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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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本书试图用文本解读还原荷马描写的青铜时代古希腊人的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规范，发表于1956年，第一次将荷马史诗当成历史文献进行社会学解读，发表伊始就具有开创性并充满争议。至今仍未过时，读完对史诗中诸多与现代社会差异较大的观念和行为都会有新的理解。

以社会组织形式为例，家庭、亲族与社群是当时的三种形式，虽在当时都没有确立最高的权威，但已出现从家庭向亲族和社群的演变：

笔记

正如芬利本人所指出，《奥德修斯的世界》是第一次将荷马史诗视为历史文献的研究尝试，而荷马史诗又是关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希腊人生活最重要的资料。他在阅读荷马史诗的过程中运用了20世纪早期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概念，尤其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所阐明的那些。韦伯提出的概念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不同于社会阶级或种族身份；波拉尼则提出了作为一种社会交流形式的赠礼(gift-giving)这一概念。

今天，尽管人们仍然常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反映了迈锡尼社会，但这已经不再是一种严肃的主张了。我们需要注意到：它只是一种现代的建构，不为任何古希腊人所知。对线对线形文字B的释读，再加上考古发现，已经摧毁了老旧的正统观点。

第一章 荷马与希腊人

希腊人用了一千多年，才获得了属于自己并且共同认可的名称，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名字。在希腊人自己的语言中，他们是Hellenes，他们的国家是Hellas。Graeci则是罗马人给他们起的名字，后来在欧洲被普遍采用。此外，在上古时期，希腊人的东方邻居还给他们起了第三个名字爱奥尼亚人(Ionians)，即《旧约》中的雅完(Yavan)后裔。在荷马的作品中，这三个名字从未作为统称出现，因此都是后来的用法。荷马将自己的同胞有时称为阿耳戈斯人(Argives)，有时称为达那奥斯人(Danaans)，大多数时候则称为阿开亚人(Achaeans)。

希腊人开始书写的确切时间不为我们所知。这个秘密仍被锁在用线形文字B书写的那些泥板上。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时间可能早至公元前1500年。

埃及的纸草文献同样足以证明：在文学作品的存世竞争中，荷马没有任何可堪匹敌的对于。截至1963年，已出版的埃及出土文学作品片段和残篇中有1596种书籍可以确认作者。这个数字指的是作品的份数，而非不同标题的数量。在这1596种作品中，有接近半数是《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抄本，或是关于这两部作品的评论。其中《伊利亚特》抄本与《奥德赛》抄本的数量之比约为3:1。荷马之外，最“受欢迎”的作者是演说家德摩斯特尼(Demosthenes)，其作品占去了纸草文献中的83份（同样包括评论作品）。接下来是欧里庇得斯的77份和赫西俄德的72份。柏拉图作品在纸草文献中只有42份，而亚里士多德只有8份。

在柏拉图之前两个世纪，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也曾抗议说“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一切可耻和不当的品质都赋诸神——偷盗、通奸还有欺骗”。远在柏拉图之前，色诺芬尼就意识到了荷马对希腊人的巨大影响力，并且认为这种影响毫无益处。

第二章 诗人与英雄

详细的年代表是后世希腊人的创造。尽管他们不能完全达成一致，但几乎所有人都将特洛伊战争的时间定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并将长约4代人的时间设定为英雄时代。他们确信荷马生活仕英雄时代之后400年，而赫西俄德与他处于同一时代。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荷马和赫西俄德是表亲。

在形式上，它以各种语句、诗行乃至段落的不断重复为特征。荷马作品几乎总是以如下的方式描述黎明：“当那有着玫瑰色手指的晨光之女黎明女神到来。”当描写到一条口头讯息的传递时（荷马诗中的讯息从来不以书面形式传递），诗人总是让信使听到讯息原文，并让他向收信者一字不差地重复。雅典娜总是“有猫头鹰一样的眼睛”；伊塔卡岛总是“四面环海”；阿喀琉斯(Achilles)总是“破城者”。然而这并非简单和单调的重复。以阿喀琉斯为例，他一人就有36种特性修饰形容语(epithet) ；对特性修饰形容语的选择则严格地由其在诗行中的位置和句法形式决定。据统计，在《伊利亚特》的头25 行中，就有约25种程式化表达或其片断。全诗约有1/3的诗行或片段在诗中出现不止一次，而《奥德赛》同样如此。

