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

• 无法直面的人生，王晓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完：2024-10，评分：8/10

短评

一部充满感情的传记，会打破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包括我的。作者时不时走到前台，直白的告诉读者这是他的想法和感受，读起来有十足的温度，我猜测也是部分读者不易接受的点。

以鲁迅的个人经历和思想作为两条主线，观看了他寻找和矛盾的一生。“愚民”是否可以支撑社会，是他一生思想的矛盾焦点，他的三次逃离也没能真正寻找到答案。

偶有想法，若是鲁迅活到80岁，他还将面临多少更艰难的选择。

笔记

简介

一部影响深远的鲁迅思想传记，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努力冲破启蒙话语，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鲁迅的重要尝试。作者以鲁迅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为经纬，以其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鬼气”和“绝望”为主轴，把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矛盾、阴郁乃至黑暗刻画得深入骨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作者曾解释如此理解鲁迅的原因，是“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

三联版序

他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无论衡人看世的眼光，还是立身行事的思路，他大都是其来有自，甚至表现出相当清晰的师承路线的。譬如他早年的五篇滔滔不绝的长文，其中那些令我惊佩的视角和论断，(3)就多是来自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他在中年时期稳定成形的“绝望的抗战”的意识，也分明刻着上一代思想家的诸多印痕。至于勾勒天下的“大同”式的气魄，书写纲目分明的救世方略的雄心，他更是不如前一辈中的许多人，年岁越长，他似乎越少充沛的激情，再发《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那样的宏论了。

鲁迅却不是这样。他也看重经济，看重物质，但他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这社会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轻时候他就断言：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他的“专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持续的循环。

鲁迅曾这么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彻，说他不但写出了光鲜底下的污浊，还写出了这污浊底下的“光耀”。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对鲁迅的这一思想贡献，就越能体会得真切吧。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思想，其中只有——主要是——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和18世纪以后全盘西方化了的地方的思想，才越来越以“理论”为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19世纪的俄国，它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有很多是在小说里才得到最有力的表达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鲁迅少有长篇的“哲学”式的思想论述，就觉得他够不上被称为“思想家”，是一种错觉，鲁迅的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乃至他的复杂的人格和人生历程，都和他那为数不多的论说性的长文一样，可以被视为表达了他的思想的符号文本和生命载体的。

第一章 幸运儿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第三章 离乡者的凄哀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第四章 初皈神灵的狂喜

正是这些对历史进程的悲观的体认，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复古理想，而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轮回式的循环论观念。

在鲁迅此时的心目中，进化论哪里只是一种学说，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入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阳光，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的起点，是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新判断的基石：他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

第五章 犹豫不定的灵魂

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人民的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

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派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命令，不要他去了。

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第六章 待死堂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往昔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不禁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尤其是《阿Q正传》，从第一章的有意的揶揄和戏谑，到最后一章描写阿Q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种与阿Q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失败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种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就很容易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

绥惠略夫式的绝望，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而鲁迅遇到的虚无感，却是要取消一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难怪鲁迅1932年印行《两地书》的时候，会那样修改他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中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将“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经过1920年代后半期的几度波折，他显然是看清了，自己并不能成为绥惠略夫，从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中生长出来的，并非是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复仇意志，而多半是自顾自“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

第十章 驱逐“鬼气”

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

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天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须苦恼，也无可惭愧了。而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也就可以随之化解，至少是有所减弱。

第十一章 魏连殳的雄辩

他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热烈赞同这本书的基本思想：“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7)他又用格言的句式，简洁地写道：“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呐喊》出版以后，有人问他：你最喜欢其中哪一篇？他笑笑说，是《孔乙己》。如果谁为了翻译他的小说而请他自荐篇目，他一定也是先提出《孔乙己》。

