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

00 Attachment/s33319485.jpg|150

短评

精读了这本大部头,这大概是市面上最好的宋朝通史吧,对历史新手十分友好。

史观中规中矩,个人观点鲜明但还是公允的。感觉入门应该先读这种结构清晰,详略得当,评价比较公允的书来读,有利于对不同观点的评判。

虽然细说的是宋朝,其实是沿着辽宋夏金各自兴衰发展、共存影响的历史脉络讲下去的,过去比较陌生的西辽、西夏后期也都有介绍。

笔记

简介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宋朝》叙述自宋太祖统一全国至元灭南宋期间的历史,涉及两宋、西夏、辽、金等政权的重要历史和人物。黎东方先生以“讲史”的形式,叙述了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澶渊之盟、靖康之变等重大事件,以及宋太祖、辽太祖、金太祖、宋仁宗、宋宗、岳飞、秦桧、文天祥等重要人物,并对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包拯、狸猫换太子等进行了历史的阐述,极富知识性与可读性。“细说体”既有生动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地的评点,体例别具风采。

自序

一 先说个大势

无可置疑,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最终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和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以后,封建王朝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而宋代朝政也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因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宋朝在制度和思想上馈赠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遗产,其影响更是难以低估的。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宋朝的历史地位。

二 辽太祖

辽太祖采纳了韩延徽等汉人谋士的建议,对掠至契丹的汉人另置州县安顿,这些州县有的还“不改中国(即中原)州县之名”,例如为原从檀州掳来的汉人再置“檀州”(在今辽宁康平东南),为原从蓟州三河县俘掠的汉人重建“三河县”(在今辽宁沈阳)。

三 兄弟母子

《辽史》本传说:“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辽之内乱,与国始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辽制赋予宗王以相当大的实力和相当高的权位,而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一有气候就会酿成一幕幕兄弟叔侄操戈相向的闹剧。

四 也算是一国两制

太宗进军中原,颠覆后晋,也把中原王朝的官制带回了辽朝,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

辽史专家却说: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京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全国最高的司令台。

四时捺钵中以冬夏两次最为重要,军国大政都在这时的南北臣僚会议上讨论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捺钵才是辽朝重大政令决策颁布的政治中心。

辽朝不仅官分南北,而且律分蕃汉。凡不同民族之间发生刑法案件,统一用汉律断案。一般情况下,蕃律施行于契丹和其他民族,汉律适用于汉人和原渤海人。辽初汉律沿袭唐律,中期以后则用宋律

五 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割弃燕云,自坏长城,直接导致了宋朝在宋辽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也直接导致了金朝能轻而易举地灭亡北宋,从而再度形成宋金之间南北朝的局面。也可以说,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都是石敬瑭此举种下的恶果。

石敬瑭对历史也是千古罪人,这点并不因为现在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可以一笔勾销,问题还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当时,中原国家与契丹分明是敌国,石敬瑭为了自己能做中原王朝的儿皇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于他的无耻举动,中原社会经济在数百年间蒙受巨大的损失,历史发展因此增加了许多负面的变数,石敬瑭对此是不能辞其咎的。

六 陈桥兵变

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

七 杯酒释兵权

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

由此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

八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就是雪夜访赵普的著名故事,当时定下的统一方略,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对这一统一战略,后人曾有非议,以为宋朝坐失进攻契丹、收复燕云的最佳时机。

他据理力争,论辩不已,太祖辞屈,按剑怒吼:“不须多言!江南也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徐铉只得惶恐辞归。太祖真是可人,不矫饰,不含糊,和盘托出肺腑之言:统一就是理由,它有时候不需要再用理由来垫底;而“卧榻”的精彩譬喻,则成为其后一切掌权者的不二法门。

九 三大纲领

在“收其精兵”上,太祖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其一,选拔精锐。 其二,撤罢节镇。 其三,文臣代阙。

太祖便举一反三把三大纲领推广运用到分割相权上。

太祖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一文一武,号称“二府”。中书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

太祖分割相权执行的也是三大纲领: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即“削夺其权”;以枢密院与中书并称二府,即“夺其精兵”;设三司总理财政,即“制其钱谷”。

