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读完：2025-10，评分：10/10
笔记
序言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 “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 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 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 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前言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异，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第一编
第一章
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
第三章
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试看它有哪些具体特点与宗教革命相似: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同样的热忱向国外传布。试想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国革命向世界展示的闻所未闻的事物中，这件事确实是最新鲜的。但我们且莫就此而止，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察这种类似的效果，是否来源于隐而不露的类似原因。
第四章
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第五章
如果撇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曾经暂时改变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第二编
第一章
认为法国地产的划分始自大革命，这是附和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土地的划分远远早于大革命。的确，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查阅一下当时拍卖土地的记录，就像我有时耐心查阅的那样，人们便会看到，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因此，地产虽然易手，地产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想象的还是少得多。根据内克尔的通常浮夸但这次准确的用语:法国当时就已经存在大量土地所有者。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
此外还有关于起源于封建制度的权利，它们曾激起我们先辈最强烈的反抗，被认为不仅违背正义，而且违反文明：什一税、不得转让的地租、终身租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它们按18世纪略为夸张的说法被称作土地奴役，所有这些在当时的英国都部分存在，有好几种直至今天尚可见到。它们并未妨碍英国农业成为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农业，而且英国人民几乎也未感到它们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激情依然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
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他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如果他不是土地 所有者，地租与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又与他有何相干？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第二章
第三章
城市不能设立入市关卡，不能征收捐税，不能抵押、出售、诉讼，不能租赁城市财产，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余部分，除非得到依据总督报告而发出的御前会议裁决。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进行。工程招标是在总督或总督代理面前进行，而且通常由国家工程师或建筑师主持工程。这一点将使那些以为在法国所见皆新的人大为吃惊。但是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远胜于这项规定所示范围；它的权力远远大于它的权利。
倘若我们从城市走到村庄，我们便会遇到不同的权力，不同的形式，但同样是依附中央。
二者命运迥异，事实上却有同一起源。
如果将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和与其相联系的真正自由的匮乏加以对比，我们就已具体而微地看出，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教区的这种民主会议能够充分表达 各种心愿，但是它和城市政府一样，无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当别人打开它的嘴时，它才能讲话；因为只有在求得总督的明确批准后，并且像人们当时所说的那样，身体力行“悉从尊愿”时，才能召集会议。即使会议意见一致，它也不能自作主张，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除非得到御前会议许可。
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第五章
现在，让我们重述一下前三章所讲的内容：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这些岂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制吗？同今天相比，其形式不大明确，其步骤不大规范，其存在更不稳定；但这是同一事物。自那时以来，没有对这座建筑增添或减少什么重要部分；只要把它周围树立起来的一切拔除掉，它就会恢复原状。
如果有人问我，旧制度的这一部分是怎样整个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我将回答，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力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凭借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第六章
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者，他们已经构成一个阶级，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这是新社会的贵族，它已经形成，生气勃勃；只待大革命为它腾出位置。
第七章
巴黎就这样终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此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历史注意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第二个事实赋予第一个事实一种崭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点。事情由来久远；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
这点到了近代愈为明显。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
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
第九章
在欧洲建立封建制度的时代，人们后来所谓的贵族，可能当时并未立刻形成种姓，贵族究其根源，是由国家中的所有首领构成，因而最初只不过是掌权阶级。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只须指出，早在中世纪，贵族已变为种姓，就是说，其特殊标志是出身。
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
第十章
几个世纪间，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自己的事务，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使他们彼此分离比使他们重归于好要困难得多。我们已为世人提供了难忘的例证。60年前，当使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
第十一章
一个人（教士）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服从于一种外来权威，而在他所居住的国度又不能有家室，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唯一一种牢固的联系可以将他维系在土地上，那就是地产。砍掉这道联系，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触动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赖教皇；他的衣食只能仰赖君主。他的唯一祖国是教会。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辨别什么对教会有益，什么对教会有害。只要教会自由昌盛，其他无关宏旨。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状态是漠不关心:基督之城的杰出成员，其他各处的平庸公民。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表现出不宽容，有时顽固地依恋他们以往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布个人自由应受保障，不靠许诺，而是要靠与人身保护法类似的法律程序。他们要求摧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指被告享有人身权利，非经法院签署法令不得逮捕。
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第十二章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尽管有极大差别，有一点却彼此相同：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
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第三编
第二章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延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
第三章
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第八章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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