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

•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上海人民出版社，读完：2025-12，评分：9/10

短评

202年收关最后一本。确实也是最后一天读完的，读到凌晨两点，太完美了！

原以为只是个人琐碎的回忆录，结果夹带了各种“私货”：它是个体问题意识的探微，是他一生著作的导读，是民族主义探索的书单，是东南亚近现代史的概略，是美国亚洲研究的演变，是比较及跨学科爱好者的宝典，是调和民族和全球化的尝试，是各种主义抢占真空后心灵安放的通路，是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的宣言！

笔记

序

这本经历相当曲折的小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翻译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者说忘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相关的危险。

第一章 移动的青春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结识了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物，她既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极具天赋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游记。为了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她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伦敦休假期间结了婚，决定要驾车穿越美国度蜜月。父亲特别着迷于美国的历史。他们从那里坐船去了中国，这一次轮到斯特拉着迷了。
1933年，斯特拉在中国去世，年仅41岁，父亲伤心欲绝。然而，1935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我母亲，娶了她，带着她一起回到了中国。

虽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毫无联系，分属截然不同的语系，但二者长期以来都对终身生活在半个椰壳——在这些国家通常被用作碗——下面的青蛙，有一种宿命论的印象。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在这里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偏爱使用“暹罗”而不是“泰国”​。这个国家的传统名字始终是暹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语中）我们说“Siamese twins”​（暹罗双胞胎，即连体婴）和“Siamese cats”​（暹罗猫）​。1930年代末，民族主义的军事独裁者陆军元帅銮披汶·颂堪（Plaek Phibunsongkhram）将国名改为“泰国”​。​“二战”结束之后，平民曾短暂地重掌政权，恢复了国名“暹罗”​。1947年，军方再次抢班夺权，在随后的25年（冷战）中大权在握。这一次“泰国”被彻底体制化了。

关于国名的争论仍在继续。​“泰国”的批评者多为自由主义者和温和左派，他们不喜欢国土与“泰人”​（Thai）的关联，因为泰人仅仅是全国五十多个族群中的一个而已，虽然是占支配地位的一个。他们认为这个国名会煽动对于少数族群的狭隘和压制的态度，尤其是对最南部的马来穆斯林。那些不喜欢“暹罗”的人则坚称暹罗完全等同于前现代、不民主、封建时代。我认同前面一种批评者的情绪，因此把“暹罗”用作这个国家的名字，约定俗成的组织名称除外。

第二章 区域研究

学科重点也发生了一大变化，反映了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对文学和艺术的真正兴趣则难得一见。

第二个主要失衡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它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是“东南亚”这一概念本身，暗示了一种专属集体性。但事实是集体性难寻。八个彼此不同、国土面积不小的国家，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道教；16世纪被西班牙人殖民，17世纪被荷兰人殖民，19世纪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殖民，到了20世纪被美国人殖民，同时暹罗还被英国人半殖民；重要文献见诸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比如缅甸语、孟语、泰语、高棉语、越南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爪哇语、古爪哇语、梵语、阿拉伯语和多种其他语言。这与东亚、南亚形成了巨大反差：东亚仅仅包括三个国家，它们在道德秩序、宗教观念和文学流派等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南亚由四个国家组成，它们有着长期的——即使有时是怀有敌意的——宗教、经济和传统文学的关联，但全都是被同一宗主国殖民的。

倘若体制性的“东南亚”概念不存在，越南很可能就因为它与中国上千年的联系而被列入东亚研究之中，而东南亚西部的其他地区大多很可能与南亚有联系，因为其本土的文化基础（通过梵语和巴利语）深受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影响。菲律宾则很可能隶属于拉美研究。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了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1974年到1986年间主要研究泰国，1988年至今研究菲律宾。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

但在同一时期，唯独东南亚见证了强大的、通常以武力来维持的地方性共产党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快速崛起。毋庸置疑，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短暂但关键的“日据时期”​。日本人并不仅仅摧毁了这个地区的所有殖民地政权，羞辱和囚禁“白人”殖民地居民，鼓励对亚洲的认同，他们还因为自身的理由，对当地民众进行战争动员，训练和武装本土后备军队，极大地毁灭了战前经济。日本人的军事暴行和经济勒索渐渐让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日本采取了敌对态度，转向了左翼。

