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资本主义

00 Attachment/s27275453.jpg|150

短评

难度较大，很多内容需要更多知识储备。

笔记

编者前言

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哲学立场是新康德主义，舍勒的哲学立场则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现象学哲学。

资产者

桑巴特本该对此（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缄口不言，或者干脆多说几句。之所以如此，有三种原因；他把这三种原因看作资本主义的死亡胚胎。这三种原因是：退休金制度中的平均主义，企业的官僚化，出生率的下降。
——对德国桑巴特的著作《资产者》的评论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桑巴特早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后受到韦伯和历史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社会学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而是一门有明确内容和特殊方法的独立学科，其任务在于提出有关精神领域的社会联系的理论。他反对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取向，主张价值中立。

由于他们对这类人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也就不能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类型的特殊性。所以，他们首先忽视了一点，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和愿望之转型比历史现实过程之转型更带本质性。当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个别人乃至整个集团，他们的盈利欲越出了与身份相符的生活水平的观念界限。但主要的问题在于：这并未被认为是正常的和“正当的”现象，而普遍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些人自己在无限制的获取中没有看到一种“神圣的义务”，他们只有“坏良心”，只知沉湎于这种欲望。

托尼斯首先深刻地区分开由忠诚和信仰维系的“团契”（Gemeinschaft）与由忠诚和信仰维系的“社会”，前者是带情感地寓居的作为整体的团体，“信赖”和“休戚相关”于其中占支配地位，后者充斥原则上的互不信赖，彼此竞争，并通过条约来协调利益相互对立的理性主体。

那种进一步脱离特殊的、进入团契的个体性的东西，成为涵盖个人的总体精神的结构；新的获取精神和劳动精神把中世纪—古代之世界观重视质量的凝思性认识态度变为重视数量的计算性认识态度，从而规定着世界观和科学；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深刻的全面转变，而从事研究活动的个人对这一动因并无预感。

资本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若我们与桑巴特共有的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根据无因则无果的原理，根据只有通过原因的变化（取消）才能指望效果的变化（取消）这一同样有效的原理，资本主义的没落同样也只有在这种类型之人失掉他们的法统之际才可指望；换言之，要么，在资产者的自身天性和在内在发展趋向中埋有其彻底灭亡的根芽，要么，他们的精神气质至少被另一不同类型的人的精神气质所取代，从而失去自己的法统。

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在伯恩斯坦（E.Bernstein）的理论领导之下早在战争之前很久即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学原理和历史哲学原理，为此，它在哲学上回到了康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化和无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学说；它虽然坚持随着企业团体的不断壮大，一切也越来越走向联合的学说，但是对所谓积累论和灭亡论以及那种所谓越来越明显的危机论则持否定态度，此外还拒绝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农业上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压迫和批判造反的意识形态；随着德国社会条件越来越不充分，马克思主义终将消失。

人的一切具体的自然权利完全源自这样一种基本事实；所谓人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存权、自卫权、工作权等，其中也包括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当然，所谓私有财产权，只适用于可以直接使用和消费的实际价值，此外还有创造这些财富的生产工具，而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是将维持个人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健康所必须获得的最低限度的财富同它们联系起来。在这种本质范围内试图取消私有财产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是违背基督教的——而试图把所有生产工具共有化的制度同样如此。

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社会哲学讲演录（纲要1921/1922）

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个体主义、社会主义、团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