漕、宪、仓、帅四司是并行的路级机构,各司其职,互不统属,不但监司之间互不统属,帅司与监司之间也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

一〇 宋太祖

一一 烛影斧声

一二 金匾之盟

一三 海内一家

一四 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一五 杨家将

陈家谷之战中被俘的西路军副帅杨业,成为后来民间杨家将故事的主角。

杨业只得出战,悲愤地说:“此去必定不利。我杨业是太原降将,理应当死,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我这不是纵敌不击,而是希望立尺寸之功,报效国恩。现在诸位责怪我杨业避敌,我就应先战死在敌阵之前!”

杨业所说的“为奸臣所迫”,所指为谁是不言而喻的。他与部下全部壮烈战死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愤叹。迫于舆论,太宗将王侁除名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实际上,潘美、王侁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诬陷乃至迫害杨业,正是太宗“行不测之威福以固天位”的统治政策的必然产物。

一六 太平兴国

一七 天下已治蜀未治

一八 李继迁父子

一九 宋太宗与他的宰相们

在威胁到君权时,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自己提拔的状元宰相,也都是不能容忍的。淳化二年,太宗便以“援引亲暱”的理由将吕蒙正罢相。淳化三年,元僖暴死,年仅二十七岁,终于没能圆上太子梦。但皇储问题始终是太宗的一块心病。

二〇 吕端和李沆

二一 承天萧太后

而后,承天太后秘密派人鸩杀了韩德让的妻子,德让就毫无避忌地出入太后的幕帐,共同处理政务,食同案,卧共帐,成为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韩德让在辽朝蕃汉群臣中是辅政最久,权位最高,影响最大的重臣,是圣宗之治的直接促成者。

二二 澶渊之盟

二三 一国君臣如病狂

《宋史·真宗纪》评说澶渊之盟以后的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代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真宗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畜藏,稍已空尽”,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空壳子。

二四 天禧的宰执和政争

二五 刘太后

刘太后是一位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女政治家,史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大体说来,她的政治才干与政绩决不在其夫真宗与其子仁宗之下,其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应基本肯定。在她听政的天圣、明道时期,不仅恢复了真宗咸平、景德年间的发展势头,还为仁宗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

刘太后一驾崩,有人就对仁宗添油加醋地说李宸妃死于非命。血浓于水,仁宗在下哀痛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的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第宅,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才感叹人言不可信,说:“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其后对刘氏恩礼益厚。这段历史后来演变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和戏曲,但把刘皇后刻画为阴狠刻毒的典型,与人物原型相去太远。

二六 景祐亲政

二七 元吴

在唃厮啰政权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中的河西走廊因西夏崛起而时有梗阻,青唐城便成为西域和中原商贾东西往来的交通枢纽,当地在此后百余年间也呈现出生产发达、商旅辐辏的繁荣景象。唃厮啰对外结好宋朝,以便在与西夏的抗衡中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联盟者,以保卫河湟吐蕃政权。

今西宁

讹庞以国相总揽军政大权。而由此为发端的母后干政,外戚专权,几乎成为西夏政治史的一大特点,其原因固然与后族基本上都是大族有关,也说明西夏政制在防范后戚擅权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二八 宋夏和战

二九 夏毅宗与他的儿孙

三〇 庆历新政与党争

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唯有这一方面具体措施不少都立即付诸实施,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某些既得利益,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派首领是前朝老臣夏竦,“朋党”是反对派挥舞的大棒。而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误也激化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促成了改革派与反对派两大阵营的力量消长。

欧阳修进献了《朋党论》,显然是针对仁宗朋党之问而发的。

最后归结到一点:人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宋代后来的学者批评仁宗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仁宗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三一 宋仁宗与他的名臣们

南宋人以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元朝人说他“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宋代是士大夫自觉意识最高涨的时代,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已经浮现在儒家社群之中。如果要说有宋儒气象,那就是由范仲淹以身作则开出来的。

他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是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令人高山仰止。李贽对他的人格精神评价最高,甚至以为“宋亡,范公不亡也”。