鲁迅一直想要摆脱这种心境，他对自己最可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们其实并不这样”。可你听魏连殳的回答：“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在整篇小说中，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它不但将“我”对魏连殳的全部责难都击得粉碎，而且把小说的标题一下子放大，将它直推到读者面前，使你无法回避作者选取这个标题时的悲苦用心。是的，一个被虚无感缠绕住的人，正是一个最孤独的人，鲁迅在十年前就饱尝过这份孤独，现在又发现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当然想摆脱，可另一种咀嚼这孤独的欲望又那样强烈，正是这份复杂的心态使他写出了这么一个魏连殳，他在证实了“鬼气”会将你引向什么样的毁灭的同时，又证实了你将无法摆脱那“鬼气”的招引。与吕纬甫几乎正相反，魏连殳让人感到的，是“鬼气”的雄辩和“我”的嗫嚅。

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

鲁迅的小说文字本就有两种句式，一种平实直白，是写他人的；另一种曲折繁复，是表现自己的。《野草》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用的后一种句式，单从这一点，你也不难判断，他写《野草》的目的是和写《孤独者》差不多，想通过自我描述来把握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句式上的相类，泄露了作者的另一层心思：他既想深入地剖析自己，又不愿让读者一目了然，他是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却又总还想掩上一层纱巾。

第十二章 女人、爱情和“青春”

许广平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16)。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

因此，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我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可能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第十三章 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1927年3月，傅斯年更将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出“他来，我就走！”那样的话。可傅斯年还是将顾颉刚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

第十四章 局外人的沮丧

他自己就说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什么唤醒民众，“救救孩子”，什么“更向旧社会进攻”，全都是自己的空想，局外人的错觉，于实际的社会毫不相干。

1929年5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账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白这个“不好”。

第十五章 一脚踩进了旋涡

他回答“有恒”的那封信的最后一段，已经说出了“姑且走走”的大致方式：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第十六章 新姿态

还在离开厦门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了将人区分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想法。他去集美学校演讲，一开口就说：“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工农群众”，“他们有坚强的魄力，有勤劳的德性……”

在《坟》的后记中，他更明白写道：“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第十七章 “还是一个破落户”

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1920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因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1934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

1932年他去北京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讲上海的“1·28”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做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作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末人”。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做一帖灵药，来救治四亿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的“救世”的部分里，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

在1930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鲁迅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基本依旧呢？

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

第十八章 “横站”

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

第十九章 《死》

1936年9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一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

第二十章 “绝望的抗战”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写于去世前一个多月的散文《死》中，写了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是的，“绝望的抗战”，我要特别强调鲁迅的这句话。中国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我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不是懵然无感的，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顽固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如果这现实过于令人不安。一旦置身于如此现实，我们就本能地运用各种办法，来消解自己对人世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从很早的时候起，轻信——准确地说，是常常故作轻信——盛世的美梦，避入苟活的欢欣，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数千年来，中国人常常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苦难。

1992年夏天，我是这么结束这本鲁迅的思想传记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致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附录一

附录二

但是从鲁迅的人格当中，从他那些理智的自辟和自励当中，我们却似乎看到了这种命运的投影，一个虽然缩小，却极其真实的投影。正是它赋予了鲁迅不朽的光荣。那些被乐观估计鼓舞着蜂拥上阵的信徒并不能特别赢得今天的敬意，但一个凭人格力量向黑暗突击的战士却真正令人起敬。在前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能够气昂昂奋然前行，但遇到后一种情况，就有不少人会退缩不前，“绝望的抗战”——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够长期承受这样的苦斗？一想到这些，我总忍不住要对自己说，仔细看看吧，这才是伟大的鲁迅！

说到鲁迅的小说创作，我很自然会想起两个积存已久的疑问，一是他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二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写了。对于第一个问题，鲁迅自己做过明确的解释，说是为了用小说来改良人生

鲁迅自己似乎并不怎样看重《怀旧》，甚至不把它收入自己的《集外集》。可是，我从今天的读者的眼光来看，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它证明了鲁迅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他实在是不堪忍受那一份悲哀和苦闷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