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启蒙》
- 《当下的启蒙》，史蒂芬·平克，浙江人民出版社，读完：2020-06，评分：8/10
短评
作者是一名心理学领域的学者，算是科普作家。偶然在图书馆翻到的很厚的科普读物，副标题已经说的很清楚： 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是本书全部的主题。数据较多，观点偏左，通俗乐观完整。如果是年轻人，至少也应该有这样的认知过程，用相对客观的事实完整的了解当下的科学、文明、世界都经历了什么，推论现在处在什么阶段，然后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对我来说，进步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理想，人是需要希望的生物，在世俗化的过程中，科学和进步的确很适合担任某种给定的意义角色。
笔记
前言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PART I 启蒙运动
01 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启蒙是指“人类从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从因“懒惰和怯懦”而服从于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条规戒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它的基本条件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一个时代绝不能缔结某种条约，以阻碍后来的时代扩展眼界、增进知识、消除错误。这将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人性的固有使命正在于这种进步。
通常来说，启蒙运动指的是18世纪的后60年，不过它可以上溯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也可以下延至19世纪上半叶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
但有四个理念将它们连在一起，也就是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
真正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幸福和悲伤的是单独的个人，而非组织或团体。无论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最多的人能获得最大的幸福，还是出于“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对律令，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看来，正是人类个体对痛苦和幸福拥有相同的感受力，才引发了对道德关怀的呼吁。
我们也不能将进步的理念与20世纪的社会重塑运动混为一谈，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技术官僚和城市规划者提供方便，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之为“极端现代主义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 High Modernism）。这场运动否认人性的存在，否认人性对美、自然、传统和社会亲密的复杂需求。这些现代主义者从一块“干净的桌布”出发，设计出各种城市更新项目，用高速公路、摩天大楼、露天广场以及粗野无比的建筑取代充满生活气息的街道社区。他们从理论上解释说“人类将会重生”，并“生活于整体的有序关系之中”。虽然这些发展有时也被冠以“进步”一词，但这种用法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因为缺乏人文主义引导的“进步”不是进步。
02 熵、进化与信息
为什么要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保持敬畏？因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第二定律决定了宇宙的命运，也决定了生命、思想和人类奋斗的终极目标：运用能量和知识来对抗熵的狂澜，并为有价值的秩序创造庇护之所。当
当能量注入某个系统之中，而这个系统又在熵增的过程中消耗这些能量时，它就会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同时也是漂亮的造型，例如球体、螺旋、星爆、旋涡、波纹、晶体，或者分形。顺便提一句，我们认为这些构造具有美感，这一事实说明美并不仅仅存在于观者的眼中，大脑的审美反应可能是对自然界中各种反熵形态的一种接受。
它不是物理世界中优雅的对称与节奏，而是生命世界中的功能设计。生物由不同的器官构成，这些器官又拥有相互异质的组成部分，它们被不可思议地配置在一起，各司其职，以确保生物得以存活，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地吸收能量，以抵抗熵的侵蚀。
信息可以理解为熵的减少，是将有序的结构化系统与大量随机、无用的系统区分开来的要素。
比起那些杂乱无章的像素，一张猫的照片包含着更多的信息，因为要从大量的无序形式中精确地识别出一个稀有的有序结构，需要进行各种预设和说明。如果说宇宙是有序的而非随机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信息。因此，一些物理学家将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视为宇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控制论，或者说反馈论。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个物理系统为何能表现出目的性，换句话说，就是以目标或目的为导向。它能以某种方式感知自身以及环境的状态，拥有一套目标状态的表征，也就是它“想要”什么、正在“争取”什么，具备对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差异进行计算的能力，以及拥有一组对应特定结果的行为指令。
