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猎身”》
- 《全球“猎身”》，项飙，北京大学出版社，读完：2020-08，评分：8/10
短评
居然是一篇非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报告。
笔记
凝视世界的意志与学术行动
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必须是表述者，必须是能够言说自我、言说他人的表述者。民族志是关于共同体表述地位是否存在的证明，是共同体通过特定的表述得以构成或显现为主体的知识途径，是共同体的表述者身份的名片。
在共同体层次，西方是凝视者，非西方是被观察对象。知识的社会后果早就凸显出来：关于他人社会的叙事不仅在不断满足西方大众的猎奇之心，而且在知识和社会观念上不断强化我群与他群的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如果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表述是不平等的，这种结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如果相互表述是极端不平等的，那么这种结构关系也是极端不平等的。
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以追求真理、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规律来自我期许的。但是，中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在政治、军事上纠缠在国际事务之中，在学术上因第一手经验研究的缺乏是处于国际之外的。我们也关心亚非拉人民，也声援发达国家的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正义事业，不过，这大都是在政治、道义上的努力。
序一 寻找一个新世界
作为社会事实的“关系”、“背景”不可能是中国独有（我认为很多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它们的“中国特色”），真正有特色的是，中国人对这些事实格外敏感，而且发展出一套话语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
他说：“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国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前，以自我为中心、由内而外、无限延伸的空间想象可能是相对普遍的。东南亚著名的“曼荼罗”政体就是例子之一。曼荼罗（梵文Mandala）是以祭坛为中心的一系列的同心圈。在曼荼罗政体中，掌握神权的统治者居于中央，他对社会控制程度，社会对他的忠诚程度，以及地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都从中心到边缘逐步稀释。在这一政体中，中心是绝对明确的，边缘地带是模糊的，而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线”是不存在的
最近卡拉汉（Callahan,2007）在评论国内对“天下”这一概念的讨论时也指出“天下”背后所隐藏的暴力性。在历史上，中国内部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并不比在欧洲的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的战争少。“无外”原则绝对不意味着没有暴力和镇压，而很可能只是把暴力关系内部化了而已。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之间的转化关系可能是现代世界政治体系变化的一个主要线索。
所不同的是，“天下”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教化式的秩序概念，它通过对文明程度的高下排列而形成秩序；而现代的世界观念则强调程序化的秩序，通过对普遍规则的建立而避免冲突、解决问题。道德化的秩序当然也要靠程序维持，程序化的秩序当然也要靠道德观念以合法化。
日本的“脱亚入欧论”在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即把自我彻底对象化，不仅成为认识和反思的对象，而且成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和对自我的相对化相对应，“世界”则被绝对化和外在化了，即世界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可抗拒、高于自我的绝对实体。
国族意识当然很重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中，民族国家并不一定是首要的社会目标。很多政治运动，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国际运动、再到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国族观念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他对所谓世界规律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毛眼里，世界总是分裂的、动荡的，中国要根据具体的世界动态而动，而不是跟所谓普遍规律走。
这一世界观的单一化并不是孤立的、中国特有的现象。印度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从典型的殖民地转变成新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甘地的反现代性的东方哲学，以及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但是到1990年代，这些理想主义几乎消失殆尽。人们宁可相信国际、国内政治无非是赤裸裸的权力竞争；理想主义是天真者的代名词。曾作为反殖民主义运动中重要思想武器的甘地的东方文明论依然还有市场，但是几乎被彻底非政治化了，成为和瑜伽、吃素等表象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
从2008年后期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单一中心的世界观的结果。危机看起来源于美国，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过度生产，特别是中国的大规模对外借贷，美国也不可能如此过度消费和过度投机。人人都以为美国倒不了，大家都愿意向它投资借债，鼓励美国可以拿别人的钱花。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结论上耸人听闻，但是其假设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当世界被单一的经济和政治逻辑所统治，当人们越来越依靠所谓的文化和宗教来寻找生命的意义，甚至要把文化和宗教当作捍卫自我尊严的武器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文明绝对化。
这意味着，如果不关心具体的、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他者，不仅在认识上容易自我中心化，也会把“世界”这个概念泛化、抽象化、固有化；这样一方面只强调自我，要逞强，对别人的批评甚至评论格外敏感，另一方面又把“自我”处理成世界的被动的组成部分，只会大声说“不”，时刻准备着自尊心受伤，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同时，我们必须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要挑战现有的中心霸权，但是不一定要取而代之。一个人人都把眼睛盯在中心、要进入中心的世界是危险的，甚至会是灾难性的。
序二 一个陌生者的探险
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基础是民族志，即基于长期实地调查而写成的系统的、细致的描述；但是在同时，它力求分析性、解释性和批判性，所以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进行概念上的抽象。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帮助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有力工具。本书的一个主要特定是将民族志的细节融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从物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关系里看出人和人的关系。它因此为思考提供了极大的延展性。
导言 构造不确定性
本书是一部关于“嵌入性”（embeddedness）和“去嵌入性”（disembeddedness）的民族志，它描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历史过程：即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去嵌入性”——也即纯粹的经济交换日益从其他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是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被产生出来，并靠它们来维持的。
