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
- 过渡劳动，孙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读完：2024-11，评分：9/10
短评
今年最值得一读的人类学出版物。导论对整体内容概括很清晰，但还是通读了一遍，因为需要的不仅是结论，而是鲜活的感触。
本书从组织（平台经济）、技术（算法）、劳动生产（黏性、区隔）、性别和数字韧性（反抗）等各方面，论述促成“过渡劳动”状态的可能。
👉值得记住的点：
- 该研究没有资金资助（有点不敢相信）；
- 平台经济推动生产组织进入后福特时代，达成对劳动力的极度消耗和劳资关系更加模糊的“过渡”状态；
- 平台使用劳动者的时间，并用通过其参与改进算法。但算法升级不仅没有支付任何报酬，还在持续升级挤压劳动者。外卖系统像是一个“技术奇点”，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向未知的未来；
- 平台通过黏性的、游戏化的设计挤占骑手的碎片时间，模糊了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时间（休闲时间）；
- 反抗仍时有发生，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让骑手缺乏身份认同、丧失政治热情、沉浸在被动的玩乐中，已经较难形成同比过去的力量，只留下“碎片化的无助”。
笔记
通过分析外卖骑手的劳动实践，作者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强调外卖骑手的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就业，也不是简单的零工劳动，而是一种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状态。
这种过渡性不仅反映了骑手个体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迷茫和不确定，也揭示了平台经济对劳动者的控制方式的转变——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
序一：文/卜卫
这里不得不讨论“研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arch）。“研究的政治”指的是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资助方（经济）、专业领域发展、政府机构及其意识形态和行业内竞争等方面的影响。
孙萍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资金委托地去从事外卖骑手的研究。
作者在导论中说：“关于本书的视角，首先，我希望专注于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本书采用一种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学术概念进行阐释。在关于外卖骑手的描述中，本书希望看见关于骑手立体的生活‘构型’，这里的‘构型’不仅涉及他们的劳动状态和工作轨迹，也涉及他们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
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不稳定性”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
导论 建构过渡性
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过渡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劳动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
控制之外
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平台资本对于“劳动者”是谁变得并不在乎，它不在意为其从事劳动的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并能够按照平台的要求贡献自身的劳动力。换句话说，由谁来干这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这个工作。只要能够按照要求完成劳动，无论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都可以参与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资本方放松了对于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整体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门槛的特点，也使超大规模的零工就业成为可能。
过渡劳动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化后的猛然加速，他称其为“变革潮流的加速”。这种加速影响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生活节奏的感觉，流动、快速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托夫勒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短暂性、非永恒的意识”，它“可以穿透并感染我们的一切意识，影响着现代人与事，与人，与整个思想、艺术及价值观的关系”。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坚持认为考古学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个个象征着断裂、破碎的话语单位，“不连续、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过渡劳动”正是这样一个“断裂、破碎的话语单位”，它不是在强调一种劳动的延续性，而是在阐释它的短命性；它不是在表征一种身份的强化，而是在探究它的飘忽不定。
玛丽·L.格雷（Mary L. Gary）和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在调查“幽灵工作”（ghost work）时指出，线上零工来去自由的“开放调用设计”让人们产生了可以自主掌控命运的想法。“工人灵活地把有偿的‘幽灵工作’纳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硬把生活塞进一份固定的全职工作。”
这种以自由为名的、创业式的劳动结果是，劳动者被抛入一种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燃烧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并注入给资本，让资本发展的火苗越烧越旺。
如韩炳哲所言，“个体自由赋予资本一种主动增殖的‘自动’主体化能力”。当个体无法继续之时，他们就会想办法退出。正是这样一种过度消耗最终促成了零工劳动的“过渡性”。