可以说，由于“有着玫瑰色手指的黎明女神”和被逐字重复的讯息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频繁出现，诗人和听众也就都能频繁得到休息。在休息时，诗人会酝酿下一诗行或者下一个事件，而听众则可以准备好投入其中。

在英雄与神祇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更为惊人的差异。奥林波斯诸神做出的决定在这两个故事中都频繁出现，然而《伊利亚特》中来自神祇的干预总是让人猝不及防，而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却得到雅典娜的逐步指引。

英雄的行动是《伊利亚特》的主要内容。哪怕在偏离阿喀琉斯之怒这一核心主题时，《伊利亚特》的关注点也从未脱离英雄的行迹和兴趣。《奥德赛》的篇幅更短，却拥有三个彼此迥异并在本质上无关的主题：奥德修斯的童话式漫游、伊塔卡的权力斗争，以及墨涅拉俄斯(Menelaus)、阿伽门农和其他英雄的归程。

在更多的发掘之后，人们确定这些遗址中的第7层就是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耳的那座城市。荷马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经由考古学而得到证实。

我们很容易忘记一点：荷马对迈锡尼时代的存在并无概念，也不了解迈锡尼文明与其毁灭之后的新时代之间的截然断裂。迈锡尼时代纯然是一个现代的建构。在诗人信念中，他所歌颂的则是一个过往的、属于他自己的英雄时代，一个希腊世界；他对这一过去的了解来自前代诗人的口头传承。

第三章 财富与劳动力

阿喀琉斯所能想到的世间最卑微的人不是奴隶，而是 thes。Thes 生活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无所依附，没有归属。凭借权力专制的“家” (oikos) ①这一核心，人们得以组织自己的生活。oikos 的好处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包括安全保护），也提供伦理规范、价值观念、职责、义务和责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不仅指家庭，也指整个家庭的成员、田产和资财的总和。因此，“经济” (economics，来自oikos的拉丁化形式oecus，即对oikos的管理之术）一词就意味着管理家产，而非维持家庭和谐。

第四章 家庭、亲族与社群

① 奥德赛1.298-300.《奥德赛》中每次提到俄瑞斯忒斯的时候，都没有明确提到他也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克里泰墨涅斯特拉。然而这确是希腊戏剧中有关俄瑞斯忒斯的悲剧的主题。不管人们如何解释荷马对此事的沉默，这种反差，以及戏剧中明显属于当前时代的内容—最明显的是法庭场景，都再一次说明：通过荷马之后对古老神话的处理得来的信息，在研究奥德修斯的世界方面，可以说是有害无益。后世的诗人和剧作家自由地改写这些素材，完全没有历史的考虑。

在历史上，犯罪概念向公共罪行的延展，与亲族群体的权威，二者是相悖的关系。已知的最原始的社会中，不可能找到任何“公共”责任来惩罚做错事的人。要么由受害者和他的家属来复仇，要么就根本没有任何报复。犯罪概念的发展，以及刑法的发展，几乎可以说就是早期家庭无所不包的力量被逐渐削弱的历史。

集会既不投票，也没有决议。它有两重作用：调动正反两方的论点，并向国王或战场主帅展示大家的情绪所在。检测意见的唯一办法就是呼声表决，不少时候表现得没有什么秩序，比如，一个不受欢迎的演讲可能会被嘘声淹没。

是怎样的情景让奥德修斯代替莱耳忒斯坐上王位，光靠猜测是不行的。解释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在莱耳忒斯老得只能在葡萄园中拖着步子行走之前很久，他已经确实不能以iphi，即勇力，来统治了。于是，王位便以某种方式传给了他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就保全了被现代的国王称作合法性原则的东西。

在忒勒玛科斯和两个奴隶——菲洛厄提俄斯(Philoetius)与欧迈俄斯——的协助下，奥德修斯用这张弓杀光了侵入家园的人。叙述中的一个细节，再次指向了奥德修斯生活中的一个根本元素：要重获王位，国王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忠诚的奴隶；换句话说，王权即私人权力。

