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西湖》

人民的西湖，何其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读完：2024-08，评分：7/10

短评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段义孚在其著作《制造宠物》中提到，西湖的水体足够大，给人以天然湖泊的错觉。然而，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人就已经通过筑坝、截流和疏浚等方法扩展水体，因此西湖自古以来便是人工湖。

《人民的西湖》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2024年推出的新书，也是香港书展上主推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围绕1950至1970年代对西湖地区实施的五项重大举措进行了考证，这些举措包括疏浚工程、花港观鱼公园建设、植树造林、集体化养猪和迁坟运动。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揭示了这些措施对西湖生态环境和文化景观的深刻影响。

本书借助政治生态学、人文地理学和历史社会学等跨学科的方法，对西湖的治理历史、文化构建以及威权化改造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尽管完整性和结论充实性上仍稍显不足，但特别的角度使其成为今年少有的一本涉及类似主题的著作。通过对西湖治理过程的研究，读者得以进一步审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人驯服自然景观的成功与失败，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书中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

西湖的淤积与治理：西湖每隔一百多年就需要进行大规模清理，历史上100年前的西湖与现在相比，几乎像是一片水田，面貌大相径庭。
花港观鱼的文化构建：自宋代以来，花港观鱼及西湖十景基本上是画家们的想象与话语构建，这反映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植树造林与集体化养猪：虽然这些措施是出于建立威权的需要，但从本质上看，它们反映了对集体主义的抵制。书中提到，所谓非人类的能动性可以理解为对自然的敬畏，否则自然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惩罚。
历史人物与墓地的争议：费孝通和张恨水曾抨击西湖周边的墓地，而章太炎下葬及对苏小小墓叙事的转化则引发了深刻思考，值得进一步探讨。

笔记

这种认为人类的绝对理性可以改造自然界的坚定信念，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谓之“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产物。

章节

借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说法，“人民”始终被“树立为一种神秘的实体”

本书将综合讨论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西湖地区推行的五项举措：西湖疏浚工程、花港观鱼公园建设、植树造林运动、西湖地区村庄集体化养猪事业，以及西湖周边的两次平坟运动。

本书更著重探讨人类与非人类（包括水、微生物、水生植物、公园、猪、树木、害虫和坟墓等等）的“能动性”（agency），如何影响、偏离或阻碍新政权的社会政治规划。

1950年代初，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穆欣（A· C· Maxim）提议，“将杭州发展为一个以休閒、旅游和文化活动为主的城市”，并建设成“国际会议的中心……享有‘东方日内瓦’的美誉”。这一建议令杭州的改造与规划愈加複杂。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中央并无意将杭州工业化。高峥观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697个主要工业项目无一落地杭州。

我的主张是，如果从“垂直视角”（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从“侧面视角”来看，它们却给当地的个人和社群带来诸多问题。在段义孚的分析中，垂直视角将景观作为“一个范畴”或“一个工作单位”，便于自上而下的规划，而侧面视角中的景观则是“人们行动的空间”

谓人与自然的对抗关係，源于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二元论”概念。正是在欧洲的浪漫主义时期，自然与人类的鸿沟被最终确定：自然“作为一种外在的存在和力量”不可能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信心逐渐转变为人类终将征服自然的信念。就此而言，毛主席的征服自然理论是这种十八、十九世纪概念化的一个延续。

马克思的态度导致“征服自然”的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毕竟，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另一种形式，同样需要克服一些关键的“现代性矛盾”。

章节

从1800年浙江巡抚开浚西湖，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杭州，大约相隔150年。这一间隔在历史上属于较为久远的一次，因此西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便开始明显淤积。

时人对于西湖水量不足颇有微词。如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曾在其游记中记载了西湖深度的沼泽化。用他的话说：“总体来说，与其将其西湖称为湖，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水田” 。

在古代，清除出来的淤泥通常被重新使用以建造堤坝。这样，原本来自湖床的微生物因此得以继续留存在湖中，其中很多都是那些杀藻抑藻的微生物。但在1949年以后的疏浚工程中，即这次五十年代的工程和2000年左右的另外一次工程，挖掘出来的淤泥很快就被运输到西湖周边的堆土区，导致数世纪以来一直维持水体生态平衡的微生物遭受灭顶之灾。

市政府吸收劳动力的来源主要有三：失业或失学的杭州市民、附近县市的农民，以及劳改人员。

1952年工程启动时，政府最初僱用了大约800名失业工人或学生。这些工人得到的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实物，主要是粮食。因此，杭州政府并不认为这种僱佣关係是一项就业，而是一种救济方式，即众所周知的“以工代赈”。

