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简史》

• 香港简史，高马可，中华书局，读完：2025-11，评分：9/10

短评

不算特别敏感，只不过视角是殖民政府，看着没那么舒服。

这本书再现了香港这个“借来的地方”在“借来的时间”里的主要历程，过去几年的香港深度探寻之旅也了解的七七八八了，其发展史也是近两百年跟内地的互动史，是近代史的独特样本。香港真正经济腾飞、福利改善、城市认同感形成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但跟我们的一生相比，却也足够长了。

笔记

第一章 殖民统治初期的香港

西方重返中国

多年以后，曾以“借来的地方，靠借来的时间而活”这句广为流传的话形容香港的记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写道：“香港原本并不存在，必须凭空将它创造出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

对英国人来说，1854年10月的巴拉克拉瓦战役打得尤其悲壮。在这场战役中，几乎半数轻骑兵被歼灭。英国诗人丁尼生勋爵（Alfred Tennyson）把该战役写成《轻骑兵进击》（"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诗，使之千古传诵。

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人移民出洋

汇丰这家新银行的创办，被视为香港殖民地繁荣的标志。华人资本从一开始就对这家银行十分重要，而它将成为中国沿海首屈一指的银行。香港没有正式的中央银行，汇丰银行将担当中央银行的角色，直至殖民地时期的最后岁月。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第二章 早期殖民地社会

经济：鸦片和移民

不过，若论对香港经济繁荣的贡献，以上因素无一能与鸦片和华人移民海外相比。除了两家由贵格会教徒开办的美国公司外，香港开埠初期的主要外国企业全都沾手鸦片。在1845至1849年之间，印度运出的鸦片有四分之三途经维多利亚港再转运中国沿海各地，而平均有四万箱鸦片储存在香港的货仓。

在1845至1941年，鸦片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以至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来自鸦片贸易。事实上，历史学家文基贤（Christopher Munn）写道：“鸦片贸易和香港显然密不可分，探讨这个殖民地早期的历史，几乎不能不提这种毒品。这个殖民地之所以建立，就是因为鸦片；它能撑过早期的艰难岁月，也全仗鸦片；此地的重要商人全靠鸦片致富；政府也依赖高地租和其他由鸦片贸易造就的收入来维持运作。”

政府专卖制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废除，吸鸦片也是到那时候才被禁止。

除了鸦片外，另一个造就香港早期繁荣的主要因素是华工出洋。中国史家常说，华工出洋贸易及华工所遭受的非人生活环境，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其主要得益者是殖民地政府和外国商人。但是，和鸦片买卖一样，事实上中外商人同样受惠于这种贸易。虽然清朝法律明令禁止移民出洋，但中国官府不曾也无力阻止，而香港与中国之间的边界几乎是出入无阻。华工出洋除了促进贸易外，也有助缓解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口压力。大部分出洋华工没有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财富，但不少人经香港汇款给中国的家人。华工出洋贸易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层层均有利可图，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中国合作者网络：中国大陆农村的招工馆、香港和其他口岸的契约商和其他中间人、华工船上的翻译和照料者，以及大型招工代理商、船主和香港的苦力捐客。香港经营向旧金山运送华工业务的两家最大的经纪行，都是由本地华商拥有。香港主要靠着鸦片和华工出洋，成为五个互相交叠的贸易网络的枢纽，这五个贸易网络是中国、东南亚、印度、英国（由此伸延至欧洲）和南北美洲。

社会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是引发反法罢工的原因之一，但实情其实更为复杂。北京官员心急如焚，担心局势会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他们打这场仗的军费，是来自香港银行的贷款；所需的武器弹药也是从这个殖民地进口；他们也不想刺激英国人，以免英法两国联手。

这些华人民间组织中，最早的是1847年由卢亚贵和谭亚财（我们在第一章已谈过他俩）创立的文武庙。这座供奉文昌帝君和关武帝君的庙宇，表面上是举行宗教祭祀的场所，但它还发挥其他重要功能。不久，香港华人不分乡籍和行业，都视文武庙为主要的公共事务中心。这座庙也发展为华人社会的非正式自治政府，设有由商人推举的值理会仲裁纠纷。

东华医院在1872年正式开幕启用，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以中医中药为华人治病。但如历史学家冼玉仪所写：“它的工作深入社会多个层面，它不可避免地卷入最世俗和最耸动的事件。”赈济贫民、运送华人遗体和骨殖回乡安葬、拯救被拐骗的工人和妇女并资遣回籍、主持疯人收容所。