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相隔甚远的数个文明区域开始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信仰，它们推崇无私，主张精神的超越，由此告别了以往仅仅为了逃避世俗的不幸而进行的各种牺牲献祭。中国的道家、儒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的第二圣殿犹太教，还有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戏剧，它们都在一两个世纪内先后涌现。
最近，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背后的原因，这并非灵光普降地球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更为平实的力量：能量获取。在轴心时代，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可获得的热量大幅增加，人均每天从食物、饲料、燃料以及生活原料中获取的热量超过20000卡路里。这种激增使文明能够负担起更大的城市，养活不事生产的学者和僧侣阶层，同时也能够对生活的优先事项进行调整：从满足眼下的生存到维持长期的和谐。
它们三者提供的一个智慧是：世间的不幸并非都是源于某人的过错。科学革命的一个重大，或者说最大的突破，就是祛除了“宇宙充满目的”的直觉思维。这种直觉虽然原始简陋，但却异常普遍。所有的事情都事出有因，因而一旦有事故、疾病、饥荒或者贫困等不幸降临，那肯定是有人希望它发生。
03 反启蒙
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冲突还表现在：宗教往往将灵魂的价值置于生命之上。
我们不应将民族主义与公民价值观、公益精神、社会责任或文化自豪感等同起来。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跨越整个社会的合作与协调。“国家”应该是共享这片领土的人所默认的一种社会契约，就像公寓业主委员会一样，它是促进其成员繁荣兴旺的必要手段。
左翼人士往往还支持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生态系统”这个超然的实体置于人类利益之上。浪漫的“绿色运动”认为，人类对能源的获取并不是遏制熵增、促进繁荣的重要手段，而是对自然犯下的严重罪行，它将导致一场可怕的审判，例如资源大战、环境污染，以及足以结束人类文明的气候变化。唯一的救赎就是悔改，拒绝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回到小国寡民、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毋
如今，左翼或者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它让志趣相投的人结成团体，共同尊奉一套宣扬神圣信仰的教义，它刻画出越来越多的恶魔，让人们对其事业的正义性毫不怀疑。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政治对手，而是熵、进化（例如各种瘟疫和人性的各种缺陷）和无知。其中无知最为关键，正是知识的不足让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PART II 进步
04 进步恐惧症
，好事和坏事是在不同的时间线上展开的。新闻并不是“历史的初稿”，它更接近现场直播的赛事解说。它关注的是离散事件，通常是自上一版发行以来的各类事件，在早些时候，是前一天发生的事，现在则变成了几秒前。坏事往往很快发生，但好事却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因此它们的进度与新闻周期并不同步。
我们喜欢怀旧，时间能治愈人类记忆中的许多创伤。另外还有两种错觉会对我们产生误导，让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不同往昔：将往往随着成年和为人父母而日益增长的人生负担，误认为是世风日下的结果；将自我能力的下降误认为是整个时代的衰落。
05 寿命
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导致全球青年人口下降，21世纪初，同样的流感也造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非西班牙裔中年白人总数减少。
孩子存活的概率越大，父母生育孩子的数量也就越少，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大量生育来抵消老来无子的风险。
06 健康
07 食物
除了能够抵抗饥饿，总体上讲，用更少的土地种出更多的粮食对我们的星球也是一桩好事。尽管拥有美丽的田园风光，但农场其实是自然界中蔓延的生物荒漠，破坏了原来的森林和草原。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农场已经退耕，一些温带森林已经或正在逐渐恢复
08 财富
我们之所以忘记贯穿于其他时代的苦难，部分是因为被当时的文学、诗歌、浪漫和传奇所吸引，而这些华丽与优雅只是在盛赞少部分人的优渥生活，却忘记沉默的大众还生活在贫苦之中。苦难的年代由此被神话化，甚至可能作为返璞归真的黄金时代被铭记。不，它们不是。”
启蒙运动将‘我如何才能得救’这一终极问题转化为了务实的‘我如何才能快乐’，从而开启了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调整的新实践。
09 贫富差距
