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吹拂的土地》

• 季风吹拂的土地，迈克尔·⽡提裘提斯，上海人民出版社，读完：2026-01，评分：7/10

短评

作者是记者，写的像超长篇的BBC评论节目，自己说本书探讨了很多问题，但基本都没给出解释。跟大部分西方左派媒体人类似，对民主存在强烈迷思，因而对在东南亚的多数失败实践有扼腕之情，但理论深度的缺乏导致部分主观论断让人啼笑皆非（比如对缅甸评价高于新加坡，至少尝试了民主改革）。

副标题更适合描述本书主要内容：现代东南亚的碎裂与重生——名字蕴含了东南亚几百年来宿命般的历史。从写就到现在即使仅过了十年，情势也已像新闻刷新到无法再看（感谢微信读书补足了很多历史事件后续的走向），再次印证了这种宿命。不过研究东南亚，在历史事实以外若不考虑其本身的地理状况、海洋秩序中的贸易通道、被几大文明挤压的过渡空间、被多方殖民的历史、多种族多宗教群居等复杂背景，很难拨开云雾。

这本书可取之处是有不少非常近视角的描述，因身份原因，作者曾近距离接触过不少国家的高层和文化名人，补充了不少独特的历史细节。

笔记

序言

本书将不断回溯东南亚现代史上影响社会甚巨与阻碍政治进展的冲突起点：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1970年代初菲律宾的戒严时期，以及同一时期泰国当局对抗议学生的武力镇压，当然还包括1975年之后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发起的种族大屠杀。

书中不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多元性和多种族所受的威胁。

PART I 第一部 权力

东南亚境内的所有殖民贻害之中，没有一个比英国人创立、再经荷兰人仿效的印度尼西亚劳动力种族化制度，更具挑拨性与破坏性。这项制度有效率得残忍，专注于如何控制劳力成本，同时避免当地人民掌权；答案是，从他国输入劳动人口，依照种族来判定专业能力与地位阶层，并加以控制，以便限制社会垂直与水平流动的程度。

我到当时独立已近半世纪的马来西亚时，那里的马来族知识分子依然对中国人怀抱恐惧与憎恨。

虔诚奉行教规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被当成界限的标记。如同我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对于维系东南亚社会的包容与多样性的长期危害，快速取代了身份认同上的短期进展。

第二章 季风吹拂的土地

日本占领缅甸期间，一场由学运人士昂山（Aung San）(3)率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声势如日中天，迫使英国同意缅甸独立。然而，1947年的内阁会议上，昂山遭到枪杀，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某些未经伦敦高层许可而自作主张的英国军官政敌所策动的阴谋。

1941年日本侵略泰国时，泰国利用托词同时阻挡了同盟国与轴心国势力；日本对美国宣战的要求，由于泰国驻美大使拒绝转达而从未如愿。因此，英国在日本战败后要占领泰国时，美国政府出面捍卫泰国主权。

眼见中国与苏联支持印度支那及马来亚地区的人民革命，西方担忧将再一次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几乎确定受到西方情报单位怂恿而挑战苏加诺的军方势力，在这个时期益趋不安，想出一个干预政治的理由：“双重功能”（Dual Function）。关于因此产生的极度贫穷与社会紧张的僵局，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Koch）的小说《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有透彻的描述。

随后抵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动，导致最终夺走近五十万条人命的狂乱屠杀，确切死亡人数不明，幕后主使者至今尚未水落石出。

就在菲律宾共和国宣布成立之际，1898年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爆发，美国从西班牙手中买下菲律宾。美国脱离英国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就毫不迟疑地买下一处新殖民地，并且摧毁了羽翼初丰的菲律宾共和国，为当代美-菲之间长久敏感且矛盾的关系埋下了种子。

本书探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此大量的资本与产值，为何始终无法促进社会或经济平等、正义与自由。

第三章 神圣国王与邪恶王侯

占印度尼西亚人口大多数的爪哇人，有将近一亿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于主流的印度尼西亚语，属于精致文化，深受阶层分明、重视心灵的8世纪左右传来的印度教与佛教影响。

爪哇王权的悖论令人困惑：一方面，现代君主扮演着百万人民城市的统治者，并提倡现代民主政体；另一方面却被视为能与古代南海女神（Nyai Roro Kidul）心灵相通而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传统君王

现代国家体制受到冷战期间西方奋力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支持，促进并重振了传统形式的王权统治。

第四章 大象与长草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94年向《外交事务》季刊（Foreign Affairs）表示：“在东方，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好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存在于有秩序的状态，而不是充满争执与混乱的自然状态。”我在这里看见了对神圣王权传统模式（包含严谨、不带批判的忠诚）的调整，以作为象征性且通常自视良好的政绩的回报，而不是迈向更加开放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的趋势。

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有的权力与政府模式符合欧洲殖民者的需求，因此受到殖民行政官的维护与改制。他们发现，既有统治者的正统性与社会的严格分化（譬如平民与贵族间的区别），是实用与有效的治理手段。

所有捕捉到现代民族主义渐起的东南亚作品之中，或许就属普拉姆迪亚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This Earth of Mankind）最为重要。其中两本为普拉姆迪亚在1960年代中期以政治犯身份待在偏远的布鲁岛（Buru Island）时口述而成，书中追溯出身贵族的爪哇青年明克（Minke）政治意识觉醒的过程。

普拉姆迪亚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典型印度尼西亚文化大师或文化学者（budayawan），他不会发表自以为是或空泛概括的意见。

