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
短评
最初是从前几年施展的《中国史纲》的课程中得知这本书，那门课也是一开始就抛出了何时产生“中国”概念和认同的话题，当时听到很新鲜，这本《宅兹中国》做了相对完整的论述，分别从自身、东亚、西方各自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概念的形成。最后提出了以东海做为文化交汇场做为现代史的新模式的一种思路，只是不知道目前学术界的进展如何。
这本书来自“大观天下志”组织的一场共读活动寄的盲盒，很久没有参加这类活动，关于读书与分享，还有很多期待。
笔记
第一章 ”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
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在北宋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p.42)
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从宋辽和约之后，不断有频繁的“勘界”即划分“国界”之举，这是过去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日本学者佐伯富曾经在很早就指出，宋辽之间划定边界，“似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所来有……实含蓄历史上的时代转移之倾向，外民族的自觉，乃为中国近世史上的一大转变，而划定国境问题之发生，又为此转变中之一现象也”。(p.49)
这一民族和国家边界意识的形成，直接后果是使得中国主要是汉族士人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他国”与“异文明”。严肃面对的结果是两个：
- 开始对“出入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边界之外，还要限制“外国人”的居住区域，要限制“中国人”的外出范围，即使在北宋较安定的时代，他们也对异域人的活动有相当的警惕。(p.57)
- 对于外来的宗教、习俗和其他文明，士人有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感，也有了一种深深的警惕，不再像唐代那样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些新鲜的东西，而是怀着戒惧的心情对它们进行批判，他们对外来的宗教信仰釆取了相当严厉的态度，对于祆教、摩尼教及其他教团的抵制和镇压，把几乎所有的异端宗教包括可能来自异域文明的宗教都牵连进去。(p.58)
诗歌史。唐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中外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作“边塞诗”。但即使是百口相传的名篇，也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匈奴破尽人看归，金印酬功如斗大”（韩翃）这样主张作战立场相当清楚的，也有“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桃入汉家”（李颀）、“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这样不那么赞成战争立场的。无论倾向战还是倾向和，政治立场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差异。可是在宋代，坚持主战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也可以用宋代的词汇称作“国是”。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使得“爰国”主题真正占据了文学主流，诗里是“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陆游），词里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辛弃疾）。(p.60)
小说史。唐宋小说大不一样，三国故事大量产生于宋代……隐藏了宋代文人对于国家的焦虑，为什么是蜀汉？为什么不是曹魏？这背后其实是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辽夏的问题。……当宋代人再度强力肯定了蜀汉的历史正统位置，确立了刘备、诸葛亮、关羽的正面形象，强调七出祁山进攻中原的合法性以后，即使在金到元外族当政，一般思想世界仍是这种观念占了上风，而且左右了后来所有关于三国的小说、戏曲和讲书的感情向背，这表明了思想史上已经确立了关于“中国”与“正统”的观念。(p.61)
第三章 思想史的古舆图
1976年法国一家地理学杂志Herodote对福柯的釆访，后发表成专访稿《地理学问题》(p.91)
在“地理学”上也推广了他关于“话语”和“权力”的理论。用他的话说，一切话语背后都有权力，而话语本身也会成为权力。所以，在“领土”、“地平线”、“等高线”等等本来属于地理学的术语里面，他看出了背后有“权力”(power)关系。他把它放在政治、法律和文化领域进行推敲，说“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
明代方志地图上，在凸凹相间的那一圈城墙之内的——这些地图通常都是以仿真画法的城墙把城区标志出来的——只是若干政治与宗教的公共建筑，却没有多少集市、街坊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在这些地图里最醒目也是常常在城市中心的，是府县官署衙门的所在，这是政治权力的象征。(p.124)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经说过，西方城市的中心“常常是满满的，一个显眼的地方，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这里聚合和凝聚：精神性（教堂）、力量（官署）、金钱（银行）、商品（百货公司）、语言(古希腊式的大集市：咖啡厅和供人散步的场地）”，而在日本东京，他却看到一个空的中心，而正是这个空的中心，“隐藏着那个神圣的‘空无’”，“以它那种中心的空洞性来支持整个城市的运动”，他在城市空间设计中看到了它的意识形态象征性。(p.129)
同样，在明代方志图经中重点凸显的是官府衙门（政治权力）、宗教寺庙（宗教权力）、学宫官仓（文化与经济权力），也一样呈现着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这个时代“国家”越来越显得专制，……“公”全面压倒了“私”，甚至取消了“私”。(p.129)
尽管后来佛教中国化了，变成了三教合一，甚至屈服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家学说，但它曾经使中国文明天下唯一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本是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然而这一契机并没有成为现实，佛教坚持的世界观念，只是留存在他们自己的著作之中。(p.114)
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的世界观，佛教中国化了以后，中国佛教就很少再提这一话题了。在中国，佛教观念的笼罩和影响，远远没有在日本大，……所以，关于世界的想象，还是要再过几百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万历十二年，1584）在广东问世，中国人才真正开始看到了“世界”，在思想上出现了“天崩地裂”的预兆。(p.116)
我们目前看到的，在古代中国唯一不以中国为天下正中的地图，
- 《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图，在宋代以前，这是极罕见的多元世界观，它的《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构造了同时拥有三十中心的世界。
- 包括了印度、中国、西域在内的《佛教法界安立图》。应当说，佛教关于须弥山、四大部洲以及兼容中印的南赡部洲的地理空间观念，在近代以后，也曾经给中国、日本、朝鲜提供了改变世界观的潜在资源。(p.114)
地理学应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历史性(historicity)，第二个是空间性(spatiality)，第三个是社会性(sociality)。
——索雅(Edward Soja) (p.130)
第四章 地图在思想史中的作用
很多历史记忆，不仅写在文献中，也储存在图像里。很多思想观念，也不一定只是直接用文字表达，有时候它也支配着图像的绘制。既然绘制图像包括地图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会影响他对方位、比例、位置和色彩的选择，那么，在不同图像或地图上，就一定残留着不同的思想观念。所以，对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在扫描和追寻历史上的思想观念的，图像和文字的功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p.13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原本深藏在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后来归了西本愿寺创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可能是最古老的非洲-欧亚地图。(p.133)
第五章 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
“民族主义”这个词，现在似乎有些贬义，但是在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它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它提供除了由空间、语言、信仰、历史建构而成的标准之外，一种极其强烈区分自我和他者的认同基础。任何“认同”都表示着同样的“拒斥”，任何“自我”都区分了非我的“他者”。
自16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击而成。民族主义为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出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册，第120页，1902年
第七章 边关何处？
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就是在建构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特别是当你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文化的传统的时候，尤其如此。(p.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