除了对个体心理有影响之外，社会不平等还被人们同数种社会层面的顽疾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经济发展停滞、金融不稳定加剧、代际流动性降低以及政治裙带关系泛滥。这些贻害社会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当从关联僭越到因果，在弄清楚确切的成因之前操之过急。
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提出了“导致社会经济秩序大洗牌的‘天启四骑士’”：全民动员的战争冲突、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运动、国家政权倾覆，以及致命流行病。
在象鼻触底处——大约是“85%”所对应的那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里的“输家们”，他们是富人阶级里垫底的人，财富的累计增长率还不到10%。这些正是当下关于贫富差距的新言论传播焦虑时的目标人群：他们是“空心化的中产阶级”、特朗普的支持者、全球化进程的弃婴。
收入只有一种归宿：它的价值仅仅在于用来支付人们需要、想要和喜欢的事物，或者用经济学家们不带感情色彩的专业术语来说——消费。
按照历史的趋势看，社会福利性支出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为公民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与之类似的、当下已经有的负所得税）
10 环境
事实上，认为人们“需要资源”本身就是一种谬误。人们需要的只是“手段”，可以种出粮食、四处移动、照亮房间、显示信息，以及其他可以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可以用“想法”来满足这些需求：用食谱、公式、技术、蓝图和算法来操纵物质世界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现代生态学家指出，所谓的有机农业，每生产一公斤食物却需要更多的土地，既不绿色环保，也不可持续。
我提起她朴实的建议主要是想说明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的两个心理障碍。
首先是认知。人们很难从规模的角度进行思考：他们不会对可以减少数千吨、数百万吨和数十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行动加以区分。他们也不懂水平、速率、加速度和高阶导数的差别，
其次是道德说教。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说，人的道德感有时并不道德，它鼓励非人化（“政客们都是猪”）和惩罚性侵略（“让污染者付出代价”）。此外，道德意识通过将肆意挥霍与邪恶、禁欲主义与美德混为一谈，可以将毫无意义的牺牲行为神圣化
人们在评估对他人的尊重时，考虑的也是他们在利他行为中花费了多少时间或金钱，而不是他们究竟促成了多少好事。
在我们燃烧的材料中，主要成分是碳氢化合物，由氢和碳组成。当它们与氧结合形成水和二氧化碳时释放能量。最古老的碳氢燃料是干木材，可燃碳原子与氢原子之比约为10∶1。工业革命期间将其取而代之的煤，平均碳氢比为2∶1。像煤油这样的石油燃料的比例可以达到1∶2。天然气主要由甲烷组成，其化学式为CH4，比例为1∶4。因此，随着工业社会沿着能源阶梯向上攀登，从木材到煤炭、从石油到天然气，再到21世纪，水力压裂技术的发展使丰富的页岩气资源得到开发利用，推动最新一次转型加速进行，能源中碳与氢的比例稳步下降，释放单位能量所需燃烧的碳量也在下降，从1850年的每千兆焦耳30公斤降至今天的15公斤左右。
虽然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已经大大降低，且在过去五年中，它们在世界能源中所占的份额涨了三倍多，但这一比例仍然只有微不足道的1.5%，而且占比进一步增加的空间存在上限。风力经常减弱，太阳每天晚上都会落下，还可能会被云层遮住，而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却是全天候的，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利用电池来储存和释放大量可再生能源将有所帮助，但要想做出规模足以支持城市用电的电池还很遥远。此外，发电风车和太阳能板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并不符合通过提高生产密度来保护环境的趋势。
11 和平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只会发生一次的单向世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本已不多的历史数据，我们需要用这些数字结合一些额外的知识，以便分析战争发生的原因，
人类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至于荣誉、名声、卓越、男子气概、英雄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由于雄性激素过剩而催生的幻想，若为生命故，一切皆可抛。
12 安全
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理性时代的论证，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区域总是充满暴力
13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危险形式，它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但实际造成的伤害却相对轻微。
14 民主
乱世比暴君更致命。集权政府倒台造成的死亡人口要远超暴君当政。
一个优秀的民主政府能够让人民在追求个人生活的同时免于遭受无政府主义的伤害，让人们享有自由，避免强权暴政。
