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君臣》
- 南渡君臣，虞云国，上海人民出版社，读完：2024-10，评分：7/10
短评
虞云国近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主要讲高宗即位南宋初期的政治。高宗做为南宋最重要的一朝，二次释兵权、杀岳飞、建立绍兴体制确实改变了整个南宋的历史命运。不过本书内容和《细说宋朝》中相关部分多有重叠，只读了《绍兴体制》《西线无战事》两篇和最后一篇。最后一篇是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的导读，或者说本书的论点和史观均是刘子健论断的延续和展开。
笔记
简介
近年来，由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南宋史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而建炎、绍兴之际南渡君臣的所作所为，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很值得深入研究。《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为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虞云国先生多面向探析宋高宗时代的一部力作。内容涉及靖康之变北宋王朝刹那覆灭到建炎南渡高宗政权初步立足的历史过程、宋高宗于岳飞在宋金和战上特殊的君臣关系等，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不仅代表了作者对于南宋初四十年历史的认识，更有助于一般读者深入认识“中国转向内在”这一主题。
自序
赵孟頫的七律《岳鄂王墓》，其诗云：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历史上中原政权有过两次南渡，前有东晋元帝的南渡，后有南宋高宗的南渡。
在这册小书里，宋高宗倒确是无所不在的，但毕竟不是对他的全方位研究（这一方面自有王曾瑜先生的《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仍集中在政治史层面
在这部名著里，刘子健深刻阐述了两宋之际的传统中国为何与如何转向内在的。而导致这一转向的根本动因，也正是《南渡君臣》探寻的主题：宋高宗一手打造了绍兴体制，最终致使北宋全盛期中枢权力相对制衡的良性政体彻底逆转为君主极权体制。
对南宋高宗时代为何中国转向基本定格，近年以来，我的思考确实经常萦绕在怀。
一言以蔽之，在这位“中兴圣主”那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确保专制君权的利害计算。在他那里，三者次序依次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极权模式下，任何君主的骨子里莫不是如此排序的！
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
南宋高宗朝政治史的分期与主题
第一阶段从靖康之变到驻跸临安
第二阶段从驻跸临安开始到绍兴体制最终确立，政治主题是为南渡政权确立怎样的政治体制。
第三阶段从绍兴体制正式确立到宋高宗内禅退位。
11世纪中期，为后人一再引用的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可以视为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种政治自信是由北宋中期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所孕育的。然而，宋高宗与秦桧合力打造的绍兴体制不啻明白宣示：自此以后，皇帝除与他指定的唯一代理人外，不可能再与其他士大夫官僚分享国家权力。这一君权模式一经确立，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也昭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已经归零。
从靖康之变到建炎南渡
苗刘之变的再评价
莫道西线无战事
刘豫与杨么
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
宋高宗手敕岳飞《起复诏》的始末与真伪
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
宋代第二次削兵权
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读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张俊供奉的御筵菜单
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读蔡涵墨《历史的严妆》
从绍兴更化到绍兴内禅
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重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两代君主同堂时
“中兴圣主”与《中兴瑞应图赞》
中国为何转向内在——读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
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中，称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则为“第三帝国”。他认为：“第二帝国带扩张性，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则在两个帝国之间“作转变和缓冲的阶段”。然而，刘子健却认为，这种内向（也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收敛性”），其转变并非始于元朝，而在两宋之际。
然而，外部环境只是影响变革的因素之一，“专制权力的扩张”才是导致转向的主因。类似宋高宗这样的政权，“即使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
刘子健把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ol），即宫廷与官僚有效控制军队与各级地方政府，北宋文彦博所标榜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应该就是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即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宋徽宗与蔡京时期大体就是这一模式；第三种模式是专制（autocracy），即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虽能分享行政权力却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absolutism），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在野知识分子。
大体从徽宗即位到高宗禅位的60年间，原本由宰执官僚圈分享的决策权就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丧失殆尽，任何改革也就丧失了参与者和推动者。
新儒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反对学派，在南宋前期转向内在之后，主要通过书院形式向民间传播与发展。以他们的人格与学问，在民间普及新儒学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以至到南宋中期已有争夺正统的势头。
儒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反对学派，在南宋前期转向内在之后，主要通过书院形式向民间传播与发展。以他们的人格与学问，在民间普及新儒学方面确实成绩斐然，以至到南宋中期已有争夺正统的势头
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其症结十分明确：“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企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熔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