社会学家认为，香港的英国人之所以如此执迷于社会地位，主要因为大多数香港英国人其实是来自英国中产阶级，尽管他们不愿承认，并假装并非如此。香港跟印度那些英国殖民地不同，此地没有真正的贵族，香港的英国官员和商人在社会地位上颇为平等。

香港的非华裔人口也包括许多印度人，当中有帕西人贸易商，他们有些人是殖民时代香港最早的地主。香港的帕西人和他们在孟买的同胞一样，以多财善贾、忠厚老实和乐善好施闻名。帕西人的社群很小，但有些成员却通过鸦片贸易而发迹致富。尽管帕西人富裕、忠于英国、又慷慨捐输，但却被摒诸欧籍人社交圈子之外。他们大多数自成一群，1854年更辟设专供帕西人下葬的坟场。在港印度人中以回教徒和锡克教徒占大多数，他们在香港从商、从军和当警察。

政府、法律和司法

比起罗便臣，麦当奴更加相信在法律面前，欧籍人和华人不应平等。麦当奴推行更加广泛的登记制度来管理华人。在1866年，他试图管制所有进出维多利亚港的华人船舶。麦当奴最受争议的改革，是他一项昙花一现的计划：为了整肃警察贪风，他准许领牌开赌，以此管制赌业。

驭民之术

殖民地部相信，教授英文有助改善中英关系。但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华人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要求，他们要求英文教育的呼声愈来愈高。1862年创办的官立男校中央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很快取代私塾，成为本地华人中产阶级趋之若鹜的学校。

从香港开埠之初起，妓院和性病就成为这个殖民地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在英国占领香港后前来的华人和欧籍人绝大部分是男性，香港男女比例一直极度失衡，而大量驻军令失衡情况更形严重。虽然太平天国期间大量华人涌入，为香港带来多一些女人，但1872年香港首个正式的人口普查显示，华人男女比例是七比一，欧籍人则是五比一。到了1850年代，香港成为了著名的卖淫中心和性病温床（尤其是梅毒）。1876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香港二万五千名华人女性中，六分之五是娼妓。巡理府在1877年估计，香港华人女性每六人只有一人已婚或为妾，其余都是娼妓。

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蓄婢运动，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的这场有关婢制的争论为时不长，而且主要局限在香港之内。这场争论和其后成立的保良局，也没有令蓄婢制度有任何实质改变。轩尼诗寄望保良局能废除婢制，但批评者认为，成立保良局是巧妙的诡计，目的是保证殷实之家不断有稳定的年轻仆人供他们役使，富有华人男性又能有一批女性供他们选纳为妾。如冼玉仪所说，华商的“胜利造成长远的后果”。虽然保良局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慈善公益工作，但是它“在这种中国特有的父权宗法制度的表现形态，在香港处于其存亡绝续的关头时，起到支持维护的作用”。社会学家亨利·莱思布里奇（Henry Lethbridge）断言，保良局不但没有革除婢制，反而“间接令大量华人女孩继续受到奴役，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

第三章 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

取得新界

把中国变成另一个印度会令大英帝国的力量扩张过度。此外，在中国进一步扩张领土，可能会令中国像非洲那样被瓜分，这只会损害自由贸易。在中国扩张领土可能令其他欧洲列强群起仿效，甚至导致战争，并会招致正在中国通商和传教的美国所反对。

到了1890年代末，英国对新界的政策改变，反映英国人愈来愈忧虑香港的防卫情况，而他们眼中对香港安全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其他正在挑战英国在华霸权地位的列强。清政府原本不愿租借该地区，但它跟英国政府一样，希望尽快割让一块较小的土地，以免夜长梦多，令其他国家以英国获取此地为藉口，要求更多割让。由老练的改革派政治家李鸿章为首的清廷谈判代表，曾要求英国为租借新界缴付租金，但不久决定搁置不提，因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愈来愈严厉指摘满人和他们的汉人帮凶卖国，要求英国付租等于坐实这种指控。因此英国不花分文，又不影响它与中国和其他列强的关系就得偿所愿。

