利亚投机客、受雇的恶棍、绝望的知识分子、攀龙附凤的善男信女（dévotes）​、骗人的记者、女演员、尼姑、掘墓人、工匠、赌徒、农民、女买卖人，等等

小说的文体更加惊世骇俗，因为它结合了两种有天壤之别的、乍看之下水火不容的体裁：音乐戏剧和讽刺故事。虽然它的枝节内容涉及流浪汉的冒险事迹，情节却是纯正的歌剧。

伊瓦腊和一些人交上了朋友，其中包括思想不羁的当地哲人唐·塔席奥、有自由主义观念的当地巨头，甚至总督本人，还有神秘的土著反叛者埃利亚斯。​（这两人间有一席对话，涉及在菲律宾政治改革是否可行或一场革命性剧变是否在所难免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菲律宾进步话语和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

或者看看这部小说最后一章（​“收场白”​）的起首段，它紧接在故事已到达无情的哥特式结尾之后出现：

我们这部书里的人物，有些还活在人世，有些已经下落不明，因此，要写一篇真正的“收场白”是不可能的。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倒是乐意把他们，从萨尔维神甫直到唐娜维多利娜，统统杀光，可是这我们也办不到……那么就让他们活下去吧！反正养活他们的是这个国家，而不是我们。

黎刹不会知道，选择用西班牙语写作，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黎刹就义五年之后，贪婪野蛮的美利坚帝国主义摧毁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再度将这里的居住者降到殖民地臣民的地位。美语作为表现真理、具有国际地位的新语言，被引入菲律宾，透过日渐扩张的教育系统推广开去。到二战前夕，它已（勉强地）成为这个群岛上最通用的语言。西班牙语渐渐隐没，结果到菲律宾被给予准独立的1946年，它已经无法认读了。不光是黎刹本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政治文章，还有1880和1890年代那想象民族的整整一代人的作品，都变得难以理解了。

于是有了这种怪诞的形势，它逼得菲律宾人通过译文来阅读该民族最受敬仰的这位英雄的作品——既译成了各种地方方言，也译成了美语。于是也有了一种翻译政治学。把《不许犯我》翻译成菲律宾大部分的主要语种，是非失败不可的，这不仅因为许多西班牙人物“说着”他加禄语、宿务语或伊洛卡诺语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还因为敌人读者群自动消失了，而且像梅斯蒂索人和土著人说蹩脚的西班牙语、西班牙殖民者失口说出蹩脚的他加禄语这类讽刺性描写，本身是不可翻译的。

第三部分 东南亚：比较研究

当此关键时刻，暹罗的政府撞上了大运。1978年越南人入侵柬埔寨，紧接着中越开战，促使北京与曼谷结盟以支援波尔布特。曼谷的要价是中共撤消对泰共的支持（此外，由于支持北京的反河内政策，泰共立即丢掉了它在越控的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安全基地）​。泰国左派无可救药地分裂了，变得士气低落，奄奄待毙，而江萨将军的政府又精明地施行全面大赦，严格遵守大赦令的条件。于是到1980年，70年代末期的危机气氛云开雾散了。再没有令人生畏的左派了，曼谷获得了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鼎力支持。

这里同十年前暹罗的沙立—他侬—巴博独裁政权形成一种富于启示的对照。这三个武夫和马科斯一样都是强盗，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做贼的程度轻得多，他们所偷的钱还在国境之内。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一支国家军队（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东西，原因已如上述）和一个集权化官僚机构的年深日久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丝毫不因成功的泰国华人企业家阶层的壮大而感到忧惧（他们正是从这个阶层而不是从国家敛聚私财）​。另一方面，马科斯终其一生一直是个地方豪强，是个把他的权力可谓“亲手”植根于恩庇关系和军队、警察机构的政客，他视军、警机构如同他的私人卫队。于是悖论出来了：文官的马科斯政权比泰国陆军元帅们的政权野蛮得多，嗜杀得多；正当泰国军人政权领导着一场大繁荣起飞之际，​“商人”马科斯却通过他的密友垄断系统，葬送了菲律宾经济。

13 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

1966年3月，当苏哈托事实上撵下了苏加诺，自己做了国家首脑时，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就连散发着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任何东西，也一并查禁。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不只因为独裁政权情报机构的冷酷效率，还因为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追随者眼里已经信誉扫地了。这些领导人怎么竟能听任惨剧发生，将面对强敌毫无还手之力的两千万支持者弃置不顾？更糟的是，大量的激进分子，希求自己活命，在苏哈托的古拉格里，变成了他们自己人的告密者，有时甚至是刑讯者和行刑人。请注意这个时机：1966年，正值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日益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新领导层处处显出舍我其谁、气势逼人的迹象。也许这是世界共产主义成就的顶点。