借由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平台劳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更加依赖社会系统和机构，因为个体无法在没有组织的灵活中生存。这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此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成功的解放”，因为个体变得个人化，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组织和机构，因而又变得组织化和标准化起来。借由外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伦理正在受到更强的规训和管理，变得日益趋于中产化。平台经济下的灵活自由背后其实是个人对于社会组织更强烈和更深层的依赖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渡劳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依附性，个体被从传统生产业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抛在了零工经济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平台的组织化生产并随波逐流。也是因此，反抗往往变得充满不确定，特别容易被打碎、浇灭。
过渡劳动的生产与中国的平台化过程密切相关。这里的平台化，既包含劳动力监管方式的转变，也包含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转向。平台经济的出现重塑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平台劳动的组织和运营方式决定了它本身不可能同传统福特制一样，成为工人职业发展的保障机构。
用贝克的话来说：“由福利国家所支撑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瓦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层。我们日益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阶层之分的资本主义，但是它有个体化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鲍曼所阐释的“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在全球并不是同步发展的。
外卖：平台与骑手
自2018年后，已经不存在与平台具有直接劳动关系的骑手了，大部分骑手都是与中介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保障的不连续和不稳定使“干几个月就走人”成为常态。
平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面存在两类劳动者：核心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
视角与结构
关于本书的视角，首先，我希望专注于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本书采用一种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学术概念进行阐释。
其次，本书希望在个体生命整体性的观感之上，关注其劳动与生活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情境化关注“此情此景”，这对日新月异的平台化劳动来说十分重要。
最后，与所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相似，本书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用个体鲜活的生命经验连通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参与外卖骑手的田野观察时常让我困惑，为什么技术的进步没有让“劳动变得轻松愉快，反而让劳动变得更加繁重艰辛”？为什么平台经济如此精细的组织和管理没有减少参与者的劳动时间，反而让他们“黏在平台上”？为什么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收入无法留住骑手，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职业流动？
什么是外卖骑手所创造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我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
第一章 组织化与灵活性
这种感觉很像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展现的劳动意义的改变，“劳动已经失去了它在一大批于固态的现代性和沉重的资本主义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中的中心地位。劳动不再能够提供可资环绕和可资自我界定、确立自我身份和生活计划的基准”。
细化的类别
灵活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造就了中国过去十年蓬勃发展的数字化经济，而与此同时，它也正在形塑无数劳动者的“悬浮”状态。
扩张的中介
陈康抱怨自己的公司在与平台的合作中“话语权几乎为零”。作为甲方，平台的强势要求不但体现在各种考核指标上，还体现在种种不确定的市场风险中。
隐匿与转变
在外卖经济复杂多变的物流链条中，有三个节点始终非常重要，分别是平台、外包商（中介公司）和站点。在平台经济的运行逻辑下，平台是规则的制定者，外包商是规则的执行者，而站点使外卖员成为规则执行中被管理的对象。
安德里亚·布莱恩蒂（Andrea Brighenti）在他的文章中将“可见性”（visibility）看作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可见性与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它通常表现为关系、策略、场域和过程等社会结构性特点。
在平日的管理中，中介公司也尽量将自己装成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平台的合作方，劳务公司负责一个片区具体劳务规则的传达。但是很多时候，劳务公司会避免直接与骑手联系，而是依赖站长上传下达。
但与此同时，不管是与平台还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的雇佣关系，丝毫没有因为骑手依附性的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确认。外卖经济组织化和灵活性的两端都在达成，而这样的状况正是外卖经济塑造“过渡劳动”的开始。
第二章 算法与系统
本章想要阐释的核心观点是：算法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也是一种生产性的技术。换句话说，算法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对于算法的认知，需要加入更多的过程性视角，看到“人-技”互构的动态过程。
“初识”算法
根据学者尼克·西弗（Nick Seaver）的观点，在数字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算法不再仅仅是文化建构的一部分，而已然变成了文化实践本身。算法是“一个不稳定的物体，是一个借由人类参与而形成的文化实践”。
无限游戏的二重奏
在劳动研究领域，布洛维曾提出“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 out）的概念。他发现车间里的工人在枯燥、严苛的工作环境中，会自动加入相互竞争、比较的赶工氛围，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车间生产劳动中。布洛维认为，工人这样做既转移了自身的注意力，同时也形塑了一种自身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相同意，即“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
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论述“监视资本主义”时，敏锐地意识到了人的行为可以在数据化时代被作为商品出售。尼克·斯尼塞克（Nick Srnicek）将数据称为平台市场逻辑下的新能源。
