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性别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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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绪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解读性别问题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追求两性平等将不再是女人从男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力或者把男人视为女人的敌人,而是男女两性在社会性别的机制框架中都受到了规训,都具有被压迫的一面,因此,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实际上是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过程。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Merton)借用“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情景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来解释和说明为什么性别文化值得怀疑或为什么错误的文化观念会长期存在并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默顿指出,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景定义,由于它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

社会性别的问题也一样:男权文化的出现和持续并非是历史合理的、最好的选择,而是因为某些偶然因素,或者在某些条件限制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部分人的刻意为之。它的存在和延续不能证明它的合理性。

第二章 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

第一节 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妇女受压迫的真正原因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这种划分是资本主义强加给妇女的,因此,这种压迫是限于资本主义的,是可以被消灭的。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通过把妇女从生育子女解放到社会生产中去,通过消除公共的、私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结束压迫。

第二节 性别歧视的三种类型

理性这个概念表面上是无性别的,是人们行为处事的一种追求标准。但是,当理性和性别联系起来的时候,普遍认为男性是偏理性的,而女性是偏感性的。另一对相仿的词汇是自然和文化的性别归属,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而我们的社会在判断理性与感性、自然与文化的价值时,往往把理性和文化价值定义得比感性和自然要高,似乎感性和自然是一种原发状态,而理性和文化是升华之后的结果。当被认定为感性和自然的女性追求发展和权利的时候,这种似乎无性别的界定就产生了性别歧视的作用。

但实际上,社会对发展的衡量只计算公领域的成就,从来不包括私领域。因此,女性主义认为,“领域划分”这一意识形态贬低了私人领域的价值。

对女性的过度赞美常常使得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和一个其实并不存在的“自我”所斗争,这个“自我”是如此完美:温柔、善解人意、勤俭节约、任劳任怨,并且还具有一定的超能力。

第三节 性别平等的两种途径

因为在男权社会结构中,女性的地位与价值都是通过男性标准制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对性别差异形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本质论忽视了平等的参照系。历史已经证明,当年第三等级伸张平等是针对贵族特权要求平权,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是以白人权利为准要求人权;女人向男人要求权利显然也是以男人为尺度的。可见,所谓“男女平等”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它的“公正”,浓缩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尺度的实质:是以男性为尺度并以男性为中心的。

建构论认为,真理、理性以及人的观念都是男权社会派生出来的,因此,我们颠覆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话语,而非改变一半和另一半的关系。

后现代解构了权力概念,在传统的权力观念中,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压抑的)方式加以实施的(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运作的而不是被占有的;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而不是压抑的;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

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说,建构论无疑比本质论更有说服力,更全面。但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建构论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因为其涵盖面太过于广泛,以至于斗争的焦点变得模糊不清;其批判的对象太过于哲学化,以至于在生活中失去了可见的“敌人”。因此,有人认为,是女性主义者就不可能是后现代主义者;是后现代主义者,就不可能是女性主义者。

第五节 中国的性别平等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被纳入阶级和民族解放之中。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妇女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妇女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指出:“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1928)这使得中国的妇女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妇女运动和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

公有制计划经济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作用。国家父权制的巨大权力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权力,他甚至对财产都没有支配权,更无法决定儿女的职业、教育、住房,有时包括婚姻等人生大事。“一切听从党安排”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降低了,而他的具有独立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妻子则比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权。

第一节 女性主义实践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女性主义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主体的独立性,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人并不是独立的存在,个人是由他们的文化、环境、家庭等各方面影响形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性格特质、欲望,表面上看来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但并不是内在的特性或欲望,而是由外在的环境、期望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它关注的是话语及其产生意义,同时话语也可能颠覆意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对“确定性”提出问题,它是对一些基本的话语提出质疑,尤其对一些基本的话语被赋予超越历史意义提出挑战。

就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的主题,但沈奕斐这本书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更多,上野千鹤子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的结合展开的。

第三章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 规训身体的力量

个人是权力的运载工具,而不是权力的实施对象”。现代社会已经出现了入侵性不断增长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实施的社会和心理控制,远远超出了在此之前可能的程度。在现代社会,权力的效应“通过日益精细的方式进行扩散,能够接近人们,接近他们的肉体、手势及所有日常行为”。

第二节 性的等级和性解放

对性的评价不仅涉及对性行为的评价,还与对一个人的评价直接相关。如果一个人的“性”拥有越多内圈的性质,那么他的性就在阶层中占据高位;反之,如果越多外圈的性质,那么他就会位居这个评价系统的底层。重要的是,“那些位居性阶层高位者得到的好处有:被认定为心理健康、受人尊敬、法律保障,有机会跻身社会上流,可以自由行走移动,制度支持,物质利益。至于性行为或职业在低阶的人,就被假定为心理有病、受轻视、有犯罪性、较少机会跻身社会上流,不能自由行走移动,没有制度支持,经济制裁”,此外,“对某些性行为还有极度的和惩罚性质的污名化”。这也就是说,性(价值)阶层不仅仅是对各种“性”的价值判断,也同时赋予了不平等的权力利益给不同阶层的性。因此,一个人不但会因为他的性而属于某一性阶层,同时也因为得到不同的权力利益而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换句话说,性会影响一个人在社会所处的阶层,性(或者说性阶层)是社会分层(社会阶层分化)的因素。从这一角度而言,性成为了与经济、出身等同样重要的划分阶层的工具。

第七章 家庭中的社会性别制度

第一节 公与私的划分与性别分工

关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有多种理论,总的来说,描述家庭和工作间关系有三种理论模式:领域分离模式、效应外溢模式和系统相互依存模式。领域分离模式将家庭和工作看作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系统,认为家庭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港湾,妇女是主要的家务劳作者,提供表达性和情感性的支持;工作是一个公共竞技场,男人是主要的赚钱者,满足家庭的物质需要。而效应外溢模式认识到工作系统和家庭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性,认识到个体同时是工作者和家庭成员,它常常不对称地强调工作对家庭生活的作用,而不是反之——家庭对工作的影响,尤其是分析职业妇女时更是如此。系统相互依存模式强调家庭系统和工作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认为其各自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

第三节 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

美国两位女性主义者吉布森和格雷汉姆在《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中提出,“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是统一的而不是零星分散的,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多元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一直由各种经济形态共同构成。因此,“摆脱资本主义这种局限的办法就是倒过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既然承认非市场经济交易在交易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既然参与家庭生产的人数比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数更多,就有理由说明家庭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意义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理论上要把资本主义作为众多社会构成因素之一,而不是要把资本主义作为包罗万象的大容器;排除那些被纳入到资本主义观念之中的存在条件(如财产法),使之变成一种既是资本主义的也是非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进而变成资本主义终结的条件;不能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界定为同样的覆盖范围,这样就等于把大量的经济活动界定为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要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根本经济制度、一种宏观结构、一种生产方式,而要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众多剥削方式之一;经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条块分割的;不要把那种铁板一块的和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现实’,而要把他看作是一个虚拟的整体、一个抹煞社会经济多样性和非统一性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