今日印尼妇孺皆知的、也许是地位最高的激进分子，是才华横溢的自学成才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即人们通称的“普南”​）​，他的小说被译成了数十种语言，当奥斯陆的轮盘转到这个地区时，他还是东南亚机会最大的诺贝尔奖候选人。普南的政治履历与众不同。他生于1926年，1948—1949年作为民族主义革命者首次被荷兰人监禁，后来在1959—1960年因为公开为华人少数族群声辩，又坐了苏加诺的牢，最后在1966—1978年成了苏哈托独裁政府的阶下囚，因为他从1950年代末直到1965年是左翼知识阶层的意见领袖。而今，印尼大屠杀过去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后，他的著作仍然全部被禁，私下传阅这些书的大学生们，招致了长期徒刑的判决。

虽然这些小说把时间设定在1896—1916年间，即“共产主义之前”​，它们根本上却以“共产主义之后”的印尼为指向。老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在许多情节里都昭然可见，这些情节如种植园主、领主代理人、殖民官员、土著贵族及秘密警察的压迫，农民、小商人、记者、妇女和少数族群的反抗等。但是我们（激进的印尼人）与他们（白人殖民者与其合作者华人贱民—企业家）对立的轴线消逝了，这条轴线自1940年代以降，无论对左派抑或右派，多少已成常轨。更险恶的人物一般是将来所称的“印尼人”​，而男女主人公不但是民族身份混杂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信仰纷繁各异。

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他是全国闻名的活动家“曼谷十八君子”之一，他们在1976年流血政变以后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审判和定罪。通猜是泰国华裔，比社山小很多，思想上渐趋成熟的时期，正赶上我们回顾起来所称的“福柯时代”​。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激烈攻击当代的旧制度。他做了一项出色的微观研究，研究了十九世纪曼谷制作的各种地图，以及围绕着这些地图的机构和话语，从而能够言之凿凿地表明，具有一种霸权性保守文化的不朽“泰国”或“暹罗”​，是1870年代的发明。

14 各寻生路

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印尼）这一“奇迹”之成为可能，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从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东岸的、由沿海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

第一项条件是该地区冷战的特具弧形。

二十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冷战比这儿“更热”​，后来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华盛顿恢复邦交，也许又没哪个地方冷却得更快，更显著。

另一方面，印支“陷落”后巩固起来的华盛顿—北京反莫斯科联盟，意味着自1970年代末期直至苏联解体，东南亚那些国家如果愿意，就能继续从华盛顿的冷战慨赠中获利，不会面临什么严峻的国内或国外麻烦。

第二项可能条件是该地区地缘上接近日本这一造化。

第三项可能条件极具讽刺性，它就是中国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建设强大、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毛主义的构想阻碍了中国在东南亚扮演重大的经济角色，或者说，阻碍了中国与东南亚竞争，直到1980年代中期。

最后一项条件间接联系着第三项。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开火，在这悲郁的衰落世纪期间，数百万年轻人，多是文盲男子，离开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前往劳动力贫乏的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以及暹罗。

1997年7月泰铢崩盘，让那些最起劲地抵制改革的集团脸面丢尽。新宪法最近已经颁布，它在大多数方面都是进步的。金融危机本身并未造成政治动荡，甚至没有造成较大的示威游行，仅仅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并被另一个略老实点的内阁取代。此外，由于长期成功地将“华人”融合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种族主义的攻击替罪羊行为。泰国的政治精英层，靠着唯国际风向是瞻，如愿撑住他们自己的地位已达一个半世纪；在顺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上，他们也很少惊怪抱怨；他们（也许正当地）寄望于该组织的是，当失业率上升、物价暴涨时，他们将会得到回报。

