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香港》

• 缘起香港，黄心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读完：2025-08，评分：8/10

短评

在香港书展上买的书。属于张爱玲研究中比较新的成果。主要说的是几次香港生活的经历如何影响并激发了张爱玲的写作。前四章比较有意思，讲的是在港大的经历、在港大的历史老师、中文老师和喜欢的作家。后边的内容比较松散，日本、《红楼梦》、影视改编，硬凹上了一点与香港的联系。主要的新史料一个是百年诞辰时曝光的张自1955年至1995年间，与宋淇、宋邝文美夫妻超过700封的往来书信，一个是香港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里张求学期间的档案记录。

其中第二章和第四章对历史老师朗佛士和作家本森的挖掘值得一看，用作者的话说，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出一些差点被湮灭的人。

虽然张爱玲还没读过多少，但对她在香港的历史却已了解好多，属于一种逆向输入。

笔记

小序

毛姆笔下的东方故事，背景都是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如香港、马来西亚和南太平洋的岛屿。当我第一次阅读《第一炉香》的时候，一开始就想到毛姆写的以亚热带太平洋岛屿为背景的小说，例如《雨》。

这位英国作家也到过香港，还写过一本长篇小说《面纱》，第一章的背景就在香港山顶，一对男女在偷情，笔端极尽挖苦之能事。最近改编的电影版本中香港不见了，地点改成上海。如果从今日的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张爱玲喜欢毛姆当然大逆不道。其实张爱玲早已把香港定了位，它不仅是一个殖民地，而且更是一个异国风味十足的“杂种”岛屿。

一 溯源：张爱玲的香港大学

1977年6月，住在南加州的张爱玲给远在香港的挚友宋淇、宋邝文美夫妇写信，信中有这样一段：“前两天在附近那条街上走，地下又有紫色落花了，大树梢头偶然飘来一丝淡香，夏意很浓，每年夏天我都想起一九三九刚到香港山上的时候，这天简直就是那时候在炎阳下山道上走着，中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片空白，十分轻快。”

1939年夏天的张爱玲刚从中学毕业，因为欧洲的战事无法去伦敦上学，转到香港大学文学院。八月注册，住进了港大后山宝珊道上的圣母堂宿舍，每日到校园的本部大楼上课或图书馆看书，都要从长长的蜿蜒的山道上下来，而回宿舍，则要爬上一个高高的坡，每一回都有要登顶的感觉。

假如说《私语》是她书写童年经验的一个浓密的开端，那《烬余录》可看作是她梳理香港经验的一个索引，之后不断重写、转写、扩写，每一次的叙述再生，都可以追溯到最初写下的那些“切身的、剧烈的影响”。

1939年3月，法国修院学校正式把宿舍捐给港大。张爱玲和其他第一批港大女生秋季入住时，曾经的私人宅邸已改建成宿舍，房前是一个花园房，后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园子，用篱笆圈起，校舍取名圣母堂。

重读《烬余录》和《茉莉香片》，依稀可以看到张爱玲、炎樱、聂传庆、言丹朱等在这蔓延交错的山路上穿行。

现实中的张爱玲大概也是听从了校方的安排，从圣母堂撤离后就搬进了梅堂暂住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离港返沪。

张爱玲在王国栋主持的临时医院做救护是停战后的事，港战期间她驻扎在般咸道上的冯平山图书馆内做防空员，按她自己的说法：“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

“高度的压力”和“极度的孤独”，对于奠定盛九莉这个女主人公的性格自然重要，对于作家张爱玲走上写作这条路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直面战争的惨烈经验，就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张爱玲。

二 寻找佛朗士：张爱玲的历史课

对张爱玲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历史老师佛朗士。这个不拘一格的英国绅士到了长篇小说《小团圆》中化身为安竹斯教授，办公室里藏有大本大本的纽约客和订本，让年轻的女生久力有点惊异，英国人看美国杂志。

另一种说法是，佛朗士是被埋伏在周围的日本神枪手远距离射杀的，这位“练武功”的历史学者来不及书写他的中西关系史，就被历史淹没了。黄麻角道上的赤柱军人坟场里埋葬着港战中死亡的六百九十一名英国将士，其中就有佛朗士的墓。坟场边上的圣士提反书院港战时被征为守军的伤兵医院，日军入侵后则成为囚禁外籍侨民的集中营，营中死去的人最后也葬在赤柱坟场，比如佛朗士的老朋友和邻居贝尔福，两个老友最后被葬在同一个墓地。