不管心理学家如何解读这种礼物赠与行为的情感方面，在实际功用上，它代替了联姻和武力，是一种冀以建立身份关系的行为，我们把它叫作政治义务。

正是在淮阿喀亚，经过最初的不祥预兆后，奥德修斯受到了盛情款待；待遇之隆，使得阿尔喀诺俄斯和他的王廷成为后来希腊人形谷奢华生活的惯用语。在英雄的世界中，对不请自来的陌生人怀有根本的矛盾态度，在深深的、正当的恐惧和盛情款待之间急速摇摆；以上两个极端的相悖，正是这种矛盾态度的典型体现。

诗人似乎是说，在最原始的年代，人们生活在与外来者持久的争斗中，往往会战斗到死。后来，神明出手干预，通过他们的规训，即他们的 themis，给人类，特别是国王，确立了新的典范：好客的义务。“所有的外乡人和乞丐都是宙斯遣来的”(奥德赛14.57-8)。故此人们要在一者之间选择一条艰难的道路，一个是社会的现实，陌生人仍然作为问题和威胁存在，另一个则是新的道德，遵循它，就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宙斯神盾的庇护。

根据进化论的说法，只要它们能够被合法运用，荷马史诗的世界就已经超越了远古的世界。亲族关系只是当时多种组织原则中的一个，但并不是最有力的一个。最突出的在于oikos，即那种大型的贵族家庭，拥有为自己工作的奴隶和平民，自己的贵族家臣，以及散布在亲戚和宾友中的盟友。

第五章 道德规范与价值观

不过，还没等首领和王公们来得及评理，墨涅拉俄斯就改变改变了主意，采用了另一种做法。“得了，还是我自己来评判吧，我相信没有哪个达那奥斯人会有异议，因为我评得公正。”

安提洛科斯选择了第三种解决办法：通过武力决斗来评判。如果有人接受的话，由此达到的裁决也会是最终的：胜利者会获得正当性。

尽管细节上有变化，这些是荷马英雄们解决维权纠纷时所能采取的三种办法，也是仅有的三种办法。

三种方法：贵族裁判、自行评判、武力决斗

事实是，这种关于社会义务的概念根本就是非英雄的。它反映了新的因素——社群，而它正处在可以压倒其他一切的时刻：抵抗入侵者的时刻。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社群开始从希腊舞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这时，英雄就很快消亡了，因为英雄的荣誉纯粹属于英雄个人，他活着并战斗，仅仅是为了这种东西，也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与家人的情感是允许的，只是因为一个人的亲族与他自已无法区分开来）。而一个社群的荣誉则在本质上完全不同，需要另一类型的技巧和美德：实际上，只有驯服了英雄，削弱他对武力的自由运用，社群才可能发展，而被驯化的英雄本身无疑就是一个矛盾。

荣誉的本质必须是排他的，或者至少是分等级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了同样的荣誉，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荣誉了。

一位英雄的最终价值，他生命的意义，在三个方面受到了最终的检测：他与谁决斗，他如何决斗，他表现如何。

《伊利亚特》尤其充满血腥，这是无法被隐藏或辩驳的事实，不管怎样扭曲证据，要让古代希腊人的价值观符合更温和的道德准则，这种努力都是徒劳。

对于尼采来说，这种场景的不断重复，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仍在希腊世界广受欢迎，说明“古代人中最有人性的希腊人，也有某种残酷的特质，一种猛虎般残忍的毁灭欲望”。

这里，体面的获取与商人的获利，二者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英雄们身上有一些农民的特质，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财产的热爱，一种精打细算，几乎是吝啬的囤积、测量和计算。

通过分享食物（必须指出，是大量的食物，而不是象征性的），人们就以仪式的方式建立或延续了一种联系，把凡人和神明、生者和逝者连结到一个有秩序的存在世界中。在某种意义不断重复的宴会，似乎是维系这个群体所必须的，不管是在oikos的层面上，还是在更大阶级的规模上，同时，它也是跨越边界、与陌生人和宾友建立和平关系所必要的。

