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
- 中国转向内在，刘子健，江苏人民出版社，读完：2024-10，评分：9/10
短评
宋史必读，主张对文化变迁的观察重点从唐宋之交转到两宋之交。对思想史着墨不多，更侧重政治对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以及新儒家作为国家正统的确立。论点尤为亮眼，但有一半是出于其口号式的精炼，结论过于急促，没有论证直接推导出南宋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像为碟醋包了盘饺子，为推出结论而寻找了论据，刘教授在书里也说了，叙述中也许还存在许多有意的偏颇或无心的差误，潜台词是看官见仁见智吧。
本书的主要结论：
- 北宋及以前文官对文化的主张是外向的，自南宋开始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内在。
- 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家（文中又称新传统主义者、道德先验论者）存在对佛教、道教的双重借用，并试图从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哲学中延续中断了的传承。新思想更多强调深植于个体内在化的道德观念（内省），而无意再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
- 因为难以获得政治权利，朱熹学派意识到只有影响皇帝，才能为己所用，其理论中的“格物”以“致知”、“正心诚意”都是说给皇帝的。
- 朱熹学派地位的起落，从被贬损到攀升为南宋时期国家的正统思想，几乎都是出于政治考量。
- 新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分散而无组织，缺乏政治权利的现状自南宋以来持续至今，其原因是体制问题。
另外，这本书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参考书目。
笔记
简介
在两宋之际的战乱动荡中，政治凌驾于经济、文化之上，专制皇权膨胀为独裁，一些倾向保守的知识分子转向儒学，以道德重建为救亡图存之道，这种保守主义思想终于被树立为国家正统，这就是影响后世中国近千年之久的“理学”。然而，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这却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11世纪曾经纵横恣肆、辉煌一时、充满外向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
序 言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导 言
宋王朝统一了唐帝国的大部分农耕地区，但不是唐帝国的全部疆域。它采取亚洲定居国家遭受马背民族威胁时的通常对策，向北方好斗的邻居——契丹帝国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一个半世纪以后，新的游牧民族出身的征服者——女真崛起。女真先是与宋结盟共灭契丹；而后继续推进，试图吞并整个黄河流域。那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被汉人充满深情地称为“中原”的地域。女真建国号为“金”，宣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并索取比契丹高得多的岁币。宋朝百般努力，均未能收复北方领土，只好在中国的中、南部重建王朝，后世称之为“南宋”，其领土仅相当于原来的2/3。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激发了欧洲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正在发生转向；而中国人却继续以其独特的方式延伸着其独有的文化。直到20世纪，宋代汉人生活中最富特色的东西仍然清晰可辨。
国家被异族所征服，而汉文化延续不衰，二者相互平衡，构成中国历史的模式之一。
第一部分 从北宋到南宋
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
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
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
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本书认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
线索与方法
资料与假设
宋亡之后，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系年要录》却从政府和大图书馆中消失了踪影。令人不免惊讶和遗憾的是，官修《宋史》的编辑者从未看到过这部书。还好，到了明朝初期，这部书又悄无声息地重现人世，与大批书籍一同被编入15世纪早期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而当时的历史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只有到了1773年，它才被“重新发现”并整理恢复成为一部独立行世的著作。
二、 宋代学术
文 学
经 学
史 学
12世纪在史学著述方面的确超越了11世纪，其明证之一是新史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纪事本末体将通常散见于本纪、列传和志当中的材料按照主题收集成篇，一事为一篇。这种合并整理并不增加新的内容，它提供的是不同的视角。从此，中国正统历史叙事就有了三种标准体裁：以国家为中心的纪传体、按时间顺序编纂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
三、 宋代儒学
儒学，就其本原和特质而言，是一种由不同思想、制度、风俗结合而成的道德哲学。但是，从宋代起，精英们已将儒学推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既定权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不可侵犯的世俗真理，并以近乎宗教的虔诚对它顶礼膜拜。
思想与制度
随着宋代经济的扩张和发展，曾经在城乡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佛教工匠和金融服务业也日渐衰废，寺庙失去了它的地方权力。