第三章 田野工作

第二人和第三人是两位年轻的兄弟，本尼（Benny）和尤迪（Yudi）​，我把他们作为养子带到了美国，让他们完成了中学后期和大学的教育。他们是我自学生时代以来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

这五位男性教了我很多，同时也给予了我友谊、父性心理和政治团结。因为他们，在我被驱逐的27年时间里，我得以继续某种有益的印度尼西亚田野工作。在此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对一个学者而言，没有什么能胜过享有这种深刻而持久的情感，它们通常比孤独的图书馆研究有价值得多。

第四章 比较的框架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人是一个务实、注重实效的民族，天生不热衷于宏大理论。回顾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上个世纪的“伟大理论家”​，就会一目了然，无论是哲学（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列维纳斯等等）​、历史（布洛赫、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李约瑟、欧立德）​、社会学（莫斯卡、帕累托、韦伯、齐美尔、迈克尔·曼）​、人类学（莫斯、列维-斯特劳斯、路易·迪蒙、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还是文学研究（巴赫金、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等等）​，所有这些奠基性人物都是欧洲人。重要的美国例外是引发了语言学研究革命的诺姆·乔姆斯基，或许在一个更低的程度上，还有经济学领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过凯恩斯可能影响更为长久。

阿孟古拉二世是17世纪末一位不算成功的爪哇君主，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当索权者与侍臣们围在他的灵床前时，其中有位普戈王子（Prince Puger）注意到死去的国王的阴茎是勃起的，阴茎顶部有一滴发光的液体。他冲上去喝掉了它，阴茎萎了下去。记录者补充到，这表明“tédja”​，即王位的神奇之光已经传到这位王子身上，他成为了阿孟古拉三世（Amangkurat III）​。

庆幸的是，我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帮助，他把“克里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引入到了现代社会学中，虽然他在清楚而系统地解释它这方面困难重重。希特勒、里根、毛泽东、伊娃·贝隆、戴高乐、苏加诺、甘地、菲德尔·卡斯特罗、列宁和霍梅尼：什么理性支撑了他们对人们想象力的掌控？即使在自认为完全现代的文化里，是否存在关于“权力”​（mana, tédja）的旧式思考的土壤？

从1974年，我开始从头至尾地阅读《新左翼评论》​，在此过程中深受教育。在这里我接触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它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想象的共同体》的读者可以立即识别出这一点。

吉姆（詹姆斯·西格尔的昵称）和我曾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工作，他在亚齐（Atjeh）​，我在爪哇。1964年的春天，我们在苏门答腊北部的一个城市棉兰（Medan）初次见面，很快就成了朋友。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是以《上帝的绳子》​（The Rope of God）为题出版的，不同于前人撰写的任何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

《想象的共同体》建构在一个比《不列颠的分裂》更广泛的论战框架内。第一个攻击目标是我在假设中看到的欧洲中心主义，即假设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然后在被模仿中播散到了世界其他各地。 第二个目标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多年之后，事实上是在我终于退休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这种比较的根本缺陷：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用作分析的基本单位致命地忽视了一个显然的事实，即实际上，这些单位是被“全球”政治思想潮流联系和贯穿起来的，比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庞大的宗教网络、经济和技术力量。我也不得不严肃对待这一现实，即很少有人是“单一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他们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他们也可能被这些吸引注意力：好莱坞电影、新自由主义、对日本漫画的兴趣、人权、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时尚、科学、无政府主义、后殖民性、​“民主”​、原住民运动、聊天室、占星术、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之类的超民族语言等等。我对这一严重缺陷的认识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我的《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2005）不但聚焦于19世纪末的全球无政府主义，而且聚焦于全球交流方式，尤其是电报和轮船。