为了消除人民的反抗因素,宋代改进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募兵制,用心良苦地把“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让他们参军吃粮,把民间桀骜危险的力量纳入军队的管束。

于是,饥寒交迫的农夫,游手好闲的流民,都被投进了军队的大染缸。动乱根苗虽然暂时被转移进军队掩藏了起来,但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诱导因素,就会转化为兵变形式爆发出来。宋代兵变相对频繁,原因即在于此。

嘉祐元年(1056年),狄青终于被罢政出知陈州。作这一决定时,仁宗说了句“狄青是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问道:“太祖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

三二 宋英宗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

还有宋英宗,大宋精神病人

英宗的生性固执集中表现在濮议上,这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

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三三 熙宁新法

这时恰逢韩琦罢相出判相州,神宗问他王安石是否可以大用,韩琦以为他当翰林学士绰绰有余,却不能处辅弼之地。但神宗力排众议,经常找安石“越次”入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熙宁年间这场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当然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缘故。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倘若没有神宗的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既然熙宁年间的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自然更为客观公正。

熙宁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广度和深度是庆历新政无法比拟的,其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为了培养变法的后继人才,育才新法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方面的新法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而对熙宁变法的争论焦点也主要集中在理财诸新法上,尤其集中在青苗法和免役法上。

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因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抑或折衷的评价,都能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

三四 大变法与新旧党

熙宁变法虽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却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

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对这次大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必不可免的。

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政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李定、邓绾、蔡京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三五 元丰改制

富国强兵是贯穿熙丰新法的主线,但元丰之政颇异于熙宁。神宗主持元丰改制以后,明显将重点放在改革官制、整顿军事上。元丰改制,广义指元丰年间在神宗主持下的各种改革,狭义则仅指元丰年间推行的职官制度改革。

三六 与西夏的再较量

三七 元祐更化与洛蜀朔党争

不少朝臣大致按籍贯划分为洛党、蜀党和朔党。洛党首领是程颐,其下有朱光庭、贾易等,不少人都是程门子弟。蜀党首领是苏轼,其下有苏辙、吕陶等。朔党领袖人物有刘挚、王岩叟、刘安世、梁焘,其下成员颇多。如果说,他们在熙宁时与新党争辩新法,还是出于关怀苍生黎民的公心,那么,他们在元祐间分朋立党,除了学风旨趣那么点差异,剩下的就只有党派的私利和意气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一期间的许多人事,新旧党之间的党同伐异,旧党内部洛蜀朔党的杯葛恩怨,高太后与宋哲宗祖孙之间的龃龉隔阂,到绍圣绍述时都搅成一股逆反的合力,以更大的势能喷发出来,影响到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

三八 绍圣绍述

“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义就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而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与事业。

三九 从建中到崇宁

蔡京之所以能东山再起,与徽宗欣赏他的书法也有关系。据说,宦官童贯奉诏到杭州搜罗书画珍玩,贬居当地的蔡京精心绘制了屏障扇面让他带回宫禁,博得这位风流天子的青睐。童贯乘机说项,徽宗便决定重新起用蔡京。

四〇 《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

开封在唐末称汴州,是五代梁、晋、汉、周的都城。北宋统一,仍建都于此,也称为汴京或东京(另有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南京商丘)。

宋代东京城市布局和结构,较之前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宋以后,进入城市的商人与工匠络绎不绝,唐代以来封闭性的坊市结构不能适应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要求。于是,坊市隔绝的旧格局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商人在坊区内街道两旁陆续开设了店铺。

既然坊市已打通,临街已开店,为满足市民夜生活的延长,商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商业利益,原先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也自然而然宣布取消,开封城里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

大约在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同时,《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也正纵情享受着东京城内令人羡叹的物质生活。孟元老号幽兰居士,从崇宁二年(1103年)入京到靖康二年(1127年)南徙,饱览了二十余年的东京繁华。绍兴十七年,他避地江左,缅怀往事,写下了《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开创了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的新体裁,反映南宋都城临安的同类著作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

