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

• 《世界文学史》，张德明，北京大学出版社，读完：2022-11，评分：9/10

短评

非常好的通史类读物，框架很清晰，可以快速获得全貌。缺点一是的确存在一些错误，比如对《洛丽塔》的情节介绍错得离谱，让人怀疑作者根本没完整看过；二是后半部分内容过简，且更重视风格演变，忽略了近几十年风格创新不大但同样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积攒书单中。

笔记

第一编 古代文学

古巴比伦文学

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一致认为，从根本上说，死亡意识与自我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无法避免的“终有一死”的恐惧，才使人意识到“我是他事物无法取代的一种存在”，从而形成了最初的自我意识。《吉尔伽美什》正是通过主人公对死的恐惧和对永生的追寻，显示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从文学角度看，史诗中的“英雄历险”“洪水神话”“圣爱”等原型—母题，影响了包括荷马史诗、圣经神话、《贝奥武甫》《天方夜谭》等在内的一大批世界文学经典的创作。《圣经》中的洪水神话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原型无疑来自于《吉尔伽美什》。

古埃及文学

对死亡的否定和反抗是《亡灵书》反复出现的主题。考古学家们发现，“死亡”这个词在金字塔经文中从未出现过，除非是用在否定的意义上或用在敌人身上。《亡灵书》一遍又一遍强调的是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死人活着。

古希伯来文学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圣经》所有诗意浓郁的经卷中，《诗篇》对西方文化与基督教崇拜仪式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艺术手法上，《离骚》和《耶利米哀歌》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耶利米哀歌》的节奏用了著名的“气纳体”，即每一诗句中间有间歇或停顿，顿前三个音步，顿后两个音步，仿佛人在哭泣吞声时无法一口气说完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能说半句停顿一下再说下半句。通过这种有意压抑情感的表现方式，反而使情感的抒发变得更加有力。

《耶利米哀歌》还运用了“贯顶法”，即将全诗的22小节，按照希伯来字母表中22个字母的顺序排列，每小节首句依次用一个字母，即以第一个字母“阿雷弗”为全诗第一节的首字母，“贝斯”为第二节的首字母，依此类似，最后一个字母“刀”作为最后一节的头字母。通过这种方式，将全诗融贯成一个整体。

与《耶利米哀歌》凄惨、悲切的抒情风格相比，《雅歌》以其意象的美丽、词句的优雅和感情的细腻而著称。《雅歌》相传为所罗门所作，故被名为“所罗门的歌”，又称为“歌中之歌”。

尽管《约伯记》最后给出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上帝让约伯加倍地获得了他失去的一切，但整个诗剧并没有对好人为何受难这个关键问题做出解答，它似乎试图传达出某种神秘的观念，即任何寻求人类受难原因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上帝的意志是神秘的，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把握的。

古印度文学

《薄加梵歌》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史诗本身。据说每一个印度教徒，不管他是否读过这部圣诗，其思想和行动无不受到它的熏陶和影响。现代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主张以非暴力反抗英国殖民者，其思想来源也可追溯到《薄加梵歌》。

《罗摩衍那》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某种颇具后现代色彩的“文本自述”。史诗末篇写到，罗摩的两个儿子栖身森林，不知生父是谁。一个苦行僧教他们读书识字。奇怪是的那位老师就是史诗的作者跋弥；而他们读的书就是《罗摩衍那》。罗摩宰马设宴；跋弥带了门徒前来。他们用琵琶伴奏，演唱了《罗摩衍那》。罗摩听了故事，认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酬谢了诗人……于是，史诗的结尾与开头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如蛇般自噬其尾的圆圈，将读者带进一个文本自我指涉的迷宫。

迦梨陀娑一生共写了30部作品，包括史诗、抒情诗和戏剧，其中最著名的是抒情长诗《云使》和诗剧《沙恭达罗》。

古希腊文学

人神同形同性、神人交混是希腊神话最突出的特征。

《伊利亚特》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

诗学大师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曾给《奥德赛》的内容作过高度的概括：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仃。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男。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他来，然后发起进攻，他消灭了敌人，保全了自己。

