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

• 《制内市场》，郑永年, 黄彦杰，浙江人民出版社，读完：2022-05，评分：6/10

笔记

第一部分 理论

在中国，虽然国家和市场在原则上是有界限的，但市场不是自治的，它的运行有时不受法律和政治文化的保障；为了生存，它必须在国家设定的范围内活动。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来说，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的体制以“制内市场”为特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则以“场内国家”为特征，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则以市场与国家的相互渗透为特征。

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看作是一个在原则上与宗教、政治，以及如家庭生活这样的其他社会领域相分离的体系。他们将市场看作一个自我调节领域的观点，假定了市场体系是在一个比国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中运作。经济与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分离，意味着即便市场不断地与社会互动，经济与社会的其余部分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这一观点将西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区分开来。

尽管凯恩斯主义和中国的政策之间具有迷惑性很强的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差异。在凯恩斯主义中，国家扩大了它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没有取代市场。尽管在应对经济问题上，凯恩斯主义赋予了国家主要的作用，但市场体制仍然是经济的主要行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补充。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制内市场”政治经济体制中，尽管市场也存在，但它必须服从国家，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运行。

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指出了中国制度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中国，国家就是一切。历史解释了这一点。国家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有机体，还不得不在其他权力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而且国家还必须将自己强加于教会、封建主义和贵族的独立权力之上，与商人达成协议，并寻求金融家的支持。在中国，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或者说从秦代国家制定建国方案，然后扩展到整个中华大地开始，国家就是一个既定的现实。它是社会和领土的杰出组织者。

在中国，经济被认为是皇帝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国家不可分离。中国政府并不认为经济是一个自治的领域。经济是被管理的，它更像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国家面对的一股自主力量。中国没有一个与西方“economy”一词相对应的术语。这个现代西方词汇被翻译成汉语的“经济”一词，其自古以来就被用作“经世济民”的缩写，字面意思是“整治天下，拯救民众”。这个词唤起了国家的社会责任，它不断地干预，以维持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

第二部分 历史

以帝制中国的总体财政规划为例，2000多年来的组织实验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模式：从秦国的高度集权、多层次的财政国家，到后来短命的秦朝；汉初的自由放任制度；汉武帝时期的军事—经济国家主义（如第二章所述）；西汉末的乌托邦国家主义；从西汉末到北朝的封建模式；从北朝到中唐的家庭本位市场模式；从宋朝的改革时期到元朝的高度商业化模式；明初家庭本位的原始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兴；以及最后的晚期帝制时期的标准模式，即一个小规模国家和一个充满活力的、由国家进行控制的市场共存。

作为一个农业帝国，帝制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始终是三大元素的不稳定共存：维持生计的农户、自然形成的基层和地方性市场，以及以皇室和复杂的官僚体系为核心的强制性国家的财政机构。(4)确保这种共存的前提是，帝制国家可以将其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维持一个稳定的税基。这种模式可以看作是帝制中国经济史上的一种制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