在所有爪哇文化的转译者当中，普拉姆迪亚是唯一脚踏实地的人。他有点像顽固守旧的左派分子与隐蔽的革命者，而在2003年出席香港文学节时，他被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时代的旧识们簇拥着，其中大多是流亡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他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于五星级饭店举办的午餐会上，向与会的银行家与股票经纪人发表演讲，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

我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家。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仗着犯罪免责为所欲为。这让身为印度尼西亚人的我，想起了令人痛苦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与1950年代，因为美国协助击败了他们认为是共产分子的苏加诺总统。这是场悲剧，因为从那之后，印度尼西亚一直没有出现真正的国家领袖。

第五章 不再追忆过去

在生命价值取决于加害者之权力的国家里，谋杀不值得严加惩罚。旅居东南亚期间，我一直无法理解弱势者在偶然且人人避而不谈的情况下丧命的现象。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有人犯下夺走人命的暴力犯罪，当权者或权贵人士竟能完全无视所有形式的正义，并且毫不予以惩罚。

经常有人说，教人接受自身命运的佛法教义使人们变得消极，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但是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另一个因素是，人们盲目服从萌生自印度教种姓制度遗风的权力。

普拉姆迪亚最不知名的作品，也许就属他晚年书写的关于修建贯通爪哇东西岸的大驿路（Great Post Road）的文章。这条超过1000公里长的道路，在19世纪早期兴建时，牺牲了大约1.2万名无薪工人的生命。普拉姆迪亚去世两年前的某天，我去拜访他，他给了我这篇文章的复本。
“读读这篇文章，”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

一般认为，知识分子倾向支持共产主义，这也表示其中有许多受害者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某些地区的人只是戴着眼镜，就遭到残杀。

每一年，为了纪念九三〇事件，苏哈托政权的“新秩序”（New Order）政策巧妙渲染那个命运性夜晚发生的事件，将遭到谋杀的将军塑造成英雄，指称谋反的共产分子为残酷杀手，对那之后的屠杀事件保持沉默。

我们在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深刻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中所看到的，那些在1960年代中期展开屠杀的人们以展现杀戮本领为乐。

1965年的爪哇社会由人数比例较为平衡的基督教与伊斯兰群体所组成；共产党获得许多基督教徒的支持（令梵蒂冈深感震惊），反共势力则在穆斯林中立稳根基。

如今有三分之二的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时代结束后才出生，埋葬历史，把过错推给实际上协助终结了红色高棉恐怖统治的越南等外在敌人，变得轻而易举。泰国的策略是让反叛者完全恢复正常生活，以及抹除暴动的记忆。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主张，所有破碎的历史都必须留在过去。“既然我们现在生活富裕，就不要谈论过去；研究历史等于回头看，现在只要在乎未来。

在一个自建国及之前数世纪以来众多人命莫名遇害的国家里，死亡毫无意义。以这个角度而言，普拉姆迪亚对其同胞的看法是对的。但更准确地说，对生命的无情漠视，才是冲突不断的历史的产物。

第六章 逐步开放

第七章 民主的假象

通常，社会与政治阶级越高，思想就越落后。在这个区域，当权者似乎把政治改革视为一种威胁。

马来西亚则在近年通过刑事起诉与不可理喻的《国内安全法》，极有效地抑制了主权在民的言论。2016年8月，政府更是通过新的《国内安全法》，让警察可以不经上级指令就合法拘留任何人，而当局也可在任何地区宣布戒严，并以对抗恐怖主义为由，暂时取消所有公民权。

为了凸显西班牙统治的不公不义，知名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在19世纪晚期写下著名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这本书带动了独立运动，也使得黎刹在1896年被处死。可悲的是，现在阅读这本小说，还会令人不禁纳闷菲律宾社会至今有何改变。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修士的压迫，已为现代庄园地主与政治氏族所取代。如同过去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富者益富，贫者恒贫。“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寡头政治，某些少数人，有钱收买任何当权成功的人。

第八章 贪腐、受贿与三角地带

PART II 第二部 冲突

东南亚有段辉煌的内斗历史：世界上一些为时最久的内战发生在被人遗忘的遥远领土上。这些小规模战争也许不会侵犯生活在现代、发达程度较高的首都市民，也不会影响外国游客与观光客，只有少数几次例外。但是，它们确实会夺走数以万计的人命。

虽然亚洲的次国家冲突只影响整体人口的少数（约7%），但这部分的人数大约有1.3亿。某些事件的暴力程度惊人：泰国南部一个人口300万的地区，十几年来的战争已造成6500人死亡与4万人受伤。

除了菲律宾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全是种族民族主义导致的冲突，亦即少数民族为了获得一定程度有意义的自治甚至独立，所发动的抗争。

在当代的缅甸、泰国与菲律宾，长久以来对抗分离主义游击部队的维安行动，在没有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有助于提升军队的威望与合理化其扮演国家守卫者角色的需求。

1970年代，菲律宾军队入侵霍洛岛，在摧毁具有历史意义的市中心的血腥战役中，试图从摩洛穆斯林反抗军手中夺回失土。从约瑟夫·康拉德驾着纵帆船，缓缓驶过苏禄海，遭遇好几群武力强大的陶苏格族（Tausug）海盗之后，这里没有太多变化。康拉德在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里，

形容陶苏格海盗是“细致讲究又野蛮原始的一群人……看来坦率大胆的男人们赤脚行走，装备齐全，悄然无声”。

第十章 信仰冲突

第十一章 出云之龙

记录中华帝国过去与他国接触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许多难以捉摸的士大夫为了避免做出可能被解读为有损帝王与国格的决定，所采取的阴谋与拖延策略。面子就是一切。

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

第十二章 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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