即便民主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中的精华部分被广为认同，但是究其本质不过也只是政府用于管理民众的一种手段罢了，民主选举并不总是对民主制度有益的。
15 平权
价值观的改变也可能具有世代性（或者代际性）的效应：特定时代出生的人身上可能终生带有某些特征，于是，国家的价值观变迁反映的正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价值观的混合与冲撞。
16 知识
在更偏向精神的层面上，教育给人带来的东西远高于实用主义和功利的经济增长：对于今天的国家来说，更高水平的教育投入等于在投资更民主、更和平的明天
人类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增长的势头已经维持了一个世纪有余，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增长的速率接近每10年3个智商点数，相当于1/5个智商标准差。
17 生活质量
18 幸福
伊斯特林悖论描述的现象是，虽然在一个国家内，更富裕的条件会让人们的生活相对更幸福，但是在国家之间，富裕国家的居民并没有比贫穷国家的居民更幸福。而如果从历史上比较，随着国家变得更富裕，国民的幸福感并不会增加。
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人类作为社会性、智慧性和健谈的物种所独有的意识活动领域，追求意义是个新颖的人生目标，而且代价不菲。它的出发点在遥远的过去，终点又在看不见的未来，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一个人的社交圈，它需要获得同胞们的认同，而这取决于我们能否说服他人相信它的价值，还取决于自身长久以来的声誉，以及仁爱与否，本事高低。
19 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双方的战争策划者都采用了轰炸平民直至社会瓦解的策略——但社会永远不会瓦解。
病毒性和传染性由此而相互权衡，并且病毒的进化过程会挫败恐怖分子引发最具新闻价值的、又快又致命的流行病的愿望。
20 进步的未来
第一个机器时代源自能源驱动的工业革命，而第二个机器时代则是由另外一种反熵资源信息驱动的。其革命性的前景源自通过对信息的有效使用来指导其他一切技术，并且这种前景还源自信息技术本身指数级的进步，比如计算能力和基因组学。
民粹主义倡导一个国家“民族”的直接主权，这体现在喜欢直接输出自己美德和经验的强势领导人身上。这里的“民族”通常指民族群体，有时也指阶级。
PART Ⅲ 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非，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强大。事实上，这个世界正是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主宰的。实际做事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免受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但却常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几年前，听风就是雨的掌权疯子们，从某些三流学术文人那里获得灵感，令疯狂变本加厉。我敢肯定，与思想的逐渐蚕食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张了。
21 理性
但现实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因此，这样一个以思想为主宰的物种，一定会进化出一种偏好正确选择的能力。如今所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出一种信息环境，令偏好正确选择的能力可以战胜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能力。
在公共领域对理性的革命性分析中，法律学者丹·卡汉（Dan Kahan）认为，某些信仰成为文化忠诚的象征。人们对这些信仰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不是为了表达他们知道什么，而是为了表达他们是谁[插图]。
研究人员自身也未能幸免。他们经常在想要证实自己的政治对手存在偏见时，被自身秉承的偏见所羁绊。这一谬误，可以被称作“对偏见的偏见”。[插图]有三位社会科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本来想要声称保守派更具敌意和攻击性，后来作者发现自己看错了其中的标签，不得不将研究结果撤回，实际上数据显示，其实是自由派更具敌意和攻击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由自由派主宰的职业。许多研究想要证明保守派比自由派在气质上更有成见、更容易僵化，后来发现，这些研究都是在测试项目上采取了“掐尖”策略。
左派也因对市场经济的蔑视而错失良机。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开启了摆脱普遍贫困的大逃离行动，到了21世纪，依然通过大聚合行动来拯救那些尚未脱离贫困的人们。但是，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资本家、自由市场等说法，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依然是如鲠在喉。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会将这些说法自动修正成为无拘无束、不受监管、肆意驰骋、天马行空的自由市场，从而延续了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但实际上：自由市场可以与安全法规、劳动力法规和环境法规共存，就像自由国家可以与刑法共存一样。
没有哪个发达国家是靠右翼自由主义原则而运转的，关于这样一个国家，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过任何现实可行的构想。
