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
-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加斯帕·格里芬，上海文艺出版社，读完：2024-12，评分：9/10
短评
荷马史诗通俗导读中最值得读的一本，本书提到了大量的案例，旨在跳出程式化用语、环形结构等技术讨论，着眼于史诗真正想表达的目标，即描述更完整，更宏观的主题：关于世界、关于英勇、关于生死。
学到的重点：
- 史诗用象征性场景和物件来表现主题，推动情节，勾勒出人物的重要本质与相互关系，呈现象征意义，似乎也是戏剧的源头。
- 每个人的悲伤都因自己，但诗人赋予其合理性（如布里塞伊丝对帕特罗克洛斯的哀悼），通过象征性的场景表明人类厄运的普遍性。
- 史诗主题是（英雄的）死亡。真正的决斗都很短暂，诗人对死亡时刻的细节描写远远超过战斗过程，他也很少描述重伤而不死去的勇士。生命激烈、壮丽却转瞬即逝，是对命运的歌颂，也是与神界全然不同的特质。
- 诗人坚持让所有凡人都屈从自然规律，是对希腊智慧的表达，表达人在这世上的位置、潜力和局限（人所能到达的高度）。 通过神明与英雄的相互对比和相互作用，史诗创造并保持了这种意义。
- 神明对人的有限性和命运无常的旁观，是一种独特的看待成就和苦难的视角，既有悲剧性（文学性），又有真正的宗教性。
笔记
引言
本书有个特点或许值得一提：它甚少谈及荷马史诗创作中的“程式化用语”理论。最近四十年中，由米尔曼·帕里的工作开始，这一理论日益主导了英语世界的讨论。这一领域的大量工作，在其自身的技术层面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想，也许会有人和我一样，因它给诗作本身带来的启示之少而感到失望。
我想要讨论荷马史诗，但不想每一次都把有关史诗创作的观点表述一遍。这样的提法，也反映了我希望借此书解释并论证的观点：《伊利亚特》是一个整体，尽管大家有时也承认这点，但我认为其整体性体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在于它清晰而独特地体现了关于世界、关于英勇、关于生死的观念。
第一章 象征性场景和意味深长的物件
很明显，这并不仅仅是陈述事实；我们刚刚还看到安德洛玛刻幸福地履行妻子的职责，现在她却已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婚姻；她扔掉的头纱是成婚那日得到的，此时生动地象征着她的哀丧。
早期希腊人确实认为，焚烧死者的衣服，目的是将他们交给死者，以便在冥间穿用—同样的自然观念也令他们向死者馈赠宝剑、爱宠的犬、仆人和食物。
古代评注者常论及荷马“绘声绘色”的本领，他刻画令人难忘的视觉场景的技巧，这当然是荷马作品首先打动读者的一个特点；但这些场景却不只是生动。我们注意到，诗人利用实物实现了表达意义的效果。
同帕里斯和赫克托耳的盔甲一样，诗人在此处阐明的亦是《伊利亚特》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阿伽门农的烦恼和失败来自他的地位；他虽地位至高（拥有权杖），却并非最伟大的英雄。这样的处境是不稳定的，也导致了他与阿喀琉斯的争吵。荷马用权杖说明了这一点。
在卷十九中，阿喀琉斯拒绝在出战前进食，还试图阻止阿开亚大军进食。
但我认为，我们得参看卷二十四，才能理解此处的用意。在卷二十四，阿喀琉斯一定要普里阿摩斯与自己同食后，才把赫克托耳的遗体交还。
共同进食缔结了联系，是举世公认的结盟的象征。5吕卡昂徒费唇舌地恳求阿喀琉斯饶他性命，理由是他曾作为俘虏在后者家中吃饭；《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不肯与刻尔克共食，除非她先解救那些被变成猪形的同伴。
阿喀琉斯对客人以礼相待，与之共食，随后二人相互凝视，彼此赞叹对方的高贵与美。这给诗人提供了一个隐喻，它使阿喀琉斯在死去之前得以重回人性。禁食从某种禁忌或宗教仪式的做法，变成阿喀琉斯极度哀伤的个人表达；与年迈的普里阿摩斯一同进食，消解了英雄情绪化的自我孤立，而在此之前，似乎什么都没法终止这种孤立。
饭食的描写也是出于象征意义而非营养方面的趣味。人们在古代就曾注意到，英雄们被刻画为只吃烤牛肉，食物中最具英雄气概的；即使挨着“鱼类丰富的赫勒斯滂托斯”扎营，他们也从不会以鱼类为食。对食物的描述从未依据真实生活经验的实情，他们的意义在于赋予在场者尊荣，以及分配的公平。