因为我的框架如今已经变了，所以比较的风格也就变了。虽然《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和《想象的共同体》是差别很大的作品，但它们都有一种强烈的纵向推力。在前者中，读者将穿越三个世纪的爪哇历史，而后者则将读者从15世纪印刷资本主义的发明带到20世纪中叶的反殖民运动。在《三面旗帜下》里，支配性的推动力是横向的。基本的时间框架不是以世纪而是以十年为标识的，仅仅包括1861年和1901年之间的四个十年。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瓦尔特·本雅明所谓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里，诸如无政府主义与先锋写作等政治和文学发展是如何明显相关的，包括在巴西、古巴、英国、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南非、日本、中国、大洋洲和菲律宾。

第五章 跨学科

19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这种情况迅速发生变化。就像一切帝国那样，美帝需要敌人。“危险的民族主义”（当然不包括美国的民族主义）浮现出来填补了因“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所留下的真空。

我清晰地记得曾接到过苏联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凯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一位高官的发疯似的电话。他恳请我飞过去给他的研究所做个讲座。当我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因为我对苏联或者俄罗斯知之甚少——他让我大为吃惊地说道：“苏联研究完蛋了，不再有钱进来了，我们的学生无法找到工作。现在苏联的一切都涉及民族主义，这里研究过民族主义的人几乎没有。你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人之一。”我没有去。

催生《想象的共同体》的研究就是始于我问自己问题却没有答案的时候。

我着手研究的时候仅仅相信两个必然。首先，部分答案必然在于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太多注意印刷资本主义，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等优秀学者虽然给予了印刷很多关注，但给予资本主义的却不多。所以呢？第二，另一部分答案必然牵涉抛弃民族主义源自古老的族群这一标准的欧洲观念，因为这既不能解释美洲的早期民族主义，也不能解释后来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我一直喜欢瓦尔特·本雅明高深莫测的《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尤其是他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这一难懂的概念。但我根本没有想过使用它，直到（又是）吉姆送给我一本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最让人着迷的是那些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章节，它们揭示了一种完全异于现代世界的时间概念。这本书后来把我引向了最重要的法国中世纪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再后来又把我引向了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那本讨论时间与时钟的彼时新作。

第六章 退休与解放

大约是在我半退休的时候，高质量的亚洲电影开始惊人崛起，从伊朗到韩国，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和暹罗，以及以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为中心的著名的台湾三人组。没有人能比年轻的泰国天才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更让我感兴趣，他凭借《祝福》（Blissfully Yours）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三年内两次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

在很多次错误的探寻之后，我最终发现Tjamboek Berdoeri就是桂泰青（Kwee Thiam Tjing）。在荷兰殖民政权的最后二十年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华裔印度尼西亚记者和专栏作家。在一些华裔印度尼西亚朋友的额外帮助之下，我们两个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这本书，补充了大量脚注，以方便没有殖民时代经验的现代读者阅读

第一个因素即《火焰和灰烬中的印度尼西亚》是用一种非凡的语言组合写作的。虽然其基本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但一些部分是用东爪哇地区爪哇人使用的汉语方言写作的，书中有很多巧妙模仿殖民地荷兰语和闽南话的短语，还有少量英语甚至日语词汇闪现。桂从未使用的一种语言是汉语官话。他以不认识汉字这一事实为荣，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爱国者。

197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后来曾数度前往参观的一座大型的、非常奇怪的佛教寺院，在曼谷以西大约驾车两小时可达的地方。在寺庙内部，寺院住持修建了伊斯兰教的标志、日本道教和大乘佛教的标志、印度教的标志，甚至有带基督教暗示的标志——但暹罗小乘佛教的标志在最上面。

跋

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它让我觉得像是留下来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钟的老爷爷。

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

在其鼎盛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两大独特的、难以估计的智识优势。第一个是它对古希腊罗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继承。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曾长期统治过今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是在非常久远的过去。但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天的埃及和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它并没有统治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东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任何欧洲国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称独自继承这个非同寻常的政体，基督教的多个教派无不如此。罗马帝国是无法被民族主义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许还有印度，在这些国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