在后世西方文学中，奥德修斯（拉丁文名为“尤利西斯”）的冒险、流浪和回归家园成为人类永恒命运的原型性象征，激发了许多诗人和小说家的创作灵感，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长篇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

如果说古希腊史诗是宫廷文学，表达的是氏族首领的怀旧意识；抒情诗是精英文学，表达的是贵族圈内的生活情趣；那么，悲剧则是公民文学，表达的是城邦公民的思想情感和政治意识。悲剧起源于乡村酒神祭典。

这种狂欢活动后来发展为正规的酒神祭典。祭典的参加者身披山羊皮，化装成羊人萨提洛斯模样，环绕酒神的祭坛合唱赞美歌，所以这种酒神颂歌又叫“山羊之歌”。

按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说法，“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其目的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到“卡塔西斯”（意为净化、宣泄或陶冶）。

后来索福克勒斯又引进了第三个演员，使人物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古希腊悲剧从此有了完善的表演形式，此后再无重大变化。

命运是埃斯库罗斯探索的一个中心。在他看来，普罗米修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遭受如此大的痛苦，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命运不但支配着人的一切，也支配着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神，甚至连宙斯也无法逃避命运。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约496—前406）在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中也对不可知的命运展开了探讨。不过，他更强调的是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

欧里庇得斯也提到了命运。不过，在他心目中，命运既不是某个具体的神祇，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人自身的行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中发展出来的，喜剧则是从低级表演的临时口占中发展出来的。所谓“低级表演”即“法洛斯歌”，意为“崇拜阳物的歌”，游行的人们抬着阳物模拟像“法洛斯”，载歌载舞，互相嘲弄、喧闹、戏谑，有时语言甚至达到猥亵的程度，实际上，这种表演属于古老的生殖神崇拜仪式。

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05？—前250？）是希腊田园诗之父。他的田园诗代表了文明的城市人对乡村的眷恋和对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的向往；同时也给后世西方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诗体。

拉丁文学和罗马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罗马文学指的是从公元前约753年罗马城建立，到公元45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漫长的1200年间产生的文学。而拉丁文学的概念则要宽泛得多，它指的是用拉丁文写的文学，一直延伸到近代欧洲。

第二编 中古文学

中古欧洲文学

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日耳曼英雄史诗，其所表现的都是一种不可征服的行动主义。日耳曼民族的神和英雄如果不从事冒险活动，不行动，不计划，不组织某些宏伟的事业，不抵抗各种各样的力量，那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

骑士叙事诗根据其题材来源可分为古代、不列颠和拜占庭三个系统。其中以不列颠系统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作品数量也最多。

圣杯据说是盛过耶稣鲜血的杯子，一说是耶稣吃最后的晚餐时用过的杯子，代表了真理、道路和生命。骑士们将找到这个杯子、从而坐上亚瑟王圆桌上的那个空位，视为平生最大的荣耀。但只有最勇武、最忠诚并保持了自己童贞的骑士才能得到这个圣杯。为此，骑士必须长途跋涉，经受种种考验和包括性爱在内的诱惑。

尽管教会文学一向被认为文学价值不高，但它采用的寓意、象征和梦幻等手法，对当时及后世的作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忏悔录是教会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创始者是圣·奥古斯丁（354—430）。

按照但丁的想法，维吉尔象征的是知识和理性，他虽然能带领人们走出地狱和炼狱，但要进入至善至美的天堂，仅仅依靠理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信仰的指引。

但丁设计并构造的这座伟大的诗性教堂建筑在数字象征基础上。数字象征是中世纪文学艺术的普遍特征。

从建构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来看，但丁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绩。他首先打破了欧洲中世纪拉丁文的一统天下，大胆运用了当时被认为是俗语的托斯坎尼亚方言写作《神曲》。维柯在论及但丁时曾说过：“……也许仅仅是托斯坎尼亚俗语就足以让他与荷马齐名。”这绝非溢美之词。近代意大利民族语言就是在这种方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但丁的启发下，欧洲各国诗人和作家纷纷仿效，通过俗语写作建构起本民族的标准语言，从而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中古阿拉伯文学