把玩《清明上河图》,品味《东京梦华录》,你才会明白徽宗朝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物力财富的丰庶,你才会更深刻体悟到行将到来的靖康之变的历史苍凉感。

邓之诚称赞孟元老“但述太平景象,当时豫大丰亨,即天下败坏之由,竟不作一语点明,而使阅者试一回思,不觉涕涟,是谓白描高手”。

四一 如此君臣

蔡京、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和梁师成当时号称“六贼”,是最著名的奸谀之臣,蔡攸、高俅、杨戬、李邦彦等也都是巨恶大憝。

蔡攸在宫中粉墨登场扮演参军戏,戏言道:“陛下好个神宗皇帝。”徽宗以杖鞭打说:“你也好个司马丞相!”这样的人竟然官至领枢密院事。

四二 宋江、方腊与摩尼教

这次起义,方腊登高一呼,两浙应者云集,除了花石纲之役的骚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腊以摩尼教组织和发动民众。

四三 从辽圣宗到天祚帝

耶律宗元叛乱是辽朝历史上皇族内部最激烈的皇位之争。

四四 金太祖建国破辽

四五 海上之盟

四六 耶律大石

大石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词完全可以列入古往今来影响历史进程的著名演说词之列:“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

关于延庆建元究竟在何年,《辞海》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作1124年,即大石脱离天祚帝的保大四年。但这是大有问题的。第一,大石自立为王以后,仍以臣子自居,以“天祚帝蒙尘”、“思救君父”相号召,不可能作出改元之举。第二,称帝改元是中国传统,大石精通汉文化,应该遵循这一惯例。第三,《辽史·天祚帝纪四》说:大石在延庆三年“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则延庆三年即康国元年,而这年为1134年,是有中西史料确证的,因而延庆改元应在1132年。

塞尔柱王朝的苏丹桑贾尔在马赫穆德一再请求下,经长期准备,集结了十万多骑兵,在康国八年(1141年)东征西辽。回历2月5日(公历9月9日),双方在卡特万(一译克特湾,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北)激战。敌军虽多而无谋,西辽军队越战越勇,迫使桑贾尔部队首尾不救,全军溃败。

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史上著名的战役,穆斯林史家认为“在伊斯兰教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会战”,据估计桑贾尔部下死亡多达3万人。

大石领兵进入西汗王廷撒马尔罕,改名为河中府,王国维认为西辽可能以其城为陪都。

康国十年(1143年),大石去世,庙号德宗。他的姓名已成为西辽的象征,在他去世数十年后,西域、南宋和金朝仍径以大石指称西辽。耶律大石在艰难的条件下,率众西征,在中亚创建了另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新王朝。

大石在辽史上应该占有与阿保机那样的地位,也应该列入中华民族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行列。以前的史书对他强调得实在不够。

西辽在西北立国共九十四年。自阿保机建国至西辽灭亡,辽朝有长达三百零二年的历史。《辽史》在天祚帝被俘以后,仍续记西辽历史,到直鲁古死,才认为“辽绝”,这是有史识的。可惜西辽史若明若暗,再加上一般史书略而不提,遂使国人对中国历史上这一百年帝国知之甚少。

四七 靖康之变

十二月,宗望大军直逼燕京,郭药师劫持知燕山府蔡靖等投降金军。这个寡信无义之徒建议宗望,宋朝河东精兵受到宗翰的牵制,东路军正可乘虚攻下河朔,并愿亲任向导。

《汴京之围》对郭药师的评价要复杂很多

四八 建炎南渡

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治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长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

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做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

四九 从争夺关陕到保卫川蜀

五〇 流寇集团与农民武装

五一 刘豫与伪齐

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关系上有四件大事不得不说。其一,三月,金军结束了对南宋小朝廷的追击,在还师途中受到韩世忠、岳飞军队的痛击;其二,九月,宋军在富平之战中败绩,只能退保川蜀;其三,七月,金朝扶植了“大齐”傀儡政权;其四,十月,金朝放回秦桧,鼓吹南北议和。这四件事都是宋金对峙格局基本形成的标志。