更幸运的是，古希腊罗马非凡的哲学和文学硕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写员的福，而且多亏了拜占庭统治时期说希腊语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写员。

这种继承为“欧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智识入口，而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与基督教欧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隶制度、怀疑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性道德、以法制基础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进入这些世界取决于对两门语言的把握，这两门语言出于不同的原因既困难又不相容。

古希腊语不但有它自己的拼写系统，而且大量借用了当时被用于现在的中东和埃及的语言。（虽然有一种希腊语幸存到了现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数世纪的土耳其—奥斯曼统治深刻地改变了。）最高级的古拉丁语在语法和句法方面远比今天的任何一种主要欧洲语言困难和复杂。更妙的是，它渐渐变得“不通用”了。换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古拉丁语，都不属于任何欧洲国家。

古希腊罗马的遗产给欧洲的智识和文学生活带来的差异性与陌生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样，这种差异与陌生意识培养了智识好奇心，使自我相对化成为了可能。

很显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建筑、数学和地理等学科要比中世纪欧洲的那些相应学科更发达。它们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先于“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出现的产物。当中国和日本设法用“闭关政策”来阻止差异与陌生的时候，欧洲格外尊重古典时代，具有自我意识地把它选作了自身的智识遗产。

欧洲的另一大智识优势是它面积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线缺乏或者松弛，有一系列紧密相邻的中小型政治体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的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以来，欧洲进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产的技术进步，对抗与冲突加深，这反过来为各领域竞争的加剧提供了动力。战争、旅行、贸易和阅读让面积大小不等的政治体处于频繁的，经常是怀有敌意的接触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发展）。

差异与陌生被置入了由对抗和冲突造成的这种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重新发现最终结束了教会对拉丁语的垄断。这一新情势向不受教会教条约束的非神职知识分子打开了古典的大门。这些发展后来将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期提升它们对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

像这样的事情在东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亚也是不存在的。在东亚，中国和日本设定了它们的地理和文化边界，经常试图用严厉的闭关政策把“蛮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竞争的必要性。或许东南亚与欧洲最相似。

因为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从未经历过单一稳定的统治，它始终是很多中小国家之间冲突、合作、商贸和智识交流的竞技场，成为了语言/族群民族主义诞生的逻辑原点，典型表现为自下而上地反对专制的王朝政权。 然而，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不出所料地与老牌国家联姻了。 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

自从“共产主义”式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真空状态，女性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其他“主义”填充了部分空间，它们以不同但并不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荒芜和虚伪的“人权”干涉。

绝对痛苦的减少是幸事，但值得记住的是，珍珠产自痛苦之中的牡蛎，而不是有笔记本电脑的快乐牡蛎。我不确定今天的研讨会报告比起四十年前的作品是否有任何文体上的进步。

出于纯粹的好奇随意地取出同一书架上的书籍，发现最意想不到的东西。关于如何看待资料，如何评价它们，比较它们，剔除它们，享有它们，我们的训练并不正式。运气成为了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惊奇也是。

“轻易获得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我在谷歌诞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趋势的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

我开始朗诵在斯大林政权早期自杀的一位激进分子——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优美诗歌的最后一节。让我震惊的是，所有学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诵了起来：Svetit vsegda 永远照耀，Vestit vezde 到处照耀，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 直到那日月的尽头，Svetit— 照耀——I nikakih gvozdei! 不顾一切阻挠！Vot lozung moi— 这就是我和太阳的I solntsa! 口号！到结尾时我已泪眼朦胧。学生中有一些也是。他们依然是谷歌正在帮忙终结的口传文化的一部分。

但至少有一个“蓄水池”是未被染指的——保存在家中阁楼上的或者汽车行李箱里的不为人知的手书信件，它们有时候会秘密地存在数十甚至数百年。

谷歌也许无辜，但它代表了某种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语对全球的支配。

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

这种“全球化”当然也是受到抵制的，这场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确有限制我们的观点和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愈发需要精致且严肃地调合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中解放的可能性

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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