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死亡回到生命里》

• 让死亡回到生命里，雪竹，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读完：2026-01，评分：6/10

简评

前些年关注的议题，这本书让我再次把对死亡学的关注提上日程。

短评

据统计，2021年我国器官捐献中源于脑死亡患者的占比为62.3%，心脏死亡25.4%，心脑双死亡占12.3%。脑死亡患者是比心死亡患者更“优秀”的供体，因为前者器官情况更好，后者起码心脏就不能用了。

在现代社会，死亡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洛夫兰认为，六个因素共同改变了死亡：高水平的医学技术，对疾病的及早发现，对死亡的复杂定义，慢性病成为主要死因，致死意外事件发生频率低，以及社会对延长生命的执着。

心理学家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中提到两种孤独，一种是日常生活中的孤独，一种是存在的孤独。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来自人际关系，存在的孤独，来自“每个人与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道德鸿沟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被扔到这个世界上独自存在、独自离开，另一方面来自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只有自己才完全理解的世界里。

医学人文学领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凯博文在《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兹海默病妻子的十年》中提到，带着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四处求医、四处碰壁，令他挫败无比。凯博文发现，他倡导了几十年的医学人文学对现状，没有任何改变，一群又一群专家，看不到他和妻子的恐慌，看不到他们也是人的事实，把他们看作“一组在无定论的检查数据，而不是需要支持和安慰的弱势者”。医务人员在临床上所表现出的智慧干练与在情感想象力上所表现出的匮乏，是一种“道德上的失眠症”。“这世上的苦难似乎有千种万种，而医学却对此不闻不顾”。

1958年出版的《死亡的意义》被认为是死亡学的奠基之作，这是一本论文集，汇编了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医生等关于死亡的思考。第一篇论文是心理学家荣格的《灵魂与死亡》。

在1974年出版的《面对死亡的人》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分析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死亡观念的变化，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在现代社会，当事人失去了对死亡的控权。

阿里耶斯认为存在两种死亡。一种是驯服的死亡。人们在家中安然去世，个人处在舞台的中央，临终前有亲人陪伴，有机会和从小就认识的密友郑重告别，死后社区的亲朋好友前来奔丧，在悼念仪式上表达哀思。死亡对那时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另一种是野蛮的死亡。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医院去世，被陌生人环绕，采取和抢救措施由医生和家属代为决定，死亡孤独而痛苦。

1970年加拿大医生巴尔福·芒特读到罗斯的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罗斯提到临终患者在医院遭受到的粗暴对待令芒特深受触动。

我问她“幸福”具体指的是什么？很少有人这么形容死亡。她给我念了一段她写的文字：“不能吃的时候就不吃，不能喝的时候就不喝，疼就止疼，喘就平喘。有家人的陪伴，有爱的萦绕，奔赴另一个世界时，前方有光，背后有人惦念。”

1992年哲学家查理斯·科尔受安宁缓和医疗实践的启发，对当时在死亡学界处于统治地位的罗斯“五阶段理论”提出挑战。他认为，罗斯的模型太过泛化，不是每个人都会按顺序经历五阶段，个人处于相同阶段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要以患者的个人需求为落脚点来看待临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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