《一千零一夜》通过十字军战争流传到欧洲，对西方的戏剧、音乐、绘画都产生了影响。许多西方作家在取材、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吸取了某些精华。

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最初产生于阿拉伯地区，后来在波斯得以发扬光大，11—15世纪成为主导波斯—伊朗社会的思想。

中古日本文学

《源氏物语》更加强调的是日本文学中特有的幽情及佛教的宿命论思想。按照日本学者本居宣长在其著作《玉小栉》中的说法，幽情的基本精神是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也就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幽情观念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日本古典文学的一个传统。

第三编 近代文学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

市民们开始模仿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风度，甚至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诸神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莎士比亚在1601年写的《暴风雨》中首次发明了“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这一词语。

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歌集》的形式也很值得注意。它是用“十四行诗”（sonnet，一译“商籁体”）写成的。这种诗体由13世纪意大利西西里派诗人兰蒂尼创始。每首诗14行，分4、4、3、3四小节，层次分明，长度适中，能比较完整地抒写一个主题或一种情感；押韵方式是抱韵，即abba、abba、cdc、cdc，优美凝练，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十四行诗后来成为固定的爱情诗格式，被冠以“彼特拉克体”的名字。

拉伯雷用这种极度夸张的方式来反映生命的本质：生命以各种形式在大地上迸发，它纷乱繁杂，不可避免，不可规范，追求的只是自身的永恒的增殖。巨人形象既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最极端的象征，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人对自身巨大力量的自信。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散文也得到了发展。蒙田（1533—1592）的《随感录》是法国近代第一部散文集，结构随意自然，内容广博，富有生活情趣，被认为是最好的睡前读物。但如果从头到尾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得到一种更大、更美妙的享受，因为全书描述了思想从消极的哲学观发展到积极的哲学观的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时这样说：“到了地球的尽头人们问：‘你们可明白了你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你们该怎样总结这一生活呢？’那时，人们便可以默默地把《堂吉诃德》递过去，说：‘这就是我给生活做的总结。你们难道能因为这个而责备我吗？’”

乔叟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虽然精通诺曼法语和意大利语，能读会说还会写，但整部《坎特伯雷故事集》却用的是他自幼就使用的本土语言——英语。这个事实表明，英国诗歌使用诺曼法语和拉丁语的历史正在成为过去，一种新的民族语言正在形成之中。

歌德在其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生时代》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写作《哈姆雷特》，主要是为了表现“一个伟大的事业放在一个不适宜执行它的人身上的结果”，按照这位德国诗人的观点，复仇计划犹如一棵橡树种在一只只能承受鲜花的精致花瓶里。树根膨胀了，花瓶就破碎了。而这只精致的花瓶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有思想。

学者们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的根源一方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大多数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共154首）中，第1—126首是献给作者的一位男性朋友，很可能是南安普敦勋爵的；第127首以后的诗是献给一位神秘的“黑肤”女郎的。

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

他最负盛名的是取材于《圣经》的三大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政治上的集权需要、哲学上的理性追求与文化上的崇古之风，共同打造了文学上的古典主义。不过，法国古典主义虽然继承了文艺复兴的崇古之风，但它更强调的是理性而非激情，是内心的自控而非个性的张扬，是类型化的典范而非个性化的风格。这种文学思潮既适应了当时法国现实的政治形势，也是对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自我而导致个性恶性膨胀趋势的一种反拨。

《安德洛玛克》被认为是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因为它符合法兰西学院提出的“三一律”原则。所谓“三一律”，即规定戏剧的情节、时间、地点三者高度统一。一出戏只能有一条情节线索，故事发生在同一地点，剧情在一天之内完成。这种对艺术规则的强调符合了当时君主集权的需要。虽然它使法国古典悲剧具有了明晰、精练和紧凑的优点，但也极大地束缚了剧作家的创造性，迫使他们戴着镣铐舞蹈。