在1899年4月14日至19日的“六日战争”中，华人乡民为抵抗英国人而组成的乡勇是乌合之众，战事最后以英军无人阵亡、华人逾五百人战死结束。如历史学者兼前公务员夏思义（Patrick Hase）最近指出，这场屠杀是典型的扫荡战，被掩盖了超过一世纪。官方报告低报了伤亡人数。从一开始反对镇压的港督卜力试图了结事件。他不准惩罚反抗者，下令军队从该地区全数撤离，与乡村耆老会面时对战事三缄其口。政府不想这场战争破坏新界和平安宁的印象，乡民也很快明白到发起反抗是不智之举。因此，这事件从此在官方和民众记忆中消失，湮没无闻。

在理论和实际上，新界大部分地区的管理方式，是不同于香港其余地方——这并非由于殖民地政府仁慈，而主要是因为多年以来，新界已和广东省其他地区密切地结合。打从英国占领一开始，新界就获豁免许多适用于香港的法例，包括一些关于屠房和街市、公共卫生、鸦片、牌照及登记的法例。随着时日推移，新界在香港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然而，许多在香港城市和中国大陆（尤其是在1949年共产革命后）逐渐湮没的传统中国习俗，仍在新界保留下来，直至1970年代。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容许中国保留九龙城的管辖权。清廷在英国占领香港和吞并九龙后，把九龙城扩建了不小。根据条例，九龙城仍由中国政府管辖，“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但是，1899年英国接管新界时，清军兵弁协助乡民抵抗，英国人就片面宣布九龙城不再归中国管辖。九龙城后来成为英中两国政府争执的源头。历届中国政府都提醒英国人，九龙城在法理上仍归中国管辖。九龙城确实成为英治香港内中国主权的有力象征。1948年殖民地政府试图清拆城寨并在原址建公园时，抗议此举的中国爱国者就火烧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作家莫理斯（Jan Morris）说，这个古老要塞最终变成“三不管地带”，一般人称它为城寨。每当英国人提出要拆除造个地方，中国人就反对；英国人常用的市政规例，从来无法在这里执行；到了1970年代，据说真正管理城寨的是三合会。

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崛起

讽刺的是，为此而开办的新校——九龙英童学校，是由欧亚混血儿何东向政府捐建，他的原意是开办一所招收不同族裔儿童的学校，但政府把它变成只收欧籍学童。

何东虽不甘愿，也只好同意，无奈地说这一决定“与我为这个殖民地捐献此校的初衷背道而驰”。

香港会和香港赛马会不准华人加入，某些酒店只准华人入住指定房间，或者不能留宿。

香港和中国民族主义

1923年孙中山在香港大学演讲，宣称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他说，香港的秩序整齐而安稳，与中国的混乱腐败成强烈对比，激发他发动革命。“我恒默念，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于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英国政府命令殖民地政府不要让香港成为颠覆基地，但港府不能镇压革命活动，以免华人子民离心。

在1896年3月，罗便臣向孙中山发出驱逐令，限制他五年内不得进入香港。那时孙中山去了夏威夷筹款，正在返港途中。

罗便臣坚称，香港政府不容许这个殖民地“被人用作庇护所，在此策划叛乱或阴谋，危害友好邻国”。

如历史学家陈刘洁贞所说，香港人对于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关注，充其量只是“半温不热”。革命刊物存在的时间全都不长，虽然革命记载把香港描绘为革命的孕育地，但事实上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活动，并非如这些记述所说的那样广泛和有效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香港也没有参与策动，《中国日报》等报章的影响力很小。兴中会在1895年和1900年起义失败后就锐气顿失。香港所孕育的，似乎反而是一种保守的中国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受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地位所塑造。

辛亥革命及其对香港的影响

辛亥革命无法令中国成为稳定的共和国，对香港有两个重要影响。到了1913年，许多香港华人对于孙中山已热情不再。当年6月孙中山访港，大部分时间受到冷待。

香港政府和本地华人精英确实都支持袁世凯。

1912年至1913年拒搭电车运动

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为香港带来太多烦扰：每天都有大量难民从中国涌入。到了1914年，香港人口达到五十万。

这场革命也根本改变了香港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因为北京政府只是名义上统治中国，香港政府须与广州此起彼落的历届政府直接打交道，其中几个广州政府还试图破坏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稳定。

由于英国外交部继续承认在北京掌权者为中国合法政府，这常引致外交部和香港政府之间的摩擦。

第四章 两次大战间的岁月

名气没有毛姆大，但写过不少有关中国和亚洲著述的作家普特南威尔 (Putnam Weale)在1930年出版一本虚构作品《馨香之港》(The Port of Fragrance)，花了不少笔墨描写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但也处理了香港欧籍妇女苦闷和不愉快的生活。

