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暹罗》

短评

论证较繁复的微观研究，内容比较简单，新知不多，主要是在各种地图的研究中寻找蛛丝马迹，借以证明现代“泰国/暹罗”的概念是19世纪下半叶的发明，是通过现代制图技术和官方叙事塑造出来的。

在《比较的幽灵》里得知​，作者还曾是泰国知名的“法政大学十八人”之一，在1976年的政变后坐了两年牢。到海外后成了知名历史学者，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笔记

中文版前言

从语境上来说，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76年10月6日在泰国曼谷所发生的事件。它也涉及泰国激进运动被镇压之后数年的事情。自从1976年10月初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星期三之后，我就认识到了“历史”，作为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之一，是残酷的。

民族国家的“地缘机体”（geo-body）被地图塑造成一种新的拜物教。现在，它可以要求人们为仅仅几英尺的国土做出牺牲。

2009年，《东南亚社会问题杂志》（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SOJOURN）在东南亚研究者中做了一项调查，发现本书是东南亚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国家感的两种认同

有关现代民族的论述通常会假定这两个方面的认同：建立在民族有共同的本性、同一性或利益上的积极认同，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上的消极认同。我们的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的。

泰国性的积极和消极认同

在泰国学者中众所周知的是，君主制和佛教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两大要素

如果说，“什么是泰国性”这一问题很难清楚定义的话，那么，“什么不是泰国性”，即非泰（un-Thai），就时时被定义着。

正如埃德蒙·利奇在对缅甸高地的研究中指出的，族群的人根据与其他族群的不同来定义其自身，而不是根据族群内共享的一套特征来定义，这种所谓的共同特征仅仅是社会学的虚构。

1973至1976年间所发生的激进运动时常被指控为引狼入室。这个狼一般的敌人似乎是指共产主义和其他民族。学生领袖都被说成是越南人的后裔。在泰国官方看来，越南在1975年以后就成为了一个最坏的他者的象征。在1976年10月6日对学生的屠杀中，数以千计的示威者被警察和右翼准军事团体攻击，其中一些被私刑处死，因为疯狂的民众被灌输了这样的想法，即那些受害者是越南人。

泰国研究

爱德华·萨义德认为，那些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东方”的话语，已经成为欧洲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这些话语与其说是关于“东方”究竟是什么的证据，不如说是建构了“他者”的存在，以达成巩固欧洲中心的优越感和认同感的目的。

作为一种对东方学家之前所作所为的修正、辩护或是矫正，这种负罪的心理将西方学者推到了一个相反的取向：认可本土的视角。

解释上的斗争

就算是泰国近期历史中最为激进的反对派泰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它强大的民族主义情感，而这也成为了反西方主义的开始。

作为文化建构的暹罗

本书所研究的是泰国国家感是如何一步步被创造出来的。这一研究将重新审视被传统历史学家作为卓越的泰国性而称颂不已的伟业，即现代暹罗的建立。但是，这一研究并不是讨论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它想要表明的是：暹罗是一种话语建构。泰国历代国王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话语的工具。泰国性只不过是一种对卑贱出身（humble origin）的建构。

本书并不是对民族建立、国家形成或民族起源问题的另一项研究。它也不是一部从前现代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政治或经济史。它是一部国家感认同的历史：是什么形成了泰国国家感？对于它的认同又是如何被创造的？

对象和方法

我在本书中对于暹罗、暹罗人、泰国、泰国人等词汇的使用遵循一个简单的标准：暹罗和暹罗人用以指称在1939年国家名称变更之前的国家和民众，泰国和泰国人则用于1939年以后的语境。

想象空间的描述：古代地图

在对各种本土地图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对想象空间的叙述和关于物质空间的地图之间出现了一种差别：对地点之间距离的量度。

虽然在三界和佛教地图中存在一些数值，但它们是众多世界、想象地点、对生灵的描述的象征性数字，或者是圣物的象征性数量。

它们中的一些可以用数学公式加以计算，诸如地表和其他层次的大小，或者七重山脉与海洋之间的大小和距离。

只有在关于地表某一部分的地图中，才会有关于提及的一些地方之间时间—距离的细节。在战略地图中，用旅行时间来定义的距离被用两个地方之间的线条以及紧挨线条的少量词汇加以标注

距离是由人类的经验来衡量的，或许也是用旅行时间来计算的。

西部边疆中的西方边界

很明显，英国方面所理解的“边界”与暹罗所理解的类似但并不相同。对于暹罗朝廷而言，很难想象为何边界问题会这么重要；它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对于曼谷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因此，在暹罗所准备的条约草案中根本没有划定边界的内容，尽管其中有关于哪些地方属于暹罗、哪些地方属于英国当局的声明；这表明，对于暹罗来说，就算没有英国式的边界，划分也足够清楚了。

地图对“我们”空间的塑造

基于新的地理学意识，曼谷在管理每一个重新划分的省份时引进了两项必备的措施，即绘制地图和户口登记。

地缘机体的出现：制图的胜利

暹罗被定了界，其地缘机体产生了。制图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暹罗——这是一个新的整体，其地缘机体在之前从未存在过。

暹罗地缘机体出现的另一面是帝国主义者对“他者”空间的塑造。通过外交和军事征服，它们确定了自己的殖民地的统治范围，从而将暹罗统治空间的界线加以限定。暹罗周边的他者也在相同的过程中被具体化和限定。将暹罗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语言、文化或者宗教，因为一些之前的“外国”朝贡国也曾是暹罗统治范围的一部分。暹罗其实是直接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空间。暹罗就是在这中间的那部分空间。这是暹罗地缘机体的一种被动认同。

历史地图集

假如在任何领土沦丧之前的整个疆域是一种逻辑推论的话，那么，领土沦丧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逻辑推论，深感痛苦的精英将其强加给普通民众，目的是为了唤起情感共鸣。

首先，一个在过去从未存在过的地缘机体被历史设想变为现实；其次，痛苦被一幅地图视觉化。如今，痛苦是具体的、可以衡量的，而且很容易传播。

根据这些历史地图，地缘机体并不是一种现代创造。这些地图并不认为泰国国家感只是在最近的过去才形成，是古老暹罗与欧洲力量之间交流的结果。

同样，这些地图也排除了现代暹罗是断裂性而不是连续性的结果的观念。断裂时刻被制服了，而且变得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