短篇散文有长篇叙述无法抵挡的势头，《烬余录》把一个小小人物放置在汹涌的大背景上，我们反复阅读，读进去了，就打开了一扇通向深层历史的窗户。小散文里有大历史，而大历史又淹没了多多少少个佛朗士。从张爱玲出发，我们不会走向宏伟壮阔，而是更多的靠近了历史的隐晦之处。

三 我是落华生：张爱玲的中文课

许地山1927年回到燕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35年接受香港大学的聘请南下香江。任改组后的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他居港六年后突然离世，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从此长眠于斜山面水的港岛山坡上，墓碑上写着“香港大学教授许公地山之墓”。

追悼会特刊里收集了众多文史名家的悼词，其中端木蕻良的挽句将许多经典作品和名字镶嵌在一起，别具一格：“未取落花生大地，徒教灵雨洒空山”。

我在许地山留下的散稿短篇中还有不少惊喜的发现，其中包括他对于音乐的研究，散稿里有他谱的曲，也有关于古代乐律的笔记。而通音律、会谱曲、善弹奏的许教授在云风云突变的时代大背景中，却发现了音乐的一种崭新的功用。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大会战，一时成为全球战事的一个核心战场。歌咏成为抗战动员的一个普及甚广的大众文艺形式。当年的武汉是歌声中的武汉，战火的灼烧在遥远的香港也能感到，武汉的歌声也因此影响到了香港。

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的前身是她用英文写就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其中图文并制的手稿风格发挥自如，浑然天成，这样的手稿风格与他老师许地山如出一辙。

许地山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出现在张爱玲的文字里则是披着虚构的面纱，这里无法避开的重要文本是张爱玲最初发表于1943年7月的短篇小说《茉莉香片》，小说中的言子夜教授的原型即许地山，这一点是广大张爱玲研究者和读者的一个共识。子夜即“午”夜，“言”和“午”就组成了“许”，穿长衫、学富五车的中国文史教授，在张爱玲的大学生涯中不可能有别人。

四 与斯黛拉·本森同游：张爱玲的英文课

本森嫁了一个姓安德森的人，而这个安德森有两个在美国学界鼎鼎大名的儿子，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昆明，日后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影响深远，弟弟佩里·安德森则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移植的多比》是本森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香港殖民地阅读文化的长长的书单里有不少当代的女作家，为什么张爱玲偏偏选出斯黛拉·本森为她比较喜欢的，这要从本森在同时代作家中的定位说起。“比较”是个关键词，它的背后是一个范围，一块领域，一整套的文本参照系统，对张爱玲影响最大的英语作家在当年基本上都被划分到“中等趣味”的作家行列中。所谓“中等”是一块灰色的界限模糊的领域，介于精英的“高等趣味”和通俗的“低等趣味”之间。这个概念的诞生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文学阅读市场的扩大有关，一大批现代作家涌现出来，比前几个世纪的作家都更加有市场意识。在批评家眼里，“中等趣味”的文学是对大众口味的妥协，降低了文学的门槛，冲淡了文学的思想意识，也牺牲了真正的艺术价值，“中等趣味”因而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张爱玲的阅读时代，大批“中等趣味”的英语文学作品是在帝国意识形态的架构里得到普及和传播的，与各殖民地的阅读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休戚相关。

影响了张爱玲一生的毛姆即是“帝国秩序下的中等趣味”的代名词，毛姆对中国向往已久，第一次到中国是1919年8月，他和同性恋人杰拉德·哈克斯顿一起从利物浦坐上跨越大西洋的轮船，先到了纽约，然后坐火车穿越美洲大陆，在三藩市登上跨越太平洋的邮轮，先到了香港。香港是第一站，然后北上到了上海和北京，还到了奉天（即今天的沈阳）。毛姆的中国之行成就了三部著作巨作《苏伊士以东》，长篇小说《面纱》以及短篇素描集《在中国的屏风上》。

五 东洋摩登：张爱玲与日本

她第一次到日本，即1952年的十一月，是深秋入冬的萧瑟景象。关于这一段经历，我们知道的只有个大概，张爱玲1952年七月从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经罗湖关卡出境进入香港。她八月回港大注册，随后搬进新落成的女生宿舍何东夫人纪念堂，照原来的说法是要在港大完成因为战争被打断的学业。

至于张爱玲的日语记忆，我们知道她是在1961年的秋天回到香港小住前先到了一趟台湾，在那里她听到了山地人说的日语，并在大小城镇看到了诸多日据时代留下的痕迹。她在80年代写的游记《重返边城》中回忆这一段旅程，提到那些会日语的山地人一有日本电影放映的时候就会到城里来看。在乡下坐长途汽车时，乘客许多说着日语，他们的年轻人还会说日文的多的使人诧异。