无非是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发生的“抽象化”进程的延续。所谓抽象化，是指市场关系逐渐从家族、宗教和社区关系分离出来，并且要倒过来支配和主宰其他社会关系的过程。
波兰尼的“嵌入性”是指物质生产和交换附属于其他的社会关系（比如宗教和家庭），这些社会关系独立于经济行为之外，且不会随着经济行为的终结而消亡。
本书正要回应这个挑战。和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不同，本书要证明世界经济的“抽象化”绝不是什么“经济法则”驱使下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相反，抽象化是通过对各种制度的重新安排、通过在不同层次上的一系列不平等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被构建出来并得以支撑的。
在“金融化”的格局下，产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的经济业绩，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场的起伏所决定，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日课。因此，IT工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
猎身体系的民族化和其他移民群体的民族化很不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化（比如同民族的移民在新住地形成聚居点，或者同民族群体占据同一经济产业）发生在迁移过程之后；民族化通常是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往往体现了移民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对自己身份和文化的重新确认（比如，Mitchell,1969;Castles and Kosack,1973; Cohen,1974, xi）。而猎身的民族化则是在流动过程之中发生，是对该流动模式本身特征的反映
他们归纳了四种促进民族经济形成的社会集体力量，即共同的价值观、互惠交易、凝聚力，以及强制性的信任。
这种个体化的核心信仰是，市场的机动性与不稳定性使得个人的能力和价值成为其成功的主要源泉，而群体内的凝聚力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如雇主与雇员之间）在当今社会都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正因为个体化意识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必然不同，印度IT工人几乎把等级差别视作是一个自然现象。这样的意识对于劳力行控制工人是至关重要的。
个体化将猎身体系中的经营风险个体化了——它将风险分散给每个工人个体，从而使得劳力行要承担的风险大大降低；同时，它也将向上迁移的机会个体化了，这使得猎身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不断地扩大。
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下，印度IT工人们在表面上的多方向流动和不断扩展的网络，实际上加深了财富、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猎身体系的跨国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引发了新的跨国流动和联系，而是因为它导致了新的财富积累策略、新的价值转移方式和新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关系。
世界资本主义的“抽象化”——在猎身这个案例中具体体现为不断加剧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反过来又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既定的格局。
我强调印度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各层次上的不平等关系：宏观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观的（比如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微观的（劳力行内部）。价值被不断地从地方社会抽取到全球市场。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抽象化和去嵌入化的一个基本逻辑。
第一章 “猎身”的全球背景
IT带来了“金融民主化”，使国际资本的调动范围空前扩大。
互联网商业或者更广泛的“电子商务”之所以引起国际资本的强烈兴趣，也是因为人们预期电子商务将带来一场零关税的革命，从而使得资本彻底解放自己，通过完全自由的流通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针对此，IT业界在过去的30年中采取的解决办法是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发展，即通过增加软件开发的人力投入来不断试错，而不是通过对开发过程本身的“理性化”来克服不确定性。
这样，国家的管制与技术和资本的迅速变化之间形成深刻的矛盾。这为代理机构，特别是IT劳力行，提供了生存环境。
第二章 安得拉的“IT人”生产线
因此，印度的IT热，热的不是IT产品的制造，而是“IT人”的生产。
全球化扩张和地方性渗透的结合——折射出一个重要的社会过程，即全球流动的专业人才是靠地方本土资源而生产出来的。在印度，这一本土资源主要就是乡村的剩余价值。
在等级制度、社会流动和教育投资的历史变迁中，嫁妆制度是一个核心要素。当一个家庭中出了个成功的IT儿子，首先引起周围人们羡慕或者妒忌的是他能为家庭挣来数额不菲的嫁妆。安得拉邦的卡马人以其高昂的嫁妆闻名。
对女方家庭来说，这些婚姻意味着向上的社会流动，为此付一笔高额的嫁妆也不是打水漂。在这个意义上，嫁妆就为了转移剩余价值的一个直接手段——将资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地方社会转移到全球经济体系中。
第四章 悉尼的“名牌劳力”生意
在移民创业的过程中，男性往往占主导地位，但是妇女在主流经济中从事有偿劳动，譬如在工厂当工人，她们稳定工资为丈夫的非主流经济活动作出了很多无形的贡献。
第六章 为什么顺从？
根据赫什曼（Hirschman,1970）的说法，在市场经济下，当人们对一定的经济组织不满时，人们通常有三种基本回应：“退出”（exit）、“表达”（voice）以及居于其间的“忠诚”（loyalty）。
第七章 猎身的世界体系
我的被访者们从来没有对计算机——他们的谋生工具——怀有类似的敬畏之心，但是护照和签证则被看做几乎是被浸透了神秘权力的。护照和签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是决定他们流动经历的关键；我很容易想象它们被供奉于朱砂、熏香和鲜花之间。
结语 全球IT业中的“印度三角”
IT之所以强大，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恰恰是由于它被整合进其他的技术和操作体系，从而有效提高其他活动的效率；同时，如果没有新的生产管理范式，没有人们工作模式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大肆强调“新经济”作用的思想意识的确立等这些社会过程，技术也不会得到发展，至少不会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应。因此，IT本身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
在概括猎身业务的内在运作机制时，本书使用了三个概念：“民族化”（ethnic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
劳力行的民族化是工人们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的利己主义的计算的结果，而不是基于印度文化的内向的团结性。
在印度的IT三角中，绝少有财富资源从全球市场流入地方基层社会；相反，基层的经济价值被源源不断地向上、向外抽取，流向西方的发达世界。该三角还显示出，印度的IT工业高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与国内市场的关联则十分有限。
在解释为什么印度的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时候，主流媒体和我的大多数被访者都强调，是他们的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让印度IT人才具备全球竞争力；而是我的研究表明，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上的、往往也是政治上的排斥，对于维持“印度三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对于维持IT三角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至关重要。正是凭借着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科技的力量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IT人的暴富变得理所当然、且为人称道，从而社会资源大量涌入IT部门也显得天公地道、顺理成章。可以说，正是意识形态上的排斥把不平等的在财富分配上的联系合理化并且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