苏哈托把他的袍泽们撇在一边，创立了个人独裁统治，雅加达的饶舌之徒今天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手段不外两招。一方面，他改进了扎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之中的选举体制和执政党，这保证他彻底控制着立法机关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定总统，为政府政策制订大政方针）​。他狡猾地创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给虔敬的穆斯林，另一个给基督徒和害怕这些穆斯林的其他人。这些机制，还有他从国内外源头上可以弄到手的无限资金，使无尽系列的装模作样的“自由选举”成为可能，也使他本人得以永久连任总统，遇不到反对。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十分招人嫌恶的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确保他对全国财富的个人控制。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东南亚晚近的殖民地国家，跟它的所有前辈们不同，它是从地图和司法上想象自身的，自认为是精确标明的地理边界之内的最高权力，而那种边界又是国际法从外部加以认可的。因此它着迷于条约、协定、治外法权和边界委员会。

首要的是，族群政治根源在现代，不在古代历史中，它们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政策决定的。（未经殖民化的暹罗，族群政治是东南亚地区最轻微的，这可不是偶然造化。）其次，族群性与宗教和阶级的更深层力量错综地绞结在一起。

第四部分 所遗何物？

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主张说，作为大众商品的小说的历史性问世，与民族（nation-ness）的兴起密切相连。

这条论证思路，今天在我看来并非一无是处，不过它导向了一条未申明的假设，即民族和小说间的那种深层的原初亲和性意味着它们将始终互相契合：民族将继续充任小说的自然架构，虽则是没明说的架构，而小说将总是能够在不同水平上表现民族的现实和真理。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皇皇全集，甚至还有普鲁斯特的作品集，都给我们提供了对他们那个时代法国的无与伦比的叙述；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之于美国，狄更斯、艾略特和劳伦斯之于英格兰，托马斯·曼和穆齐尔之于德国和奥地利，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冈察洛夫之于俄罗斯，谷崎润一郎之于日本，皆可作如是观。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亲和性已经明显褪色了。小说从前那个颇为统一的世界，已经通过市场细分的宏大过程在崩坏：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侦探小说、色情小说、科幻小说、“机场”小说，还有严格的历史小说，它们各有其形式惯例和读者群，后者绝非必定是作者的国人同胞。

读过几遍多丽丝·萨默（Doris Sommer）的《核心小说》之后，我想到了：要审视本世纪末期的作家还可能怎样力图描绘民族这个问题，最佳地点是拉丁美洲。

这个地区与众不同，因为只是在获得了正式的国家地位以后，小说才盛行开来。

于是在它的青年时期，小说主要和这种时代结伴而行：经历了革命战争及其元首横行的后继局面的多难岁月以后，人们不遗余力地创造秩序和进步。她把十九世纪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品”解读为多种多样的努力——其中有些比别的更见成效，要吸引公民—读者参与到巩固国家的工程中来。实现这个目的的首要法门，是让这样的读者卷入情侣们浪漫的苦乐之中，那些情侣典型地被塑造成体现了后殖民社会的最尖锐冲突：地区之间、物质环境之间、经济制度之间、阶级之间、种族之间的冲突。在这样的小说中，色情被民族化了，民族主义本身被色情化了。情人们幸福的障碍，被认为是民族福祉的障碍；他们幸福的获致，或至少在望，被当成民族的乌托邦未来的预兆

-萨默论点的最后一部分是，由于“统一和发展的希望”消逝了，继续生产出带着这种民族构建色调的优秀小说的可能性与时俱减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悲观论的兴起，从较长时段来看，不仅是对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天真的乐观主义”的倾圮做出的反应，也是因感到二十世纪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未能为民族进步别开生面而做出的反应。但是结果证明“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唯一的可能之事，或许甚至不是最有教益的可能之事。

当我第一次阅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奇异小说《叙事人》（El Hablador）时，我立即觉得又碰上了比较的幽灵；因为它立即让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印尼巨匠普拉姆迪亚的《布鲁四部曲》，在一段更久远、相辅相成的时期里，还有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的伟大的西语小说。

17 民族之善

说得略为夸张一点，如果从现在算起数千年之后我们死而复生，我们会在那些未来族类的相貌中搜寻我们自己生存的依稀印记。诚然，即使我们在此世的至高、终极理想也会改变和消逝，因此我们并不奢望把它们强加于后世。但我们确实期望，未来将在我们的禀性中认出它自己祖先的禀性。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劳作和生存方式，成为未来族类的先人

这段话带着千年至福的音色，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回响着宗教冲动的某种东西。这位清醒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家狂乱地想象有不可胜计的日耳曼人，几千年之后，在自豪地想象着……韦伯！而且，这些没出生的日耳曼人好像强加了义务在1895年的想象者身上，他已经在想象自己死了。起而迎合未来的期望，这是他和他的世纪末的读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