我一直在强调对荷马史诗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场景，它们勾勒出人物的重要本质与相互关系；二是对物件的使用，这些物品行之有效地承载了象征性的意义。接下来我将论述，以上这些绝不仅仅是文学风格的问题，而是源自诗人看待世界本身的方式。象征性、有意义的物件和举动，是从那些原本被当作巫术、充满迷信力量的东西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有时，完全不可能将二者区分开来。
要充分领会《伊利亚特》卷十八中强有力的场景，我们就得理解这个充满各种举动和姿势的世界；它有着人人都能理解的固定程式。在尽情哀悼帕特罗克洛斯时，阿喀琉斯躺在地上；他的母亲在众姊妹—海仙女们—的陪伴下来到他身边，“伴着尖锐的哀声，她抱起儿子的头”。这正是葬礼上，领头的哀悼者抱持死者的姿势，
仍在人世的阿喀琉斯被抱持、被哀悼，好像他已不在人间。哭泣的海仙女们充当了惯常葬礼上哭丧妇女的角色，
赫克托耳在世时也曾被哀悼，诗人在这里做出了明确的表述，“赫克托耳的女眷在他家中为其哀哭，尽管他还活着；因为她们认为他不会再从战场归来”；而在卷十八中，诗人通过姿势语言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凡人的行止和意愿也受神明的干涉。
此外，迹象与征兆揭晓或暗示了未来。
大约正是在以上两种观念中，出现了命运的概念，或者说，神明“召唤”或“引领”凡人走向死亡的观念。《伊利亚特》中死去的英雄中最重要的两位，帕特罗克洛斯和赫克托耳，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诸神召我赴死”。比起其他人，史诗将他们的死描述得更为详尽，于是诸神的责任也更显而易见；这正是“宙斯的意愿”，在毁灭特洛伊的全盘谋划中，包含他们二人的死亡：这是彻头彻尾奥林波斯山的计划。
《伊利亚特》的伟大主题是英雄的生与死。而何为英雄，则展现在这二者的可怕对比中：一方面是“看见天光与日头”、“双腿充满动力”，另一方面则是死亡那冰冷而黑暗的虚空。与此一致的是，尸体及其处理方式的高度重要性，主导了史诗中整整数卷的内容—这正是死亡最为明确、最不隐晦的形式。
还有一些更深入、更隐秘的欲望。剥夺死者的坟墓，就等于抹去了关于他的记忆，令他成为仿佛从未存在过的人一样；故此，荷马中的强烈关怀是，人死后要留下坟墓，以此向后代铭志一个人的存在与意义。此外，我们通过帕特罗克洛斯的鬼魂得知，未获掩埋的死者不能跨越冥河，进入哈得斯的大门，而必须远离别的鬼魂，“永无休止地游荡”
最后，荷马式的战斗，往往让英雄间的决斗占据显著的位置，而其中未能详尽的方面，则可利用尸体来传达。
第二章 性格刻画
本章中，我希望论证三个相当普通的观点，它们将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棘手的问题，它们也将揭示出，诗人致力于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深度和含义。首先，史诗中的人物可以各有千秋；第二，人物可以有自己的打算，但并不明确表达出来；第三，人物可以是复杂的，而复杂的表现方式，在两部史诗中又大不相同。
与相恋女子分别的场景，是艰难且情绪化的，意在展现双方的真实性情。这种情景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前程远大；维吉尔的狄多，奥维德的《拟情书》，皆在此类。
以上的简短综述表明，在《奥德赛》的一些段落中，诗人明确告诉我们，应该去注意人物言行中潜在的心理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亚特》中最打动人心的例子都是女性说的话。安德洛玛刻恳求赫克托耳不要到战场上冒生命危险，她说，应该“留在城墙上，免得万一你让儿子成为孤儿，妻子成为寡妇。让战士们站在那棵无花果树旁，因为那儿的城墙最易摧毁……阿开亚人的好手已经三次在那里进攻了……”这段话引起了许多讨论，有些评论因安德洛玛刻竟然提出详细的策略建议而不满，有些评论则认为她说的不对。有一位古代评论者做出了正确的解读：“这是编出来的，目的是让丈夫远离战场；赫克托耳正是因此未作回应。”(ΣΤin 6.434)描写赫克托耳逗留特洛伊城，其目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展示英雄所面临的女性世界的诱惑