启蒙运动时期

“破”与“立”是启蒙思想的两极。大多数启蒙作家集牛虻和蜜蜂于一身。他们试图一方面以理性为武器破除一切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指出旧社会和旧制度的不合理，引起人们对这种制度的永恒性的怀疑，另一方面又以理性为尺度，提出建立新社会秩序的理想和方案，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道路。

四大启蒙作家中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的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卢梭的思想复杂矛盾，既有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方面，又崇拜情感和自然，成为18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贵族阶级的象征是“血”（血统），平民阶级的象征是“性”。贵族阶级用血来限制性，用门第等级观念来限制两个阶级之间的通婚，以保持其血的纯洁性；而平民阶级则以性为武器，展开对贵族的斗争。《新爱洛依丝》可谓是表现此类主题的最早的一部作品。

18世纪德意志民族的创造激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蓄积，终于在1770—1785年间来了一个总爆发，产生了“狂飙突进”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内部第一次席卷全德的文学运动”，被视为启蒙运动在德国的继续和发展。

歌德一生经历跨越了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时代。就总的创作倾向而言，他被公认为德国启蒙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其对世界文学史的影响而言，他的地位可与但丁、莎士比亚相比。

五幕诗体悲剧《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将丰富的个人阅历、厚重的神话及历史文化信息、鲜明的时代感层层沉积、叠加在一起的文学丰碑。歌德从大约23岁时开始写作《浮士德》（1772），直到60年后，在他临终前半年，才完成此书。

浮士德灵魂的漫游史也是一部西方文化精神发展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浮士德》，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西方近代文化的真髓。

浮士德精神正是在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等相反的合力的拉扯中，不断克服内外矛盾，超越自己，而终于达到一种臻于理想的境界。浮士德身上“灵”与“肉”、“善”与“恶”的矛盾，体现了歌德的辩证法思想，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反映了人类探求真理的艰巨性。

浪漫主义时期

现代学者一致认为，文艺复兴发现了人，浪漫主义发现了自我。由此发现，作家将探索的触角伸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如何再现这个世界，而是如何用自我之光照亮这个世界。

浪漫主义者对情感的崇拜和对梦幻世界的爱好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自然是浪漫主义者崇拜的第二个对象。

浪漫主义崇拜的第三个对象是中世纪。

诺瓦利斯的另一著名作品是小说《亨利希·封·奥弗特丁根》（1802），这部作品表现了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和憧憬，主人公在梦中预见到他的诗人生涯的隐秘的幸福，并看到他的对象以一朵罕见的蓝花的形象出现，这是一朵任何肉眼都看不见，却散发着浓郁芳香的神秘的花。于是，他开始了寻找蓝花的漫游，经历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在这部作品中，世界变成梦，梦变成世界，现实化为理想，理想化为象征。此后，“蓝花”就成了德国浪漫派追求的神秘境界的著名象征。

布莱克的早期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1789—1894）表现了人类心灵的两种对立状态。以“羔羊”为中心意象的“天真”世界，代表了人类尚未失落的伊甸园；以“老虎”为中心的“经验”世界，则展现出一幅正在生长中的痛苦、邪恶和分裂的现代工业文明图景。

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是将抒情和叙事结合起来的长篇诗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勃兰兑斯指出，雪莱的“伟大精神最美好的灵感都来自宏伟的和遥远的事物，来自海洋和大风强劲的运动，来自苍穹深处星群的舞蹈”。这种对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事物的企求，正体现了诗人所服膺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精神。

对克莱尔的评价在20世纪末出现戏剧性的转折。被遗忘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克莱尔重新被文学史归入了19世纪最重要诗人之列。1989年，他的镌名碑放入伦敦西敏寺的诗人角，和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哈代等人的墓或镌名碑并列。