政制发展

1919年创办的东亚银行，是首家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的华资银行，银行的董事都是香港影响力极大的华人，在中国、日本、印尼、印度支那和东亚各地都有庞大商业利益。

罢工与抵制

1922年海员大罢工
历史学家陈明銶説，由于殖民地政府的措施，这次罢工“从一场经济罢工演变成英国殖民势力与中国爱图尊严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全面政治对抗”。

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
在海员、船公司、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广泛谈判后，工人的要求几乎全都得到满足。香港政府同意撤销取缔海员工会的禁令，释放被捕领袖，并赔偿沙田惨案的死伤者。罢工在3月7日结束，“中国海员大获全胜，英国当局则全面屈服，威信与名誉扫地。”

根据结束罢工的协议，司徒拔要撤销查禁海员工会的命令，拆走海员工会会址的封条。

大罢工结束后一段长时间，曾参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团体都被禁止在本地报章登广告，来自境外有关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都须删改。政府又对中国共产党的香港支部百般骚扰刁难，令本地人打消加入共产党的念头（不过香港却是胡志明在1930年成立越南共产党的地方——九龙华仁书院）。

殖民地政府也试图利用教育遏抑激进民族主义在香港发展。省港大罢工期间，罗旭龢建议在学校加强教育儒家思想，藉以化解席卷全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影响。

大罢工没有改变香港华人的政治地位，但它令政府警觉到不能轻忽对待华人子民。政府了解到不再能漠视工人，并须与华人领袖更密切地合作。

最后，这场大罢工显示，中国民族主义在香港所引发的巨大危机，足以左右英国的对华政策。

这场罢工对香港经济损害之大，令英国外交部认为须向中国让步，而它在1927年至1928年就把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归还中国，1930年又归还威海卫。

外交部相信与国民党合作是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好方法。但这令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港府担心其他人会为改善英国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地位而牺牲香港。

各自的世界，各自的生活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英国官员曾经几次建议交还香港，以表示英国的善意，他们认为英国已不再需要一个殖民地来保持在华的商业利益。

而留在香港的欧籍儿童通常会入读专为欧籍学生而设的学校。欧亚混血儿一般入读拔萃男书院或拔萃女书院，而华人则入读皇仁书院或英皇书院这类官立学校。

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到访香港的政治学家説：“虽然英国人和华人有各自的俱乐部，并且整体上种族之间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烦不断的种族摩擦，却不见于香港。许多个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很友好，并且也许有人会大胆猜测，华人十分满足于自己种族所组成的社会，对于自己被排除了欧籍人圈子之外不以为忤。他们的优越感很强，完全没有许多印度人那种神经过敏和自卑感，这些感觉令印度人对于被排除于西方人社会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到了1920年代，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开始趋于积极，这是一个受到英国、中国和香港的发展影响的渐进过程。现在托管统治的概念已取代殖民主义成为治理的准则，而在英国，主要由于工党得势、工会盛行和社会主义者崛起，英国出现新的社会立法，令建设福利国家成为广得人心的概念，取代十九世纪的自由放任个人主义。

尽管如此，殖民地政府仍然尽量不花太多钱在社会福利之上，担心如果香港的情况太好，会吸引更多中国移民涌入。历史学家科大卫 (David Faure) 写道：“英国就算在国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对香港制定什么社会政策。”

1935年，政府承认香港的“生存竞争”是“非常严酷”，并说它不久会提供某种资助房屋。

第五章 战争与革命

几乎在一夜之间，香港对于中国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这个殖民地成为逃避日本侵略的难民的庇护所（单单在1938年就有约五十万人），也是输入中国抗战所需军火的主要来源。

日占时期

到了1942年末，国民党恢复地下活动，而名为东江纵队的共产党游击队则活跃于新界和香港市区。尽管英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互相猜疑又各怀异心，但彼此联手抵抗日军，消解了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种族隔膜，并创造“战前难以想像的同志情谊”。

时规划和抢占香港

虽然蒋介石向英国人保证他受降后不会收回香港，但英国还是派海军少将夏慤（Cecil Harcourt）率领舰队，从悉尼兼程抢先进驻香港。蒋介石建议授权英国官员在香港受降，条件是英国须待蒋介石正式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人投降后，英国才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英国人同意，夏慤在9月16日代表英国和中国，在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仪式中接受日军投降。