此外，《伊利亚特》中，痛恨特洛伊的两位女神从未解释她们仇恨的缘故，这点很重要（特别参考4.30 ff.和20.313 ff.）。她们因在帕里斯的裁判中落败而懊恼，但这个动机被隐藏了—而这样所达到的效果也是符合女性特质的。
“他说完这番话，引得众人都想落泪：宙斯的女儿阿尔戈斯的海伦哭了，忒勒马科斯哭了，阿特柔斯之子墨涅拉奥斯也哭了；涅斯托尔的儿子也眼含泪水，因为他想起了勇武的安提洛科斯，他被晨曦女神那出色的儿子杀死……”于是，他们为各自不同的悲哀而恸哭，裴西斯特拉托斯又向他们说起自己死去的兄长，直到大家都觉得已经哭够了
在《伊利亚特》中，我们也看到几个与此类似的场景。在卷十九中，布里塞伊丝被阿伽门农送还给阿喀琉斯，她一回来就见到了死去的帕特罗克洛斯。她在他的遗体旁悲泣；死者本该有亲族的妇女为之哀哭，但帕特罗克洛斯在特洛伊没有亲人，于是诗人让布里塞伊丝携其余被掳的女子来为他哀悼。那些女子也悲吟着，应和她的悼词。她不是亲属，所以诗人必须得让她有理由为帕特罗克洛斯之死哀悼。诗人是这样做的—他让布里塞伊丝说道：“当阿喀琉斯杀死我的丈夫、摧毁神样的米涅斯的城邦时，你让我不要哭泣；你说你会让我成为阿喀琉斯的合法妻子，会带我回到佛提亚，在密耳弥多涅人中举行婚礼。你总是对我那么和善，现在我要为你的死而痛苦哀哭。”她这样说着，流着眼泪，其他的女子也随之举哀；她们为帕特罗克洛斯而伤怀，但每个人也为各自的不幸哭泣。
众人一同哭泣，但每个人心里都想着各自的哀伤与痛苦，这在《奥德赛》中带来了纵情悲痛的场景，虽感人却并不沉痛，甚至几乎是愉快的；而在《伊利亚特》中，这种场景却带来更多的东西。不仅人物感受到的哀痛更深切、更持久；而且，当女奴们在主人的葬礼上为各自的命运而悲泣时，尤其当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两个仇家深夜相会、一同流泪时，我们看到，共同的苦难将所有的凡人联系在一起，哪怕是征服者与俘虏，杀人者与被杀者的父亲。
它也有助于实现史诗整体的重要目标：即通过带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向我们表明人类厄运的普遍性及其意义所在。
阿喀琉斯再三以头衔称呼阿伽门农，而阿伽门农则设法避免对阿喀琉斯直呼姓名。在整个卷十九中，阿伽门农直接说给阿喀琉斯的话只有六行，而在此之前，他讲了很长一番话，这番话以“我的朋友们，阿开亚人的勇士”开场，大部分都在详尽描述某个神话。
要是阿喀琉斯也跟狄奥墨得斯一样，恐怕根本不会有《伊利亚特》了；如果他跟普通闹意气的英雄一样，帕特罗克洛斯也不会被杀死，史诗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性。要让《伊利亚特》成为现在的样子，就必须得有现在这样一个易怒的阿喀琉斯。
他的性格不仅体现在行动，也表现在言语。他在话语中使用的明喻比史诗中其他人物都要多，有些还非常令人难忘。他还大量使用诗中其他地方都不曾用到的词汇。有时候，他说的话比别人的都短，节奏上的断续也更多；也有些时候，他的言辞展开宽广的节奏，并提及遥远的地方和巨大的空间。“我来这儿打仗可不是因为特洛伊的长枪手，他们从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从未赶走我的牛群和快马，也不曾在孕育子民、土壤深厚的佛提亚掠夺过庄稼；说真的，我们之间隔着许多投下阴影的高山和呼啸不已的海洋……”阿喀琉斯在卷一如是说。
激烈的回绝和深刻的内省在他身上合二为一。这并非把本质不同的性格特征简单地叠加。在《伊利亚特》中这一最引人瞩目的人格上，聚焦着史诗中的核心问题：英雄生与死的意义与重要性。
欺骗是史诗的重大主题之一。奥德修斯以其谋略和狡诈闻名；佩涅洛佩诡计多端，超过了已知神话中的任何一位女子—气馁的求婚者们正是这样抱怨的；而忒勒马科斯也学会了如何掩饰情感、愚弄敌人。
《奥德赛》中的世界是险恶的，它没有清晰明确的英雄式的死亡，却充满各种神秘性：不公开的动机，费解的人物，撒谎者和骗子。
《奥德赛》对个体有着强烈的关注，主人公所遇到的人物，甚至包括他的庇护女神和妻子，几乎无一例外都显得神秘，这并不是偶然的；与此同时，奥德修斯自己正行走于费埃克斯人之间，身份未明，神秘难解，一如他乔装改扮地活动在自己的家宅。正是人物中的这种东西，吸引了诗人。正是这种东西，令他们融入了他的世界。
第三章 死亡与神样的英雄
除去少数例外，希腊的严肃诗歌都与神话相关；而希腊神话的主题则是英雄。
“神样的赫克托耳”紧接着“羞辱之举”，这就让诗人能够不带伤感地引发怜悯之情：这是一个凡人所能经历的最大限度的衰亡，从神样的高度跌至屈辱和无助。