实际上，出于实用主义考量，许多儒家官僚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法家哲学和产生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的纵横家理论，这就在传统儒家中产生了一种折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强权政治的委婉语）”行为。
实用主义道路绝不符合儒家理论，而是对儒家基本原则的偏离。对此类行径的不满最终导致人们寻求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制度改革。
直到12世纪，一股全新的思想浪潮空前地壮大了主流思想，它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将儒家哲学提升到空前绝后的高度；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它将整个儒家遗产融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当中。
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
学术界更倾向于恢复“新儒家”一词原初的、狭义的用法，专指朱熹学派即理学，而不泛及其他。考虑到新儒家将德性提升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本书将其特点概括为道德先验论者
新儒家以外的思想家和儒家派别，在明朝已经被视为异端，黄宗羲将其列入该书结尾的简短总论中。这些异端包括北宋的苏轼（1036—1101）、改革家王安石、新儒家最主要的对手——心学学派，以及几位生活在北方、宋朝范围之外的金朝知识分子。
表格有助于简化表述，省却有关群体、潮流及其代表人物的长篇大论。表1是对于宋代儒家状况的微缩式全景描述。
通行著作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因此，我们对上表只需作简单解释。鼓吹为旧理想注入新生命的知识分子，其注意力集中于相对简单的原则，缺乏复杂的理论。
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
新儒家所尊崇的五位北宋儒家大师都是北方人，虽则自以为是，却从未发展到排斥其他经解的极端地步。但是，南宋的新儒家却宣称自己是惟一的正统，除了对早期思想家还存有一些敬意之外，对任何与该学派意见分歧的理论都不加理会。
有趣的是，王安石和新儒家都来自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上述地区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中心区，但在宋代，从文化角度看，却属于边缘地区。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言辞大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理论谋求领导地位，往往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富于侵略性。
第二部分 12世纪
亡国之耻的震撼
最让那些恪守原则的儒者们感到震惊的，是这群毫无廉耻的士大夫竟然用战国时代“士”的行为来文饰自己的恶行，说他们也是自由的，可以从一国的官场转到另一国的官场。
变革之门的关闭
保守主义者的正统要求
高宗还特别欣赏司马光的另一个观点，即认为建立秩序的关键在于《大学》所倡导的“端正心思，意念坚诚”（正心诚意），这句话后来成为朱熹新儒家学派的一个口号。
五、 专制政体与宰相们
政府通过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士大夫的责任是自主行使权力，遵循道德原则，实行明智而灵活的统治。虽然他们通常自认为儒家士绅，但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宋代是现代集权国家的先进，但远未发展到包揽一切的极端集权主义的程度。
第三，关于1139和议条件的争论：除了北方领土的丧失和每年贡献的钱、绢以外，最令道德保守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的是地位问题。放下皇帝的头衔，屈从敌人的要求，向女真人自称是大金上国的臣下——为什么高宗会表现得毫不在乎？
第四，关于皇帝的专制权力和权相权力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当后者通过委任或篡夺攫取权力，前者的权力便会被冻结。这个错误认识的基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虚假前提：朝廷权力是一个定量，当权相所持的份额增加，按照减法，皇帝个人所拥有的专制权力份额必然减少。本文意图建立新的假设：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国家权力通常会随组织、集权以及社会控制力度的加强而增加。在朝廷上，宋朝政府首脑——皇帝或是权相的个人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增长：它可以通过牺牲宰相们所拥有的权力获得增长。
走马灯般的宰相（1127—1134）
宰相团队（1135—1136及以后）
赵鼎被解职了。临行前，他告诫皇帝当心某些人会利用儒家的孝道，迫使他不经仔细斟酌就匆忙接受女真人的和平条件。看来，虽然任期颇长，但赵鼎却从未明白如下冰冷的事实：决定皇帝意愿的，不是儒家教条，而是权力的算计。随着赵鼎的去职，宰相们作为一个团队为防御和尊严而奋斗的记忆也像落日余辉一样逐渐淡去。和议鬼火闪烁的漫漫长夜降临宋朝。
权相长期独掌朝纲（1139—1156）
而且，如果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他还能把秦桧推出来做替罪羊——秦桧死后，他正是这么干的。
任免宰相的频率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的安全感知度。当他觉得帝国是不安全的，政策是不确定的，那么，高宗对各种危机——内部的、外部的、个人的以及混合的——的反应就是频繁地试用新的宰相。而当形势转向稳定，相反的情况出现了。素桧独相的时间不同寻常地长达18年，直到1155年去世为止。甚至在他之下的副宰相也没有经常更换，18年中只有四任副相。
别有用场的前宰相（1161—1162）