重建香港

罗斯福在1945年4月去世，继任总统的杜鲁门（Harry Truman）不像他的前任那么执著于协助中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而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大力支持大英帝国在东亚继续存在。英国人知道，蒋介石的部队如要夺取香港，他们无力阻止，而无论美国现在对殖民主义持什么新态度，都不会协助英国抵抗中国以武力夺回香港的行动。他们也了解到这样的安排可以博取香港华人的好感，有些华人对中国的新地位感到很自豪，认为现在是赶走英国人的良机。

香港经济也大大得益于中国的国共内战。虽然香港工业在战前已经相当发达，但南来避祸的中国工业家为香港工业带来新活力。殖民地政府后来估计，得到来自上海的资金和营商经验注入，令这个殖民地享有领先东亚其他地方十至十五年的优势。

战后变化和杨慕琦计划

1958年接替葛量洪出任港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也认为，推动任何政治改革都会挑衅中国。虽然历史学家曾锐生发现，已解密的1950和1960年代英国档案，没有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曾警告港府不要进行政治改革，但英国官员在为香港不推行民主找理由时，经常就以中国不会容忍任何民主改革为托词。

随着中国难民在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而大量涌入，本地要求改革的声音渐渐消失。因此，英国人可以更加确信无需推行重大变革也能保住香港。到最后，二次大战对香港最大的影响，可能并非在社会或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一方面，英国人在战前在香港经济所享有的支配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有些英国领袖从前曾怀疑香港的经济价值，但经过这场战争后，对版图日益缩小的大英帝国来说，香港就显得更加重要。

香港与1949年中国革命

中国政府也了解到，可以利用香港在东亚政策方面离间英美两国。韩战爆发后不久，中国总理周恩来下令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遵从中共命令，不要干扰香港，又提醒他，香港对于打破美国和联合国禁运很有用，还可以令英美两国在对华政策方面产生分歧。在1951年，政治局成员彭真指出，现在收回香港有困难，也会在国际关系方面为中国带来问题。彭真说，最好还是维持香港现状，利用这个殖民地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在没有充分准备前去处理香港问题是不明智的。”

新香港

应对世界新秩序

1953年1月，该委员会建议着重中国文化，以抵消内地和台湾强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并非想要复归某种文化传统主义，反之，历史学家陆鸿基说，它是“在共产主义威胁下，中国文化和英国殖民管治共存之道”。因此，1949年后的“香港一代一代的华人学子成长起来，通过中国文化科目认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但这种身份却与当代中国或香港本土无关。那是一种抽象的中国人身份，属于移居海外华人的一种爱国情操。由于这种情操与中国这个有形实体的善恶美丑毫无关系，他们因而可能更无所保留地坚持”。

虽然这种课程一方面有助培养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感和认同感，但另一方面也令香港人产生一种认为自己处于中国和西方边陲的感觉。

1967年暴动

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这场动乱赋予了港府新的声望和合法性。六七暴动似乎证明了香港的生活比大陆好，也显示任何形式的反英运动对香港人都没有好处。当时是香港大学学生的科大卫写道：“六七暴动是首次公开反抗现政府的行动，但对许多人来说，示威、炸弹和不时发生的暴动，证明报上所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暴行是事实。”

被迫在中国和香港之间做选择的香港人，大多认同殖民地政权是他们的政府。同时，他们愈来愈视自己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既区别于殖民地政府，又不同于在中国大陆的同胞。

尽管许多这些改革要待到1970年代初麦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后才实行，但是，“1967年是关键的转捩点，令殖民地政权从此醒觉到须要更关心和照顾社会低下阶层，并改弦更张，锐意承担更合乎良知和回应大众需要的社会政策”。此后香港一直太平无事，没有发生严重骚动，直至1984年1月初九龙旺角爆发短暂的的士司机暴动。

不过，戴麟趾的政制改革计划却因六七暴动而被束之高阁。在1964年戴麟趾来港履新那年，他也有意进行政治改革。他在英国谈到要扩大香港的代议政制，其后又成立委员会研究是否可能以选举方式产生立法局。但英国政府在1967年宣布，由于香港的地理和政治情况特殊，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局势动荡，以及文革时期中英关系紧张，不宜成立民选议会。