《伊利亚特》中充满了对勇士死亡那一刻的细节描写。诗人不喜描述人受了重伤却并不死去；伤者要么迅速死去，要么恢复体力重新战斗。
他们的婚姻似乎也缺少人类婚姻的深度和真实。我们看到，奥林波斯山上的任何一对结合，都没有一点儿赫克托耳或奥德修斯婚姻的特质。
人类的生命激烈、壮丽却转瞬即逝，它的位置正处在天界的永恒光明和地府的不变黑暗之间：正是出于对这一特质的突出兴趣，荷马史诗对死亡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战斗的关注。
有人要带海伦去观看帕里斯和墨涅拉奥斯的决斗，只见她“正在高高的纺车旁织布，织的是一块深红色的双幅布，她在上面织出驯马的特洛伊人和披铜甲的阿开亚人，因她的缘故，他们正在战神手下经受种种苦难。”之所以有这个细节来描述海伦纺织的内容，是因为她织了什么很重要；相反，当我们在织机旁见到安德洛玛刻时，只知道“她在编织许多图案。
她纺织的是什么图案，并不重要。然而在海伦那里，图案是重要的，因为这说明她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引发了所有的灾难。
两部史诗中有不下二十四个人物—包括男女—名字里含有κλέος，“荣誉”一词，这一事实也有力地指向同一结论。父母给孩子赋予这样的名字，是希望他们能同某个辉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苦难产生了歌吟，而歌吟带来欢愉。
诸神所拥有的知识是确切无疑的。此外，为往代英雄的事迹赋予κλέος，是歌者的任务。英雄死去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甚至也不是为了他的同伴，而更多是为了这歌曲的荣誉：这歌曲向一群入迷的听众述说着凡人生命的伟大与脆弱。
第四章 死亡、怜悯与客观性
这些莫扎特慢板主旋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形式的完美及其感性之美，而在于从中涌现的深切情感……虽然这种情感完全不掩饰内在的强烈激情，但它表达这种激情，却没有丝毫病态的喧扰或矫饰的自我。
总体说来，荷马的叙事风格是客观的。他并不放任自己进行主观化的感情爆发
我将在本章论述，记录这些杀戮的那种冷静的风格，以及最为突出的、许多武士都得到的简短讣告，均非常重要且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们确实传递了情感，同时也为人物赋予了地位和意义。它们做到了这些，故此才留在读者的记忆里，并成为《伊利亚特》最有力、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之一。
我们会发现，那些带来怜悯的重要主题，在其他地方也会表达其他情感，但它们的核心作用是传达《伊利亚特》中的核心事实：死亡的意义。
W.玛格那句名言所言不虚，《伊利亚特》并非关于战斗，而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史诗。史诗的主题是生与死，二者之间形成可能允许的最鲜明的对比。
“他被拖拽在后，扬起一片尘烟，黑色的头发散开来，曾经俊美的头颅落在尘埃里；如今宙斯已将他交付敌手，在他自己的家园，任凭他们将他凌辱。”荷马史诗中引人怜悯的因素，至此达到极限。
所有这些情感的力量都被包含在四行诗中，而且在某种层面上，这几行诗仍可被称作“客观”：这是荷马风格的胜利，也是这种风格之控制力的胜利。
这番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展示在《伊利亚特》中对怜悯之情的表达是多么普遍。
其次，我们已经检验过人们常常宣称的、荷马的客观性。
成百上千的特洛伊和阿开亚勇士，在其他地方都默默无闻，但他们在死亡的时刻得到了精彩的描述
莱因哈特评论《伊利亚特》20.39时说，它“几乎令人想起后来墓志铭的形式”
最后再看看著名的弗拉西克蕾雅的墓志铭(No.68 Peek)，公元前六世纪，出土于阿提卡。σεμαΦρασικλείας·κόρε-κεκλέσομαιαἰεί,ἀντὶγάμοπαρὰθεôντοῦτολαχôσ'ὄνομα.“弗拉西克蕾雅的坟墓。人们会永远把我称作少女；诸神没有赐我婚姻，但给了我这个名字。”这句话简洁而完美，让人觉得悲叹之辞毫无必要。未婚少女的死是“带有内在情感”的事情之一。
