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八十年代》

• 《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 访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完：2023-02，评分：7/10

短评

王元化：我认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王元化：王国维、陈寅恪却一直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看作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冬烘学者。我认为，“五四”时期把他们划入“旧营垒”是有偏颇的。他们有很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他们对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追求是非常坚定的。他们的为学术而学术，他们的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是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的。

张贤亮：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可能作为宁夏的人民代表进入“国会”，真正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监督政府。

刘再复：从文化上讲，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这两个时期共同的特点是个性的觉醒。中国近代思想史经历了三次大意识的觉醒：第一次觉醒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此前中国流行的是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第二次觉醒就是“五四”时期“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第三次觉醒是“阶级意识”的觉醒。

金观涛：我们甚至认为系统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因为系统论可以使我们跳出决定论局限，又不至于如后现代史学那样放弃对历史大问题的探索。

金观涛：我对80年代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它是中国第二次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启蒙，第一次启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新的思想，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第二次启蒙就是八十年代民间半民间的启蒙运动，它与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今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两次启蒙运动都没有完成。

表面上看“五四”树立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但那纯粹是陈独秀个人的提法，陈独秀穷奇一生最潦倒的时候都坚持“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他是很有远见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只确立了一面旗帜，这就是科学。我和青峰专门做过研究，例如分析当时报刊对“科学”和“民主”的引用，发现两者并不对称，科学从来都是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科学的价值是“五四”以后没人敢怀疑的，而民主就不同，民主不仅没有科学普及，很多人对他是否定或怀疑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五四”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因为它只确立了一种现代价值，这就是科学，而不是科学和民主。

马国川：如果要继承八十年代启蒙精神，中国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金观涛：范范讲别人应该做什么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自己做什么。

李银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不大知名的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王小波《绿毛水怪》里提到的一本书，也是两个人相识的契机。

王小波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岗位上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有些疾言厉行的人都沉潜了。

韩少功《爸爸爸》《月兰》（有名《最后四只鸡》）

麦天枢《土地和土皇帝》（该书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