建立福利社会

1975年越南共产党得胜统一全国后，约七万名越南船民为避难逃到香港。1982年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投奔怒海》，把越南船民的悲惨遭遇刻划得淋漓尽致，引起香港人的一些同情，但他们的出现也挑起恨意和敌意，特别是本地的社会服务和房屋设施原已不足，现在因这些难民来到而更捉襟见肘。

港府为遏止更多难民来港，在1982年7月实施禁闭营政策，把大量越南难民关闭在由惩教署管理的禁闭营内。尽管政府竭力安排其他收容国收留这些难民，又劝他们自愿返回越南，但禁闭营一直存在至1992年。

第七章 成为香港人

港督葛量洪在1962年写道，过去“大部分华人”对香港没有归属感，但“自从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情况有所改变。现在很少香港华人打算返回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而逐渐成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

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自由，对照于内地的压迫和混乱，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华人开始视香港为家。

香港前途谈判

1979年中国政府邀请麦理浩官式访问北京，是首次有在任港督官式访问中国。麦理浩视之为讨论新界租约届满问题的机会。他与中国新领导人邓小平见面时，提议立法局在不提出拥有这块土地主权的情况下，可以单方面不理1997年的期限。

尽管建议被邓小平拒绝，但麦理浩回到香港后感到如释重负和乐观。他字斟句酌地向香港公众解释，虽然邓小平主张中国最终会解决香港问题，但他也告诉这位港督可以叫香港投资者“放心”。麦理浩没有向香港市民透露邓小平拒绝他搁置1997年限期的建议。

《基本法》

港府和英国政府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不推行民主改革，反说香港人不想实行民主。香港人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对三个政府都十分反感。

九龙城寨的终结

历史学家夏德士指出，在城寨原址重建中国古典园林，是蓄意要强调香港原来的中国特质，而非英国人来到以后香港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所具有的中西混合特性。

该座园林公园是按清朝初年的风格建造，那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盛世”，文化、经济发展和版图扩展都达到颠峰，此时的中国“几乎不受欧洲殖民主义骚扰”，清帝国对广州和香港地区的控制能力也达到最顶点。《联合声明》令失落已久的香港与中国其他地方重新统一，这种“纯中国式”园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把香港殖民时代前的过去跟它殖民时代后的现代与未来统一起来。

第八章 九七倒数

最后的帝国主义者：彭定康的改革

北京为声讨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了一百五十年后才忽然实行民主，并违反《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使用了一些自文革以后已不曾见过的反帝国主义语言，包括针对彭定康提出各种各样露骨粗俗的谩骂，如“骗子”、“毒蛇”、“娼妓”、“两头蛇”、“千古罪人”，以及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

倒数结束

艺术史家巫鸿在1997年春天写道，这个倒数计时牌既是“政治宣示”，也是北京向香港摆出的威吓姿态。该时牌是“政治计时器”，警告香港人不要试图以民主为藉口颠覆中国的共产主义，并“截然划分出”香港“两个非此即彼的身份”，即“外国殖民地”或者“社会主义祖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排除第三种选择——属于香港自己的另一种身份。

九七以后：后殖民时代的香港

殖民统治及其遗留的影响

在九七倒数的时候，西方传媒把香港形容为民主、自由表达和繁荣的堡垒，常常忽略香港长期以来是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殖民地。

但是，若要评价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的影响，必须考虑整个殖民地时期，而不能仅仅着眼于英国到了最后关头才推行政治改革的英治时代最后十年。

港府在开埠之初制定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法例，又颁布各种紧急状态和歧视性的条例，并常常审查华文报章。例如，1951年颁布的《出版物管制综合条例》规定，出版任何煽惑人煽动叛乱的物品都是罪行，这条例直至1987年才废除。

记者刘志权指出，香港“据说享有的高度新闻自由”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闻界在评论中国政治方面获得很大自由，但若想评论英国统治的合法性则不然”。

殖民时代香港公务员一般都很有效率，并保持政治中立，但是，直至英治时代的最后岁月，政府高级职位一直是欧籍人的禁脔，理由是华人不具资格或不可信。

香港常被形容为资本家的天堂，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这种经济在历史上是依赖于偏袒英资大企业的政治庇荫和歧视式垄断。如怡和洋行、滙丰银行、太古集团等大型英资企业的董事，全都固定在行政立法两局拥有席位。电话业务直至近期一直由大东电报局这家英资企业垄断。