《伊利亚特》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史诗；其中真正的双人决斗都很短暂，大英雄通过杀死对手来展现自己更重要的身份，而他们的对手则常常被轻而易举地杀死，有时甚至毫无抵抗。
《伊利亚特》感兴趣的不是战斗的技巧，而是命运；光彩照人、精力充沛的英雄，逐步坠入死亡的经过。
第五章 男女诸神
荷马中的诸神必须被当作神来看待，然后，我们还必须想想能从中领会到什么。我想，我们会看到，如果不允许诸神在解读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就没法理解这两部史诗。
整体来讲，荷马史诗坚持让所有的凡人都一样屈从自然的规律。
记住，你并不是神明”—这是对希腊智慧最常见、最典型的表达；如果希腊人从来都不曾想过要忘记这一点，并认为自己也是或者可以是神，它就不会成为智慧的表达方式了。
希腊神话之与众不同，首先在于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有关英雄的神话故事
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本性展示出来的，并不是列维—斯特劳斯式的、自然与文化间关系的问题，而是人在这世上的位置、潜力和局限。
正是通过神明与英雄的相互对比和相互作用，荷马史诗创造并保持了这种意义。希腊人是如此满意于这种效果，故此他们倾向于淡化自然神话中不合理的内容。像他们一样，我们也许会感到，在趣味和重要性上，有关生与死的问题、行为与苦难的意义、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有什么意义和局限，并不比有关文明与自然状态之对比的话题要差。
第六章 旁观的诸神与《伊利亚特》的宗教
在最后这一章中，我们将更为仔细地关注神明的一个重要方面：神明作为旁观者的角色。我将再次论述，神明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工具的神明”，这些神明与真实的宗教之间有着独特而可界定的联系，而且不论对《伊利亚特》还是对其后的希腊诗歌，都有重大的意义。
神明俯视并见证人类的行为，这显然是个古老的观念，极其普遍。贝塔佐尼那部极为博学的作品《全知的上帝》
贝塔佐尼将他的发现概括为以下内容：现在，我们对神明之全知的原始概念体系有了清楚的了解。它的主体，起初并不是总体的神灵，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神明。它的对象并非整个知识领域，而是凡人及其行为。神明全知的实现方式也相当明确，它的基础是一种无所不至的视觉力量，有时辅以类似的听觉力量，以及无处不在等类似的能力。神明的全知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沉思的，而是会带来某种约束力—多数是惩罚性的。（第22页）
某种特定类型的神明”被描述为：“它多数情况下是指天空之神和星辰之神，或者在某些方面与天界之光明相联系的神明—人们认为他们拥有全知”；而最关键的感知能力则是视力：“神明的全知是一种视觉上的全知。”
他们不愿看到哈得斯及亡者的国度；正是凡人及其苦难的存在，才为他们提供了兴趣的对象。凡人与诸神的本质，完全适于相互衬托、相互界定。故此，神明的生活充满福祉，凡人的生活就要饱含苦难；这正是荷马中形容“凡人”的典型词句。
凡人的卑微和伟大，对《伊利亚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史诗在展示这两方面时，给予了同样的力度和强调。诗人可以像帕斯卡尔形容他的作品那样形容自己的史诗：“如果人自鸣得意，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升他。”
但我认为，二者的对比有助于说明，与《伊利亚特》中的描写一致的，是这样一种看待世界和人类生活的观念，它既有悲剧性，又有真正的宗教性。
神明们在旁观，他们用明亮的目光，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的成就和苦难。我们得以分享他们的视角，像他们那样看待凡人的生命，看到它伟大和渺小的两个方面。神明们本身尤其通过观者的角色获得了自己复杂的本质：既是崇高的天界证人与法官，同时也是十分人性化的观众和派系。从真实、朴素的宗教观念，发展出了复杂的文学手法，这对于其后的古代文学和古代宗教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