另一个新概念是“古典”和“浪漫”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不仅反映在诗歌中，也反映在感情和品味上。

用雨果的话来说，“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古典主义因此成了文学革命的对象。

这位浪漫主义领袖尤其反对古典主义平衡和谐的美学理念，突出强调了丑在艺术中应有的地位，提出了美丑对照的美学原则：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丑共存，光明与黑暗相共。

维克多·雨果以一个宣言和一场文学大战成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也值得大书特书。

评论家们认为，奥涅金的这种因看不清前途而产生的玩世不恭和自暴自弃的人生观，反映了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无法施展才华的一代俄罗斯贵族青年普遍的心态。这类俄罗斯贵族青年形象后来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作家模仿，形成文学史家称之为“多余人”的形象系列，包括毕巧林、罗亭、拉夫列茨基、奥勃洛摩夫等。

普希金去世后，24岁的骠骑兵少尉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成为普希金事业的继承人，他的作品表达了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心声。他的《诗人之死》一诗，手抄本传遍俄罗斯，引起全国轰动，惹怒了沙皇。

爱伦·坡的诗歌代表作《乌鸦》（出自《爱伦·坡诗集》》），以死亡、爱情和美的消逝为主题，利用词与词之间镜子式的对应、音韵上的双关、头韵、回环等手法形成咒语般的音响效果，具有一种奇特的魔力，不但吸引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等象征派诗人，也成为结构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分析的经典对象。

对美国浪漫主义兴起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他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一文学运动对包括梭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在内的美国作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样，小我扩展为大我，自我意识扩展为民族意识和宇宙意识，自我形象与美利坚民族的形象，与宇宙中生长繁殖的一切有生之物就合而为一了。

“垮掉的一代”诗人被称为“惠特曼的野孩子”，他们的领袖金斯堡的无拘无束的“嚎叫”风格明显受了惠特曼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的美国诗人没有一个能够绕过惠特曼的巨大的存在。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

在神学阶段，以神的意志说明万物；在形而上学阶段，从抽象力中寻求事物的解释；而发展到他所谓的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人们开始依靠精确的观察、假设和实验，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得出实证的科学。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的口号就是：“拒斥形而上学。

资本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三位一体，主宰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原先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单一化了

浪漫主义的激情和理想也渐渐冷却，被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描述取而代之。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应运而生，并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中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

现实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文学，则要求作家客观、冷静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描述，而不以自己的理想或好恶任意拔高或贬低；通过描述人的各种困境，把心理学和社会学融为一体，对自己发明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和解释。

1830年司汤达（1783—1842）发表了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

强烈的场景对比刺激着他的野心无限膨胀。他感到无论如何要跳出这个恶俗的环境，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

莫泊桑的叙事风格是冷静客观的；作家的道德评价通过场面和情节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语言简洁到位，达到了他的导师给他提出的写作标准，即用唯一的名词描写事物，用唯一的形容词描述状态，用唯一的动词描写动作。

《梅塘之夜》被看作这个集团发起的自然主义运动的宣言。尽管他们之中有的人开始不赞成自然主义，或者后来否定了自然主义的理论，但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着自然主义的烙印。这些作家中最能代表19世纪后期自然主义倾向的，首推左拉

农奴制改革前后，沙俄思想界、知识界空前活跃，就俄罗斯的前途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辩。一些人主张完全回归俄罗斯本土传统；另一些人则主张走全盘西化道路。文学家也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这场论争。如果说，农奴制废除前俄罗斯文学的总主题是“谁之罪”（批判农奴制的罪恶），那么农奴制废除后的主题则可以用“怎么办”（揭示俄罗斯的前景）来概括。新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担当起推动俄罗斯现代性进程的历史重任？此时，贵族知识分子已经无力承担，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在文学中，“多余人”系列形象（见本部分第四章）逐渐被“新人”系列形象所取代。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在《前夜》《父与子》中首先塑造了平民出身、具有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新人”形象，巴扎洛夫和英沙罗夫。1863年，平民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下哲理小说《怎么办》，成功地塑造了拉赫美托夫、吉尔沙诺夫、薇拉等一系列新人形象，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和挑战。