二次大战过后，殖民地政府长期不愿鼓励工业化，因为这抵触官方着重贸易和商业的殖民地政策。

香港的自由放任制度常受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赞扬，不过，殖民地政府坚持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它得以推卸逃避许多应负的责任。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直至1971年才推行，三年中学免费义务教育更要待到1978年才实施。

在高等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的成绩也乏善足陈。在1980年代中期（即英治时代的最后十年）之前，能入读可颁授学位院校的高中毕业生，不足全体人数的百分之五（这数字到1997年上升至百分之十八，那时可颁授学位院校的数目增加了三倍）。此外，即使到了1990年代超过百分之四十的香港人拥有自己的住宅，但至少还有三十万人住在木屋区。

殖民地政府常常以预算理由来为它的低社会福利开支辩解，但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岁月裡，政府面对预算赤字的次数其实寥寥可数。

由于殖民地政府迟至1990年代才推行民主，就给予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抗拒政治改革的口实。因此，香港特区的问题不能只归咎于北京。陈明銶说：“同样应受责备的，还有基础不足、不健康的政治文化、不完善的法律—政治架构，以及不良的官僚作风，而这些都是沿袭自英国人的问题。此外，香港人由于在殖民地时代所受的剥夺，导致现在没有能力坚定地捍卫他们珍视的自由、民主和高度自治。”

殖民地官员常把香港政治文化发展迟缓归咎于华人、他们的传统文化及难民心态。历史学家科大卫甚不以为然：“香港和东亚其他地方的政治或经济发展，并非由儒家思想主宰，正如欧美政治经济发展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基督教思想。”

科大卫认为，“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没有扩大选举权，剥夺了香港人参与政治的有效途径。”香港人了解到他们在香港行政架构中没有施展空间，改为在少数他们有用武之地的舞台发挥实力，例如商业和专业领域，因而给人“香港人不关心政治的印象”。

有一种说法把华人政治冷感作为理直气壮地不推行政治改革的原因。顾汝德指斥这种标准托辞是“怪罪受害者”：“在英国统治最后十年前，香港立法机关一直没有直选议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满，又不信任本地华人。”顾汝德认为，英国人“对于让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缺乏信心”，因此香港的政治制度一直是落后于时代。在殖民统治的最后十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安排跟十九世纪时基本上无甚分别。

大事记

古代

公元前111年 南越王国被汉武帝所灭。汉人陆续迁移至香港地区。
1200年代至1300年代 元朝时迁居香港的人愈来愈多。香港与中国其他地方联系更加紧密。
1600年代至十九世纪初 海盗张保仔利用香港岛为根据地。

近代

1834年 律劳卑勳爵力促英国占领香港岛。东印度公司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权利终止。
1839年3月 林则徐大力禁鸦片。
1839年11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1月26日 英国根据《穿鼻草约》声称拥有香港岛主权。
1841年2月2日 义律宣布香港成为自由港，并允许居民保留一切宗教和习俗。
1842年2月 英国商务总监署由澳门迁到香港。
1842年8月29日 《南京条约》签订，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
1843年6月 中英两国就《南京条约》换约，香港宣布成为英国殖民地。
1844年7月 殖民地库政司罗拔·蒙哥马利·马丁促请英国政府放弃香港。
1847年 文武庙落成。
1849年 美国加州发现金矿，首批华工从香港乘船前往当地。
1850年代 中英关系受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问题困扰，英国人希望获得更多在华通商和外交权益。
1851年至1864年 太平天国起事，中国人移民海外人数上升。
1856年10月 “亚罗号”事件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五千华人听从两广总督叶名琛之命离开香港。
1857年初 裕盛办馆毒麵包案发生。
1857年12月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大量华人离开香港，抗议英法联军占领广州。
1858年1月至1861年10月 《天津条约》签订，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仍未结束。二万名华人离开香港。
1858年6月 《北京条约》签订，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赋予英国在中国更多通商和外交权利。
1858年7月 英国根据《北京条约》占领九龙。
1860年10月18日 中央书院创办。
1861年1月 汇丰银行成立。
1862年 团防局成立。
1864年 《传染病条例》通过。
1866年 东华医院筹建委员会成立。
1867年 蓄婢风俗引发争议。
1869年 保良局正式成立。
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 船坞工人抗议法国侵略中国。
1882年8月 伍才成为首名华人立法局议员。
1884年9月 招收华人的香港西医书院创立。
1887年 山顶缆车通车。
1888年 《妇女及女童保护条例》取代《传染病条例》。
1889年 香港爆发鼠疫。
1894年 中华会馆成立。
1896年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1898年6月 中国改革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香港。
1898年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英国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1899年 新界居民反对英国接管而爆发武装衝突。 英军进攻新界乡村，镇压民变。
1904年 香港人口突破30万。
1906年 香港大地震。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香港成为革命党活动基地之一。