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这正是为什么后来哲学家朱熹会长篇大论地对新皇帝强调诚实地“格物”以“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这些哲学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中，朱熹所强调的，正是从他的立场看来最为现实、最中要害的东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一位优秀的儒者必定要问：除了让皇帝皈依儒家学说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建设好国家、好社会呢？
六、 个案研究：从辉煌到流放
谁有资格做榜样？
一般而言，要成为能够让知识分子，特别是道德保守主义者认同的榜样，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资格：第一，活跃旺盛的学术活动，在学者中具有影响力；第二，仕途显赫，对国家有突出贡献。杰出的士大夫通常会在一个方面获得高分，但鲜能二美兼备。
初擢签书枢密院事
宰相团队和国家政策
道德保守主义者的政治风格
从巅峰到谷底
赵鼎的身世在许多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他分担过皇帝海上之旅的危险，为巩固长江三角洲地区作出过杰出贡献；他扑灭了江西的匪患，重组了长江中游的兵力；是他建议皇帝对敌人的再度入侵进行亲征，并实现了建立稳固沿江防线的战略，是他修复了张浚所造成的损害；他将个人的异议保留在心底，仔细叮嘱宋朝的和谈使节什么是必要时可以让步的，什么是永远也不能放弃的。他的履历中包含着一长串光彩熠熠的珍珠。这还不是全部，赵鼎还促进了学术和学人。但是到了最后，朝廷却忘记了大部分的贡献，把美德扭曲变幻成恶行。在他遭到放逐、流放，在他悲剧性的结局——实质上的自杀，毋宁说是以不断的精神折磨而进行的谋杀。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哪里还有什么公理正义！
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他们的著述清晰揭示，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回顾则让他们相信儒家理论根源当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应当通过强调儒家更好的方面来加以弥补。这些好的方面是作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学以致知以及非精英主义的公众教育。只有成功地建立了道德社会之后，他们才有可能给国家注入新的动力。从南宋中叶开始，这种观念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思想浪潮，并持续了几个世纪。
尽管无法明言，但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时常会堕落成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这就是伟大的新儒家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的奥妙。皇帝必须正其心，诚其意。
第三部分 新儒家成为正统：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北宋，它有最杰出的先行者程颐；在南宋，它有集大成的领袖朱熹，人们因此称之为“程朱学派”。它自诩为惟一正宗的道统，因此，又被称为“道学”，意为道或正确道路学派。
然而，多少令人遗憾和惊讶的是，此前的论著从未留意如下现象：这个学派本来只是一批少数派知识分子的苦苦挣扎、努力奋斗，但是，其学说却最终攀升为国家正统思想，占据了庙堂高位。这一攀升，绝不仅仅是哲学理论发展的产物，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它。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命运的逆转终于赋予它国家正统的荣耀和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道德先验论者却未能分享政治权力。
分析架构
儒教国家是两大指导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儒家思想意识权威和国家权力。在某些方面，两大因素互相重叠、共同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们却常常互相矛盾。[3]坚定维护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通常会以某种方式远离国家权力的运作，将兴趣、关怀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并由此同热衷于国家权力、主张机构至上的官僚划清界限，甚至唱对台戏。[4]在实践其理想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与统治阶级的通行规范截然有别的生活态度。
道德先验论者自命正统
从“道”出发，他们又向前迈进一步，强调“道统”的概念，即正统的合法传承谱系。这是一个双重的借用：一方面，借用了历史编纂学当中的“政统”，即王朝之间的合法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借鉴了佛教，特别是禅宗中祖师向继任者传衣钵的行为。
朱熹学派宣称，儒家经典教义最初由圣人传给孔子，孔子传其孙子思，子思传给他的学生孟子。接下来，由于没有适宜的传人，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中断期。
道德先验论者认为，是五位北宋的先驱重新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
思想的传播与道德的结合
简言之，道学超越了传统的本本主义的儒家教学范式。它是儒学的一个革新性支脉，强调系统化的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强调通过讲授、鼓励提问和讨论进行持续性的教学；强调思想和行为两方面的自修。进一步说，尽管它没有正式而严格的组织，但深浸其中的信徒却仿佛加入了一个学术—道德的协会。
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
佛道二家对道学学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信徒在退闲之后，往往自称“居士”或“隐君”。而“居士”意为非神职的修行者，是佛教用语，“隐君”则出自道家，意为隐修的君子。再举一例，朱熹在讨论一部观点折衷的古代宗教书籍时，曾经说读书就像修炼。
失算的“伪学”之禁
从危机到国家正统
向国家正统的抬升不是取决于学术考量，而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