五二 秦桧、张浚与赵鼎的三角关系

五三 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但高宗、秦桧为了向金朝求和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竟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下令岳飞立即班师。

他眼睁睁看着高宗与秦桧葬送了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战争,痛惜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悲愤地喊出:“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家军南撤以后,河南州县很快被金军重新占领。

作为绍兴和议的交换条件,绍兴十二年八月,金朝把宋徽宗的梓宫与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归还给南宋,高宗上演了一场“皇太后回銮”的“孝道”戏。据说,徽宗棺椁里并无尸身,金人只放上了一段朽木,高宗也不敢开棺验尸,他怕再蒙羞辱。

绍兴和议还有一个附带性条件,就是“不许以无罪去首相”,这就剥夺了高宗对秦桧的罢免权,确保其相权的不可动摇。于是,绍兴和议以后直到秦桧死前,南宋政治空气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窒息和黑暗。

五四 秦桧与宋高宗

五五 金熙宗

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另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东西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已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

次说经济。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金熙宗不但不是雄主,也难称令君。直到皇统八年(1148年)宗弼去世,朝政大权依次被宗翰、宗幹和宗弼所把持,熙宗只是俯仰其间而已。

作为君主的个人才具,熙宗实在不值得称道,但有金一代的重大改制却成功在熙宗朝,正应了形势比人强的说法。

五六 金主完颜亮

完颜亮是金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死后被金世宗先是降封为海陵郡王,后又追废为庶人,史称金废帝。他弑君弑母,好色乱伦。南宋后期,这些事迹就被编为《金主亮荒淫》的话本,广泛流传。但近人刊刻《京本通俗小说》和《醒世恒言》,还是因为过于秽亵,未敢翻刻

行台之废,彻底结束了金朝立国以来权力分散的局面,最终完成了金朝中央集权统治,其意义不仅仅取消了一个地方行政机构。

行台既废,金朝经济重心在中原汉地,而统治中心上京会宁府却孤悬在版图东北,

天德三年(1151年),完颜亮在大多数汉官的支持下,下诏迁都燕京。

改称中都,府名大兴。同时,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与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并为五京。

五七 海陵南侵和采石之战

九月,完颜亮命他俩与皇后、皇太子留守汴京,亲率三十二总管兵南下侵宋。战争按惯例在淮南、荆襄和川陕三个战场上展开。

这次海战的意义,一在于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了火药兵器,一在于彻底摧毁了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有力保障了浙东沿海,尤其是行在临安的安然无恙,与采石之战同为确保南宋王朝转危为安的关键战役。

由于虞允文当机立断,组织军民,奋勇抵御,赢得了时间,使南宋转危为安,避免了一次劫难,采石之战的历史作用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采石之战竟由儒生指挥,并获得胜利,都有一种偶然性;而这种侥幸取胜和成名的背后,却是南宋战备的废弛和兵政的腐败

五八 隆兴北伐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即位第二个月,他就正式为岳飞冤案彻底平反,朝野人心为之一振。

五九 大定之治

金世宗虽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却坚决反对女真族汉化趋势。自完颜亮即位以来,这一汉化进程明显加快,世宗时,连太子都不知女真风俗,宗室诸王甚至已不通晓女真文字。世宗深为担忧,他认为女真族的汉化将危及女真王朝的存在。

六〇 宋孝宗

六一 两朝内禅

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他以为自己获罪于天,吓得神经从此失了常。

绍熙二年岁末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南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

六二 庆元党禁

朱熹入朝任经筵侍讲,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初政,倒也众贤盈庭,露出点治世气象来,以至人称“小元祐”。

绍熙五年(1194年)岁末,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表明了宁宗君相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元诏书颁布前四天,朱熹却被罢官出朝。庆历元祐梦还没就枕,庆元党禁倒因朱熹罢官而预先揭幕了。

这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以道学之禁为其主要内容和外在形式,把朋党之争和道学之争搅和在一起。朋党之争从北宋初年开始几乎没有消歇过,但与道学之争错综纠葛在一起,则集中在高、孝、光、宁时期(洛蜀朔党争即便有学说不同的因素在内,也只是新儒学内部不同派别的政见分歧,并未以道学与否划线)。