系统困局
如今的外卖系统更像是一个“技术奇点”，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带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第三章 学做骑手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经阐释了“制度化个人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晚近现代性中的个人看似越来越自由，但实际上并不是无拘无束的个体，而是与各种社会结构、网络、规则、制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由的选择”
法国理论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研究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过程中发现，重复性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面向。通过重复的、平淡的日常，我们可以发现诸多不平凡的事情。
黏性劳动
平台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的一个表现是骑手日益被平台“涵化”，其平台黏性逐渐增强。“涵化理论”最早出现于传播学的电视研究领域，它旨在说明长期沉浸于暴力电视节目的青少年更加有可能出现暴力倾向。而平台对于外卖骑手的“涵化”则与此逻辑不太一致，它不以劳动的时长为主，而是通过各种客单价和送单量计算规则的设计和变革，变相减少骑手实际收入、增加骑手等待时间、诱导骑手形成送单“上瘾”的情形，从而使骑手“黏”在平台上。
哈里·布雷弗曼在探究劳动过程时提出了生产劳动下的“局部工人”这一概念。局部工人展现的是技术革新将传统的工艺生产分解为不同的工序，打破了工人对于全套工艺知识的占有和控制，从而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分割。
第四章 区隔劳动
“区隔”一词最早出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于法国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调查。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迪厄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阐释了“趣味”“品位”等文化因素和生活风格如何变成不同社会阶层划分的基础。
在本章的论述中，“区隔”更多地指向过程而非结果。我将尝试从风险区隔、时空区隔、流动区隔三个层面来阐释外卖骑手的经历如何形塑了区隔劳动。风险区隔主要代表基于个人职业身份、工作身份以及相关的劳动职责所形塑的一种差异，时空区隔重点阐释了时间和空间如何在外卖劳动中形塑阶层差异感，而流动区隔则主要从新冠疫情管理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探究阻滞流动背后的机制和原因。
风险与“不确定”
变身“个体工商户”并不是外卖平台的独创，而是当下众多外包公司组织化运营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时空的阶层感
社会学家皮特林·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曾经说过：“人类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对于时间的无休止竞争，通过各种带有目的和目标的活动展现出来。”
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的确，在平台服务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力关系越来越体现为时间层面上的分配格局，时间的商业化使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层级和分界。
当雇佣关系被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所取代时，资本的计算更胜一筹。因为按单计价并没有将劳动者“等待”的时间计算在内，而是模糊了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时间。
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曾经探讨了权力和资本在空间向度上的展现。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了空间的生产性，尤其是它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生产体制中，空间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谁拥有对空间的表征权力，以及如何来表征空间，这无疑伴随着权力的生产过程”。
第六章 数字韧性
骑手群体的反抗和罢工并不少见。虽然外卖平台下劳动者的抗争可见性日益增强，但是他们的组织性和凝聚力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有着明显减弱。
结语 从“过渡劳动”到“永久零工”？
本书尝试从组织、技术、劳动生产、性别和数字韧性的角度出发，探索最终促成过渡劳动这一状态的诸多可能。
平台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劳动的零工化和过渡性毫无疑问是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平台化的过程更像是一个媒介化的过程，它不仅带来了劳动方式、组织形态的改变，也借由技术媒介塑造了一种“平台式的劳动文化”。这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不安定与临时性成为特质，适应和顺从过渡性成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劳动者的必经之路。
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是，参与到零工劳动中的人缺乏身份认同，部分劳动者自我资本化严重，继而丧失了对于政治的热情以及对于文化、社会的关注。
“商品化市场最糟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敬畏休闲，不再尊重具有再生产能力和创造性的‘无所事事’。承担高强度工作和劳动的人发现自己的大脑和身体都被透支，下班后几乎没有精力再做其他事情，连思考都变得费劲，只能沉浸在被动的‘玩乐’中。”
流动的“投机者”
很少有人看到这样的“美好平台话语”背后其实是日渐固化的阶层流动以及被限制的职业发展。骑手积极主动形塑的流动性背后其实是普通人日益困难的阶层跃升，这正是韦伯探讨阶层问题的核心意旨——个体所处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生命机会”（life chances）。
碎片式无助
加入并不是目的，离开也不是终点。过渡劳动的“过渡性”正在延展成一种永恒的状态。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为什么留下，为什么离开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讲道，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痴迷于秩序和标准的建立。在当下的平台经济中，秩序与标准的建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参考文献
完全可以当成社会学的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