朝廷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加剧，使道学地位获得进一步抬升。1127年，锋芒初露的蒙古人在内蒙古征服了西夏王国，南宋朝廷开始将自己和这个新的挑战在外交和防务上联系起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变得非常紧迫。
1233年，越过长城一线的蒙古人接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新的孔庙。
为了提高政治声望和自信心，南宋帝国求助于文化宣传，道学学派的五位北宋哲学家得以配享孔庙。此举暗示，不管蒙古帝国怎样努力伪装成儒教国家，儒学的惟一合法传承血脉仍然是通过二程高足杨时传到了南方，又传给了道学学派
蒙古和南宋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政治竞争在继续。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同年，南宋皇帝御撰颂词，赞同道学的正统要求，颂词后来才发表。
朝廷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宣布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遭禁绝时，这一学派曾以道学而闻名，再使用这个早期名称显属不当，因此改称理学。
然而，新儒家本身却转向了内在，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调整和创新仍然存在，但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这种传统笼罩下的教育，越来越呈现教条主义的口吻。这个或者可以冠之以“新传统主义”名称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余 论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故事，叙述中也许还存在许多有意的偏颇或无心的差误。
为什么本书对新儒家的哲学略而不谈？
但是，这些观念史，尽管有的出自大师手笔，但却缺乏对普遍历史背景或至少是政治背景的叙述。因此，本书力图将政治与学术二者的发展交织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为理解学术潮流的涨与退、关键人物的起与落提供一幅前所未有的政治背景图画。
总的来说，新儒家哲学倾向于强调儒家道德思想中内向的一面，强调内省的训练，强调深植于个体人心当中的内在化的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的或政治秩序架构当中的道德观念。
朱熹的伟大在于他经常触及哲学以外的领域，即便如此，上述结论仍然是成立的，它揭示了新儒家的一个长期性趋势：它无意涉足其他知识领域，比如后来被称为自然科学的领域。在新儒家学者的头脑中，最重要的就是修身和内心的思想。他们倾向于转向内在。当然，新儒家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绝不会因此而贬低。
这就引发了一个大问题：新儒家的学者们是否曾经试图向其体系以外寻找可能改变其体系的方法？答案多半是“否”。因为他们只是努力在体系内部寻求改进和提高。从长远上看，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是内向的。
总体而言，本书对新儒家的态度是不赞赏的吗？恰恰相反。本书认为，新儒家历经斗争和苦难，最终变得如此影响巨大，非常值得赞赏和尊敬。他们确实曾经努力以培养贤人，使其从内部改善政治体制的方式来赋予政治体制新的活力。没能改善甚至革除专制体制，新儒家不能独任其咎。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宋代以善待士大夫而著称，但是，从11世纪到12世纪，同专制权力相比，士大夫们对权力的分享程度却在日渐下降。
从政治上讲，直到宋朝晚期，士大夫群体在实质上还是一个一个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精英分子，就像在他们之下的农民分散在支离破碎的小块土地上一样。
不应当只是归咎于国家权力，士大夫也倾向于彼此互相分离。抛开其他决定性因素，儒家官僚体制中始终存在一个核心冲突：机构改革派和道德重建派之间的冲突。改革派更相信行政的力量，而道德重建派则更强调可信赖的人品。用句儒家话语中的老话来说，就是“才”和“德”的冲突。
这并不是宋代士大夫所独有的问题。此前和此后，才和德都是中国史料中长期纠缠的两个观念。这一对矛盾同样也出现在其他文化中，只不过贴着不同的标签，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它反映了一个困扰各种官僚体制的永久性问题，即使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也不例外。
不管怎么说，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作为意识形态中的官方正统，新儒家不管怎么发展，都无法重塑或改变这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或者将权力的亚文化转变成为伦理道德的亚文化。
最后，让我们将对新儒家的同情延伸到他们的现代继承人身上，这就是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科学家、技术专家、官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现代国家体系接掌了那个政治—文化的混合体，组织严密；而他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分散而无组织，除了服务，别无选择。在痛苦中，他们同样应当受到同情。
注释中所用简称
参考书目
关于宋朝的原始史料，还没有任何一部中文或日文的著作比得上Yves Hervouet编著A Sung Bibliography（《宋代书录》），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是已故的Etienne Balazs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计划的结晶。
要了解中文的研究成果，宋晞的《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rticles and Books on Sung History）功不可没，尤为可贵的是，该书尽可能地收录了中国大陆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