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短评
知名自传体小说，创作于二战中，写罢此书，茨威格与妻子服毒自尽。今年更应多读此书，时代幻象的破灭，如今看甚有警示效果。
笔记
太平世界
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们这些完全脱离了与他人联系的人，我们这些常被驱赶到尽头又要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甘心情愿为之服务的人，我们这些认为舒适安逸只是一种神话、太平盛世只是一种梦想的人——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极端对立的紧张和使我们每根神经都颤抖的新恐惧。
上世纪的学校
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原来它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伴相随的一种对抗运动。从根本上说，它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业的产物。一方面，机械化大生产把大批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工人聚成团，有了势力，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它又威胁着小手工业。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促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的师傅面临破产的境地。有一位机灵的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用“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把小市民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深恐沦为无产者，这种恐惧远远超过他们对富有者的嫉妒。这使人想起，这同一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后来又成为拥护希特勒的第一批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给心怀不满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明显的敌人，从而不知不觉地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封建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
情窦初开
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德国戏剧家）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
大学生活
经过这三个小时，我确实爱上了这个人，此后，我在一生中始终喜爱他。他的本性是稳健的，从不自满。他与金钱无缘，宁愿住在乡下，也不愿为生活多写一行字。他不求功名，从不用退让、逢迎或通过熟人关系来追逐名利。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忠实的友情就已让他心满意足。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荣誉。但荣誉终于在他年富力强之时落到他的头上。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无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迷惑。他是个自由、快乐、胸怀坦荡的人，谁要是同他在一起，就会亲身感受到他的生活理念。
我的崎岖道路
我有意不在维也纳久住，从而也避免了离开时有依依惜别之情。多年来，我曾觉得培养那种临时的观念是一个错误。但到后来，我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家园，我添置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我反而觉得，我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感情倒对我有所帮助；这种临时的观念倒是缓和了我不得不离开家乡时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心情不至于过分沉重。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现在我们的感觉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欧洲意识是我们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能够轻易地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相悖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感情的高涨像飞机的腾飞一样美妙无比。
是的，我们都热爱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热爱欧洲！我们坚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当然，我们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满自信，这不正是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胞当作炮灰运到前线以前就会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妇女们拒绝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前线充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初期
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最爱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
在欧洲的心脏
对我们来说，我们两个偶然相遇的老朋友并不会因为分属战争中的敌对国而突然回避彼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他觉得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
日落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我的兴趣从此转到自己的创作上来，而不再为别人的创作费心劳神。我放弃了收藏，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这个敌视一切艺术、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必须重新学会一种新的艺术，即舍得放弃的艺术，同我们过去视为骄傲和热爱的一切诀别。
我一直这样梦想着，对我来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鲜事，一些使我不安、焦急同时又能促使我年轻的事，岂不是更好吗？因为这些事能够促使我去从事新的、也许是比较危险的斗争。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坎坷。在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内心深处居然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我这是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迟钝的表现？抑或是一种神秘的预感，它让当时的我为了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更艰苦的生活？对此，我无法知道。
和平的濒死状态
我们年轻的时候曾迷信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能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是侮辱人格的陋习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年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这些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去博物馆、风景区等，而要先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而现在，谈论的却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要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会节省不少时间，同她搞好关系甚至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这样的人的友谊更重要。
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的残暴。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对此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残暴的行径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至少能压制那种本能的办法；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轻易不会暴露，就是加上必要的压力也不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还在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可是这位科学巨人在这方面也没找出什么解决方案，他清楚的头脑还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也有少许人，他们待在一个看不见的秘密处，人们不认识他们，也未曾见过他们，他们只待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巴黎的奥赛码头、罗马的威尼斯宫，还有伦敦的唐宁街里。就这么十个或二十个人在为人们不知道的秘事谈话、写信、打电话、订条约。他们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机智和有才干。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与的决定；外人对那些决定的细节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却用这些决定左右着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也包括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而是由他们控制着。他们毁灭或者爱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在千百万人面前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当时我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自卫，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他们决定的事，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头脑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产生或正在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音机里传来了一条在数百年里都不会被湮没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和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这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的意义。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前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外面传来鸟儿不知忧愁的啾啾声，它们在和煦的暖风里轻松愉快地做着各种亲昵的游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下轻轻摇动，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触吻。大自然，古老的母亲，又一次无法体会她的造物的苦痛。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也许它的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