将一个日常物件转化成别样用途的物件，如果说是夸张的话，那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夸张，是充满了戏剧感甚至是喜剧感的夸张。衣服随身携带的袖珍戏剧，穿衣者全神贯注、自我陶醉、穿出另类风格，这就是“坎普”的定义，指涉的是一种从日常走向偏锋的文化。苏珊·桑塔格在发表于1964年的《坎普笔记》中，为这种夸张而高度戏剧化的美学品味正名。她给出的定义十分宽泛，西方歌剧里的那些炫耀性的动作和装扮装饰性的颤音是“坎普”，Tiffany公司那些新艺术风格的灯饰也是“坎普”，奥斯卡·王尔德颓靡、奢华的唯美主义则更是“坎普”。桑塔格说“坎普”指涉的是与“严肃”的一种全新的、更复杂的关系。一个人可以严肃的对待轻浮，也可以轻浮的对待严肃。这样看来张爱玲在纳凉会上穿的那件“陈丝如烂草”，原来是东洋摩登背景下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轻浮实践了。

张爱玲对日本和歌的偏爱也延伸到她对日本浮世绘人物画的特殊兴趣上，在文集《流言》中有几篇像是文物清单一样的作品，比如《谈跳舞》和《忘不了的画》，处处可见日本文化的痕迹，简直可以读作张爱玲彼时接触日本文字和影像的一个目录。

（东宝的舞曲《狮与蝶》）这个小壶小兵的意象，重复出现在张爱玲其他漫谈日本事物的文字间。在她所认知的日式物质文化体系中，在随性的评论及片面的观察之下，张爱玲有意无意地预见了战后在美国占领的阴影下才出现的对日本文化的一种袖珍化、阴柔化、幼童化的诠释。

六 隔世看红楼：文字家园与离散叙述

回到上海，开始写作，《红楼梦》的烙印处处都是。香港传奇第一篇《第一炉香》中的睨儿和睇睇，不仅样貌是“《红楼梦》时代的丫鬟的打扮”，说起话来也是活脱脱的平儿和金钏儿再世。

其实“流言”一词的含义伸展性极大，猛然一看让人联想到苏轼所云“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说的是行文格式及风格。更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墓碑上的几句：“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诉说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脆弱。

《烬余录》中的第一段开宗名义写的就是隔世体验：“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

七 改编张爱玲：银幕上的香港传奇

《倾城之恋》改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其他作品的改编机会。

其实张爱玲的电影是不能拍的，张爱玲的小说是不能拍的，那是一个陷阱。
——侯孝贤

张爱玲的成功之处是利用了“聪明人”的自我优越感来筑起一道令她永远保有神话地位的护城墙，创作人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张爱玲，是千千万万的张爱玲们。
——林奕华

八 汇流世界的张爱玲

写作《烬余录》的张爱玲，不过二十三岁。之后的岁月里，她写过很多尖锐的吃，胡适说她的《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精准极了。

权威性的《诺顿世界文学读本》二十年前出版的时候只有四百页，扩展到现在第四版三大厚本的六千多页，张爱玲在其中终于占了一席位置，新的版本里收入了金凯筠翻译的《封锁》。

我学生时代的香港，自从港战后回上海，废学十年，那年再回去，倒还没怎么改变，不过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高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点“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没看它一眼，时间的重量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只觉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树还有点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个个都是暗绿的池中暗绿的喷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咝咝哗哗地上升，在那一刹那间已经把我抛下很远，缩小了而清晰异常，倒看的望远镜中人，远远的站在地下。没等这画面成形，我早已转身走开了。
——《重访边城》张爱玲

忽然空中飘来一缕屎臭，在黑暗中特别浓烈。不是倒马桶，没有刷马桶的声音。晚上也不是倒马桶的时候。也不是有人在街上大便，露天较空旷，不会这样热呼呼的。那难道是店堂楼上住家的一掀开马桶盖，就有这么臭？是真还是马可孛罗的世界，色香味俱全。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看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牵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我跟香港诀别了。
——《重访边城》张爱玲

“诀别”二字赫然写在收尾。这样的最后一瞥，其尖锐和酷烈程度一如在“青紫的尸首”边吃着“滚油煎的萝卜饼”。这样写香港，其实是触及了记忆深处最最隐秘的东西，如此难言的甚至是不可道的经验，她倔强的写了出来。最后那个微笑只是嘴角抽动一下，却半路僵住，僵在难言的苦楚中，或许是一种她别处说过的“骇笑”。用怪异的半途微笑代替了所有的不可言，用酷烈的感官冲击掩盖了灵魂深处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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