苏联批评家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戏剧，充满了对话性，是多声部小说或“复调”小说，而不是“独白”小说。“独白”小说中作者的意识完全笼罩住主人公的意识，以前者代替了后者，读者所读到的只是作者的思想和观念。而“复调”小说则相反，作者的意识没有完全笼罩主人公的意识，双方处在平等的对话的立场上，展现出其背后各自代表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从而更丰富地反映了时代和生活的真实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即使在独白时，也是在跟自己对话。这就是“复调”小说的特点。

欧内斯特·海明威说，“全部美国小说起源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不少国外读者把它看作一部了解真正的美国精神的入门书。

世纪末的西方文学

差不多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诗歌流派——象征主义开始在法国形成。象征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直抒胸臆，将诗歌变成情感的喷射器，而主张用暗示、联想和隐喻等方式，来表达焦虑、躁动和不安等复杂的现代性情绪体验。

哈代是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他不相信有慈悲公正的上帝，认为主宰这个世界的是盲目的命运和纯粹的偶然，人不过是无法抗拒的冷酷无情的命运的牺牲品。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9—1860）是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他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辩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来寻求新的出路，提出了生存意志论。在他眼中，整个世界都是生存意志的表象，充满了竞争与痛苦。人生也是如此。一个人所感受痛苦的程度与他的生存意志的强度成正比。生存意志越强，人就越痛苦。要摆脱痛苦，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抛弃欲求，否定生存意志。一个人可以通过艺术创造和欣赏来暂时解脱痛苦，但最根本的解脱办法是进入佛教的空、无境界。

尼采哲学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批判。他喊出的口号“上帝死了！”预言了现代性危机。在他看来，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压抑了人的创造力，把人变成了驯服的奴隶。只有返回到古希腊的酒神精神，才能冲破理性主义的束缚，恢复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在《悲剧的诞生》（1872）一书中，他认为，希腊的悲剧是酒神精神（“醉”）和日神精神（“梦”）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后达成的一种和谐统一体。

世纪之交的东方文学

1913年，泰戈尔因诗集《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东方作家。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得奖理由耐人寻味——“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第四编 现当代文学

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

有人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德国的《红楼梦》”。

他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他的个人经历——他完全不假思索地进入其中的那些经验——才能达到同他的存在来源的结合；而通向这种经验的途径之一就是女人的身体。性是被血液所领悟的隐藏的神秘力量，

我们还记得，在西方现代性进程中，新兴的资产阶级曾经用“性”作武器，与贵族的“血”展开过斗争。然而，在劳伦斯笔下，同一个“性”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武器。

《蝇王》曾在1963和1990年两度被搬上银幕。1983年，戈尔丁因“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和变化多端、带有普遍性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的《征服者》和《人的命运》是以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

“连环小说”《伪币制造者》为1950年代之后兴起的法国新小说派开了先声。

德莱塞忠于生活，大胆创新，突破了美国文坛上传统思想的禁锢，解放了美国的小说，给美国文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且把他跟福克纳、海明威并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仅有的三大小说家。

小说标题借用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布道辞：每个人都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岛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角。人和人类是不可分的。所以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不论是谁死去，钟声为你而鸣。（吴劳 译）

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

归入“现代主义”这个名号下的不少流派是超越国家、民族甚至语言的界限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要稍稍改变一下叙述方式，主要以文学运动或流派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为中心展开讨论。

在晚年的《杜伊诺哀歌》（1911—1922）中，他把各种主题都汇入了自己的内宇宙。诗人的眼睛不再向外看，而是向内审视，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尔甫斯那样，在地狱的阴影中也能奏起琴声，传送无穷的赞美，从而使生与死融合转化，此岸与彼岸相互靠拢。