六三 开禧北伐

党禁失尽了上下的人心,侂胄为保住既得权位而费尽心机,有人劝他立盖世功名借以自固。北伐金国,恢复故土,是南渡以来数代臣民难圆的梦,最显赫的奇功无过于此。在专制独裁政体下,出于转移政治视线的动机,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与人民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

开禧三年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汉中)即位,继张邦昌、刘豫后当上了金国第三个儿皇帝。

回顾完颜亮南侵的失败、隆兴北伐的失利与开禧北伐的结局,不论率先发动的是哪一方,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中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却也深刻表明绍兴和议后宋金对峙是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的产物。如果没有双方国力的明显消长,或者外来力量的强力干预,平衡态势绝非那么容易打破的。

早就有人说,高宗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照此而论,宁宗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

六四 史弥远专政

韩侂胄与史弥远前后折腾了近四十年,南宋后期的衰颓走势已不可逆转。

六五 金章宗与卫绍王

章宗禁止称女真人为“番”,本人也宛然汉家天子。他雅好汉族士人的书画作品,学得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

六六 从任得敬分国到西夏灭亡

六七 中原大变局

金朝先后两次迁都南京,倘若说完颜亮是蛮进,宣宗则是退缩,而放弃中都,蜷缩南京,等于将自己放在一百年前北宋的位置上,将金宋攻守的前事在蒙金对峙的形势下重演一遍。

东夏国,历史上也称东真国,建立者就是那个被耶律留哥打败的蒲鲜万奴。他是女真人,也是当时金朝留在辽东最高的朝廷命官。在宣宗撒手不管辽东的情势下,他被遗留在辽东的女真猛安谋克所拥护,也是情理中事。贞祐三年,他在东京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

蒲鲜万奴的东夏和耶律留哥的辽都是蒙古侵金的大变局中叛金自立的政权,尽管留哥的乣军有反民族压迫的成分,万奴的叛金也有据地自保的因素,但都严重削弱了金朝的统治。

再说南宋,见到金宣宗受到蒙古的侵逼,迁都汴京,南宋朝廷普遍的情绪是“天亡此仇”,竟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清醒地指出:金朝是宋蒙这两个未来敌国的缓冲。

六八 李全

六九 金哀宗

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像完颜陈和尚这样的民族英雄,后人也应该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去宣传他们。

七〇 宋蒙终于交战了

七一 端平更化

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插图]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从这一名单,反映出程朱理学虽已成为主流派,但尚未定于一尊,蜀学领袖苏轼与文坛泰斗欧阳修都名列其中。

景定二年(1261年),司马光又与邵雍、张栻、吕祖谦补祀入孔庙,这是南宋最后排定的名单,程朱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宣告确立。

七二 大理国

七三 市舶与蕃客

七四 佛教

据说,开国不久,宋太祖视察大相国寺,来到佛像前,问陪同的高僧应否跪拜,那位高僧得体地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即为定制。统治阶级最希望各种宗教都尊其为“现在佛”,利用“过去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除了徽宗崇道时,对佛教有过短暂的压制,佛教与儒学、道教基本上和平共处。

度牒制度始于唐代,宋代沿用来控制僧尼的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度牒的印量与工本费原来是有严格规定的,但到了北宋中期以后将度牒货币化,作为国家敛财的一种手段

宋代佛教宗派以禅宗与净土宗最为盛行,而相对唐代而言,其他宗派风光不再,这里不拟细说。禅宗在宋代最为士夫文人所欣赏,程朱理学在形成过程中也汲取了其中的养料,知识阶层的生活情趣、谈风机辩更大受其影响。

唐代慧能创立的早期禅宗推崇“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宋代禅宗却由“内证禅”演变为“文字禅”,一时灯录、语录风行。

辽朝佛教宗派中最发达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教与净土宗,禅宗反而流传不广。

金代佛教宗派倒有点百花齐放的态势,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和律宗各有一席之地,但最流行的还是禅宗。