虽然西湖老工人提出的解决方案没有任何实验或测试的证实，但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这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群众科学”的普及。这种“群众科学”即“鼓励农村领导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研究数据，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舒喜乐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群众科学”的广泛应用旨在针对“知识精英主义，力求化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化”。在科学研究中接纳西湖老工人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一个广为宣传的观点——“劳动人民”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中坚力量。由此可见，这一决定是宣传目的与实用性并存。

章节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景观项目，花港观鱼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宣传意义具有两重性。首先，它旨在向公众灌输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的劳逸观念。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概念尤其突出强调了劳动与休息的新关係。7 在“文化休息公园”中，人们不仅可以“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中休息”，同时也参与“健康及合理的娱乐”。8“文化休息公园”重新构造了共产党政权下的劳动与日常生活，因此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义。

早在宋代，西湖十景其实就已经是上层画家们的想像、图画和话语建构。其实后世的评论家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先有山水画，后有十景。

围绕是否需要保护、修复清代遗址的争议持续了近十年之久，这也暗示出由于花港观鱼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文化关係极为密切，因此对于一些中共干部来说，他们并不容易接受这个历史渊源久远的园名。

章节

中央政府1958年12月颁佈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将“大地园林化”作为改善人民生活和劳动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之一。根据该决议，在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馀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三个三分之一的说法，即所谓的“三三制”耕作制度。

1958年决议中提出的“园林”概念，也标志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苏交恶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拾包括园林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从而摒弃苏联“文化休息公园”的造园理念与实践。

儘管政府声称要努力追寻中国的文化传统，但“大地园林化”强调造林的规划摒弃的恰恰是中国传统的观赏性园林理念。

近来有学者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植树造林都与政府权力集中有关，即推进国家建设工程，从而达到“重整国家权威”的目的。

马尾松被誉为全球“最具生态及经济价值的树属”，是一种可“在寒冷乾燥的恶劣环境中”存活并生长的人工林树种，其广泛分佈于中国黄河以南地区。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7年就在中国各个地区废除了寺庙的土地所有权。因此，杭州僧众于解放后感觉前景不明朗，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还俗并离开杭州。这样一来，以前由佛寺控制的大片山地就成了灰色地带，一时无人问津。另有一些寺庙被政府和部队机关佔用，地方政府也无法对这些土地进行适当管理。

章节

在中共干部的内心深处，徐锡麟与其他辛亥革命烈士并不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人民”范畴，他们的墓穴不值得保护。最后，中共地方干部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猪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城市的历史文物则可有可无。

自建国以来，孤山地区的墓地一直被徵用为各类博览会的会址。1951年4月至7月，浙江省土特产交流大会在西湖湖畔举行，在这三个月期间，一些历史悠久的旅游文化景点也被选为展馆，如西泠印社、岳庙、凤林寺等。其中，徐锡麟墓被改建为“工程展览馆”，展出的内容包括“棉麻纺、机械、土木、化工矿产等”。1951年土特产交流大会的组织者在墓场修建了展厅，大大改变了墓场本来的面貌。土特产交流大会结束后，浙江博物馆接收了徐锡麟墓地。1952年9月至10月，又一场展览会开幕，徐锡麟墓和孤山的其他景点继续被用作工业产品展厅的场地。博览会后，浙江博物馆将其改建为“职工宿舍，堆放模型以及其他杂物”。

虽然猪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非凡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但在本质上却是反集体经济的。

章节

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于1956年7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口吐怨言：“西湖原来是个公墓”，并表示不解地问：“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西湖，为什麽採取了这个公墓形式来表现呢？”

早在1934年，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1895–1967）将湖边遍佈坟墓视为西湖十大可恶事物之一，排名第七：“沿湖随处有人家私墓，封碑巨石，大夫孺人字样，触目皆是，可厌者七”。

毛泽东主席长期以来一直对宗教场所、宗教活动和民间迷信不以为然。高峥指出，毛泽东曾为灵隐寺附近山峰撰写诗词，但儘管“从山峰处可以鸟瞰灵隐寺”，但他从未提及灵隐寺。

但他对西湖地区的大量坟墓明显表现出反感的态度。在1956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感叹“我是和坟墓为邻”。对此，浙江省领导人立即採取行动，拆除了毛泽东寓所附近的所有坟墓。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苏小小不再被视为古代“人民”的一员，她的故事也不再是1955年旅游指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民为追求爱情自由而勇敢抗争的叙事。在新的诠释中，她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变态文人的玩物。重新划分苏小小的阶级属性，体现了整个毛泽东时代阶级标籤的模糊性。吴一庆的研究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片段，从多重身份中选择一个来确定自己的阶级分类。

章节

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六十年代时，全球盛行的是“管理型”（managerial）城市管治方式。到了二十世纪末及以后，这一模式逐渐让位于“企业型”（entrepreneurial）。在新模式下，城市政府的角色是协调者，而非领导者，以“（吸引）投资和经济发展，以及地方的房地产建设”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