总的看来，艾略特的文化思想属于新经院主义和僧侣主义的范畴。最能反映艾略特思想和艺术成就的是他的长诗《荒原》。

《荒原》利用上述象征框架，构建了四个相关的象征性意象。“水”，象征以性本能为代表的人类各种欲望，这是一个双重性意象，既是生命之活水又是带来死亡之洪水。“火”，也是双重性意象，既象征情欲和性感，又象征地狱中的净火。“渔王”是繁殖神，象征性无能；“骑士”则象征迷失方向、寻求精神归宿的现代人。

从字源上看，“表现”一词原文为express，press意为挤压，前缀ex意为“外向的”或“向外的”，内在的东西经挤压而外在化，这是一种完全现代的感觉。表现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反对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主张突破人的外在行为表现灵魂世界；突破事物表象而表现内在实质；突破对短暂现实或感受的抒写而表现永恒真理或理念。表现主义文学喜欢表现没有姓名、没有血肉、不具体的抽象人物，具有将人物符号化（如男人、女人、父亲、儿子、群众、个人等）的倾向；强调写内心活动、直觉和梦幻，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假面具等手段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表现主义小说情节突兀，前后缺乏联系，没有逻辑，不合常情；生与死、人与兽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语言上，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创造一种不连贯的、简练的、电报式的语言。

卡夫卡作品中都是些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十分孤独，又十分渴望加入公众生活，消除孤独感，为此，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但这些探索和奋斗最终都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世界仍在远处显示着它那神秘、冷漠而不可亲近的面孔。一位西方批评家说，卡夫卡作品里“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孤独。他的人物总是孤立无援地处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里；他们的悲惨境地是‘人’囚禁在一个无法上诉的世界的象征”。

威廉·詹姆斯发明的“意识流”这个概念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似乎指人的心理活动是有意识的，实际上，现代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思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语言的无意识、介于清醒与昏睡状态的最初意识，以及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意识。所谓意识流指的是前两个阶段。意识流作家们普遍认为，前语言的无意识或最初意识才真正代表了一个人的心灵的客观真实，至于可以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意识，则已经经过了理性的提炼和筛选，失去其真实性了。

1887年法国小说家艾杜阿·杜夏丹（1861—1949）在其小说《月桂树被砍掉了》中，最早使用内心独白的手法，为意识流小说开了先声。此后，出现了一批运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作家，他们中有：法国的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英国的维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此外属于“迷惘的一代”的海明威，在他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等作品中也运用了意识流手法。1940年代后，由于意识流技巧已为许多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所采用，目前已不存在独立的意识流派别。当代西方许多文学流派如新小说派等，都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

法国批评家安德烈·莫洛亚在《追忆似水年华》序言中把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相比，认为他的作品像巴尔扎克一样规模宏大；区别在于，《人间喜剧》的作者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相反，普鲁斯特把内心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实行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新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所反映和歪曲的世界”。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1960年代以后，存在主义文学势头逐渐减弱，但其影响渗透到了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

”人既然有选择的自由，就应当对他自己所选择的行为和本质完全负责。

存在主义既是悲观失望的（它肯定一切价值都被摧毁了），又是向希望敞开的（问题在于重建价值秩序）。

从处理时空关系方面看，这部作品可称为“反戏剧”，与传统戏剧要求的“三一律”相反。时间的整一，被时间的无聊和无穷尽所代替；空间的整一被空间/地点的不可知所代替；动作/情节的整一被动作/情节的荒谬和不连贯所代替。

深度感的消失是新小说派的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特征。

以侦探小说式的题材，展现新小说的写作手法和艺术技巧，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橡皮》和《窥视》。

元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以小说的形式反思小说的创作，游走于创作与批评之间，表现了一种清醒的自反意识。

小说家关注的不是讲述什么，而是讲述本身。小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会不断打断叙述进程，有意识地显示自身的虚构特质，甚至明确告诉读者，自己是在编故事。此外，有些从事元小说实验的作家还将以往时代的文本套入自己的作品中，让过去的故事承担起结构小说的功能，以说明虚构的故事本身具有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