佛教的兴盛推动了寺塔建设,宋辽金夏都留下了佛教建筑的杰作。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和山西应县的木塔,是辽朝的建筑;山西大同的善化寺和华严寺,都是辽朝始建而经过金代重修的;宋代保存至今的著名寺塔有河南开封的祐国寺塔(俗称铁塔)、河北定县的开元寺塔(也称料敌塔)、浙江杭州的六和塔、河北正定的隆兴寺、浙江宁波的保国寺等。

七五 新道教

七六 理学与宋学

以朱熹为首,孝宗时期涌现了宋代学术史上第二批大师级的学者群体,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几成鼎足之势。

朱熹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理学几乎就是以他为象征和做品牌的。理学当然也有其负面的东西,禁锢思想,压制人性,以致有“理学杀人”的呼声,但千万不要在泼洗澡脏水时连孩子一起倒了出去。

后来程朱理学定为官学正宗,而陆王心学则始终缺少那份荣耀。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以先天的理驾驭人心,人心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而心学过分强调心的主体作用,稍一失控,就会出格,滋生出思想叛徒,动乱精英。

七七 史学

就总体而言,两宋学术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后仅见的高峰。即如史学,陈寅恪也对宋代评价最高:“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

实际上,咱们这部《细说宋朝》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也是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体。

七八 散文

苏轼在文学艺术上是宋代仅见的天才,几乎在主要门类里都确立了自己不可摇撼的地位。在他的思想里,既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成分,又有佛道超然物外散淡旷达的一面。这种双重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对他的散文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浑灏流转,沉着顿挫,被梁启超推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而他的《读孟尝君传》,不到百字,却翻新出奇,转折跌宕,气势充沛,议论独断,大有尺幅千里之势,横扫万军之力,令人不能不叹服他在议论文上长短咸宜的超凡才气。

七九 宋诗

八〇 宋词

八一 书画

宋代绘画以历史时期分,可划为四个阶段。立国以后的百年为第一阶段,大体沿着五代绘画传统继续前行;神哲两朝为第二阶段,具有宋代特色的绘画风格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从徽宗到高宗时期为第三阶段,起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是宫廷画院最繁荣的时期;南宋孝宗以后是第四阶段,宋画风格继续发扬光大,也不难发现偏安江南、企望恢复的矛盾情结所打下的深刻印痕。

宋代雕塑出现了两个与前代迥然不同的趋势,一是宗教雕塑的神圣性大为减弱,而世俗化大为增强;二是前代雕塑中那种雄浑阔大的气势消退殆尽,而代之以典雅秀美的风格。宋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群有三,一是巩县宋陵石刻,二是太原晋祠彩塑,三是大足石窟。

八二 三大发明与科学技术

八三 瓦子勾栏

瓦子又叫做瓦舍、瓦市、瓦肆,简称瓦,是固定的娱乐中心,游人看客来往其中,川流不息。因来时如同瓦合,去时如同瓦解,易聚易散,故而以瓦称呼。

八四 “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

八五 贾似道

连忽必烈也赞赏道:“我怎么才能有似道这样的人驱遣呢?”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八六 钓鱼城

八七 鄂州之役引起的失着

八八 襄樊之战

八九 会子危机

九〇 景定公田

贾似道推行公田法,总让人感到他在唐吉诃德式地与风车作战,他挑战的是已经成熟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把他的这种一意孤行与王莽联系起来,不是也有学者说王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吗?总之,公田法是以国家行政的强制力来改变土地所有制,把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上层农民和少地无地的佃农都卷了进来,方方面面都失尽人心。

贾似道个人的垮台并不只是军事失利,大部分倒是他的公田法触犯了众怒,朝野就借鲁港溃败发难,让他来个身败名裂。但当时国事蜩螗,还田之事还来不及操作,第二年南宋就为元所灭。由于原来是公田,倒给元朝拣了个大便宜,当时元世祖饷军、漕粮和给功臣的赐田,主要来自景定公田。

九一 元军下临安

九二 再说钓鱼城

九三 崖山之战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明代张溥说:“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战”,还应加上一句:“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由这三个人撑持的行朝,其灭亡只是迟早的事。

九四 文天祥与忽必烈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