更早的时候，阿伽门农提到克律塞伊斯——被俘虏的祭司之女，他说，“是的，我偏爱她胜过克里泰墨涅斯特拉，我婚配的床伴” (伊利亚特113-4)。实际上．从荷马到最晚的希腊文学，都没有特指“丈夫”和“妻子”的惯用词。一名男性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一个勇士，一个贵族，一个首领，一个国王或一个英雄；但从语言上说，他几乎从来不被表达为一个丈夫。

还有“爱”这个词。我们将philein 翻译为“爱”，不过，这希腊文动词到底有怎样的感情特点以及怎样的弦外之意，仍然是个问题。这个个这个词这个词被用在所有人与人之间有正面联系的场合。奥德修斯说，当他拜访群风的总管埃俄洛斯时，“他好客地款待了我整整一个月” (10.14)，而 philein 正是用来表达好客款待的词。史诗多次提到奥德修斯哀伤地渴望家园和妻子，然而其中又有哪一个段落展现了被现代世界称为“爱”的情感和激情呢？更多的情况是，家园的意象中略去了珀涅罗珀，因为标准的表达方式是瑙西卡所说的：“那么你就有希望再见到自己的亲朋，回到你宜居的家宅，回到你的故土。”

在荷马史诗中，不管是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之间的关系，还是任何别的男子与伴侣之间的关系，都缺乏深度和强度，这种情感的特质——在男子那一方——是父与子之间，以及男子和他的男性伙伴之间感情的特征。

尽管这是可能的，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荷马充分展现了整个古代不变的真相：女性被认为是天生低级的，故此她们的功能仅限于生产后代和做家务，有意义的社会关系和强烈的个人情感要在男性之间寻求和获得。

在奥林波斯山上，整体来说，男神的地位要高于女神：不仅因为他们的能力更高，也在于他们的号召力，在于他们在凡人中唤起的情感。这条原则唯一的例外就是雅典娜，而雅典娜作为女神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她的男子气概。在一个并不存在原罪，不存在性爱可耻，也不存在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的世界里，她是一位处女神。她甚至不是女性生育的，而是从宙斯的头中跃出——这是对全体女性的侮辱，为此赫拉永远也不能原谅他的丈夫；而赫拉是彻头彻尾的女性，希腊人对她有一点畏惧，却并不喜欢，从奥德修斯时代直到诸神的没落一直如此。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完全的神人同形(anthropomorphism)。神是依照人的样子创造的，这一创造的技巧和才华，当属人类智识最了不起的壮举之一。

必须清楚地强调“凡人”和“神样的”两个词。一方面，荷马从来不曾混淆“神样的，的”和“神圣的”；他也从来不曾越过凡人和神之间的界限。赫西俄德提到“一个神样的英雄种族，他们被称作半神”，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没有半神。国王们像神明一样享受尊，但并不受崇拜。英雄们是人，而不是祭仪的对象。

这正是从色诺芬尼到柏拉图一连串的哲学家所抗议的：荷马诸神对道德之事的漠不关心。

神的礼物如何降临到凡人身上，由偶然而非美德决定。因为凡人并没有影响这一选择的能力，他既不可能有罪，也不可能赎罪。

此外，也不存在对神明的敬畏。“荷马中的贵无畏地雄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对神明的畏惧，与他们对凡人君王的畏惧相类。”

在《伊利亚特》诗人那里我们不能确定的，在赫西俄德那里我们能肯定：正是赫西俄德将个体的神明整理成有体系的神谱，并让正义成为存在的核心问题，不管是人的存在，还是神的存在。从赫西俄德开始的直线脉络，一直延续到埃斯库罗斯和其他伟大的悲剧诗人。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属于希腊的奇迹一一呈现。既然荷马把众神变成了人，人们便学会了理解自己。

附录 I 重温奥德修斯的世界

我从未认为荷马史诗只能被视为社会学文献，也从未认为我们不能忽略特洛伊战争或伊塔卡求婚人们的历史性，将荷马史诗纯粹当作伟大的艺术来讨论。我选择的是一个适合我的目的和的职业能力的研究维度，而我并未声称这个维度高于其他，更没有认为它是唯一的维度。然而，我也无法不注意到这一点：“纯粹艺术论”的鼓吹者很难停留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很难不从对荷马的文学分析和批评滑向特洛伊战争、赫梯条约、头盔和盾牌、封建制度，以及荷马研究中其他种种非文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