更加理性的政治路线，就是将社会视为一场不断进行中的实验，用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各个领域的最佳实践
卡汉在实验中记录下来的实验对象的表演性理性，也适用于社论作者和专家。决定这些人名誉的因素，并不与他们提出的预测的准确度保持一致，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在事后去调查谁说的准，谁说的不准。他们声望的真正基础，在于娱乐、挑逗或惊吓大众的能力，在于他们让人充满信心或充满恐惧的能力（希望预言能够自我实现或自我毁灭），在于他们组织同盟力量、颂扬其美德的能力。
如今在公共领域之中，理性的主要敌人，不是无知、不是数学，也不是认知偏见，而是政治化。而且，政治化还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势头。
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太过浅薄而无知，根本无法形成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
大学本应是将政治偏见弃之一边，利用心态开放的调查来揭示世界运转方式的大舞台。但是，就在最需要这个不偏不倚的论坛时，学术界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政治化。学术界并非变得更加偏激，而是更左。一直以来，美国大学都比美国公众持有更加自由的观点，但这种倾向还在持续增加。
在《白板》一书中，我讲到，左派政治如何扭曲了对人性的研究，包括性、暴力、性别、儿童养育、人格和智力等等。
22 科学
科学是超越国界的，正如契诃夫所言，“从来没有国家科学，正如从来没有国家乘法表一样”。
政治对科学的压迫同样也来源于左派。正是左派激起了大众对人口过剩、核能和转基因生物体的恐慌。关于智力、性、暴力、子女教养和偏见的研究，则被各类计谋手段所扭曲。这些手段包括问卷调查中的选项设置，对没有接纳政治正确正统观念的研究人员进行恐吓等等。
第一类理想，认为世界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
第二类理想，就是要让世界告诉我们，这些关于世界的思想是否正确。
科学发现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之中的信仰体系，也就是它们关于世界、生命、人类和社会起源的理论，从事实的角度讲是错误的。
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见第23章）与对世界的科学理解不可分割，并且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国际组织和自由宗教实际上的道德标准。
一个没有历史学识的社会，就如同一个没有记忆的人：迷惘、困惑、容易被利用。哲学的诞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思路并不那么容易实现，而当我们的思想能够得到不断的精炼和深化时，人们就会从中受益。艺术，是让人觉得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的原因之一，因为艺术在人类体验中注入了美感和洞察力。评论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能成倍地增进人们对伟大作品的欣赏和享受。这些领域的知识，来之不易，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不断丰富和更新。
若拿出坦诚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就不得不承认，有些损害的确是人文学科自身造成的。人文学科尚未从后现代主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还带有目中无人的蒙昧主义、自我否定的相对主义，以及令人窒息的政治正确性。其中许多名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米歇尔·福柯、拉康、德里达，以及诸多批判理论家，都是阴郁的文化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现代性是面目可憎的，所有的说法都是矛盾的，艺术作品是压迫工具，西方文明已步入恶性循环
在某些领域，这样的知识大融通已是既成事实。考古学从艺术史的一个分支发展成为如今的高科技学科。心灵哲学已跨入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疆域。语言学将有关词汇历史、语法结构的哲学学术研究与有关语言的实验室研究、有关语法的数学模型，以及有关写作和会话的大规模语料库的计算机分析结合为一体。
23 人文主义
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识、爱、丰富的体验，实现这些人类繁荣最大化的目标，可以被称作人文主义。
平均来看，在人类这一物种形成的环境中，愉悦的经历让我们的祖先得以生存，并孕育出能存活下来的孩子，而痛苦的经历则会以死亡告终。这意味着，食物、舒适、好奇、美、刺激、爱、性和友情，都不是肤浅的放纵或享乐主义的干扰。它们是因果链中的链接，让心智得以产生。与禁欲主义和清教徒式的制度不同，人文伦理不会对寻求舒适、快乐和满足的人的内在价值进行怀疑和事后评判，如果人们不去寻求这些东西，就根本不会有人的存在。与此同时，进化保证了这些欲望彼此之间的分歧，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欲望而产生的竞争与不和。
所谓的智慧，很大程度上在于平衡自我内在的相互矛盾的欲望，而所谓的道德和政治，主要在于平衡人与人之间相互矛盾的欲望。
历史证实，当不同的文化走到一起，想要寻求共同点时，就会以人文主义为大本营聚合起来。美国宪法实行政教分离，这样的做法并不仅仅源于启蒙运动的哲学，还源于实际操作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