民国

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香港华人社会反应热烈。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东贸易受影响。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地位上升。
1918年 战争结束，世界贸易重新开放。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香港学生响应，声援北京学生。
1920年代初 香港出现新兴工人阶级。
1922年 香港海员大罢工。罢工持续八週，严重影响港口运作。
1925年至1926年 省港大罢工，历时一年多，参加者超过二十万。罢工由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发起，影响深远。
1929年至1933年 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香港。出口减少，失业增加。
1930年代中期 香港依靠低税制与自由港政策逐步恢复经济。
1937年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香港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物资中转站。大量难民涌入，人口急剧上升。
1938年 港府采取“中立政策”，同时暗中容忍华人社会的抗日活动。
1941年12月8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发动攻港战役。
1941年12月25日 港英当局宣告投降，香港沦陷。
1942年至1945年 日本占领香港，时期长达三年八个月。港币被废止，实施军票制度。
大量香港居民逃亡内地，社会陷入困境。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香港重归英国管治。
1946年 战后重建开始，经济逐渐恢复。

共和国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成为中国南部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1950年代初 大批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急增，廉租屋与临时木屋区开始出现。
1953年 石硖尾大火，五万多人无家可归。港府开始推行公共房屋政策，兴建徙置区。
1954年 启德机场重建，香港航空交通进入现代化阶段。
1955年 香港电台开始定期播放节目。
1956年 发生双十暴动。
1957年 香港开展九龙新市镇规划。
1959年 荃湾工业区发展计划展开。
1960年代 制造业崛起，香港成为“亚洲的工厂”。成衣、塑胶、玩具等轻工业出口迅速增长。
1962年 中国内地自然灾害后，再次出现大量难民涌港。
1965年 香港银行危机，滙丰银行出面稳定金融秩序。
1966年 因加价引发“天星小轮暴动”。
1967年 受文革影响，香港爆发左派暴动。港府实施宵禁，局势逐渐恢复。
1968年 港府设立城市规划委员会，推动卫星城市发展。
1969年 地铁建设计划开始研究。
1970年代 香港经济持续增长，中产阶级形成。政府大力推动公共房屋、教育与交通建设。
1972年 首个新市镇──荃湾新市镇开发。
1974年 廉政公署（ICAC）成立，打击贪污。
1975年 首条跨海隧道──红磡海底隧道启用。
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香港成为连结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1980年代 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金融、贸易、服务业迅速发展。
1982年 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会谈。
1984年12月19日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确定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
1985年 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
1989年 中国大陆发生政治事件，香港出现大规模游行与支援行动。
1990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
1991年 首届立法局直选举行。
1992年 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
1994年 通过选举改革方案。
1995年 最后一届殖民地立法局选举举行。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997年7月1日 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董建华出任首任行政长官。
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股市及楼市大幅下跌。香港政府入市干预，成功稳定金融市场。赤鱲角新香港国际机场启用，启德机场结束历史任务。
1999年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数码港计划，推动资讯科技产业。 终审法院作出“居港权”判决，引发内地与香港法律关系争议。
2000年 香港进入网际网路时代，电子商务与资讯产业迅速发展。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香港角色进一步转型为服务与金融中心。
2003年 爆发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香港社会及经济受到严重打击。香港政府提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草案，引发五十万人大游行，最终撤回。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2004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制发展作出决定，限制2007、2008年双普选。
2005年 董建华辞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接任。
2006年 启德发展计划启动。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成立，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2007年 香港回归十周年，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港铁与九广铁路公司合并，成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MTR Corporation Limited）。
2008年 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在香港举行。环球金融危机波及香港，经济增长放缓。
2009年 香港推行最低工资研究及立法准备工作。启德邮轮码头动工。
2010年 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选举制度略有扩展。
2011年 “反高铁运动”及“保卫天星码头”事件引发对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社会讨论。
2012年 曾荫权完成任期，梁振英当选并就任第三任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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