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
短评
左翼人类学家斯科特的早期著作，结论清晰，论证扎实。因比较冗长，论证的部分跳着看了，有点违背历史哲学家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的理论——历史叙述的不可拆卸，仅看结论无助于对整体的理解（大部分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吧）。
本书以马来西亚北部吉打州一个村庄的水稻种植为背景，聚焦在机械化大生产过程中阶级力量变化和日常角力。现代牛马处境与几十年前的东南亚农民对比，居然也有可参照的相似。
👉比较有印象的点：
- 技术变革带来集中化与贫富差距。
- 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塑造。
- 未大规模公开抵抗的原因之一是穷人被转移出了生产过程（现在的AI时代不是也一样）。
- 反抗虽然不一定涉及目的、意义与结果，但几乎没有一种现代革命能在排除此类行动影响的情况下得以解释。——所谓星火燎原，感觉对斯科特的思想更了解了。
笔记
前言
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
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每一种矛盾都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
拉扎克
如果我们因为他们偷窃而不给他们救济，他们也许会一直偷窃下去。”这是我听到的最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对穷人进行社会控制而对其进行慈善施舍的重要性的言论。
哈吉·“布鲁姆”
Ceti是指南印度声名狼藉的切蒂亚尔放债者阶层，从1900年到二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他们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资本。由于这一种姓专门从事《古兰经》禁止的职业，他们成了高利贷剥削和债务奴役的持久象征。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富人只要一提到拉扎克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心、不诚实、违背了应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穷人形象。
而穷人们只要一提到哈吉·布鲁姆的名字，就会联想到一个贪婪的、吝啬的、同样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富人形象。
这些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不仅在于说服，还在于控制；更确切地说，其目的在于通过说服进行控制。就其成功地形塑了人们的行为来说，它们也实现了一种阶级目的。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个不特别重要的村庄来考察少数历史上的失败者的抗争呢？这毫无疑问是有缘由的。用巴灵顿·摩尔的话来说，塞达卡的穷人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将被前进的滚滚大潮辗过的阶级”的成员。而且，国家强大的军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长都使他们举步维艰。
第二章 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戮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事实上，就其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见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不仅促使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的环境相当稀少，而且当他们真的起义时，也几乎总是被轻易地镇压。固然，即使是失败的反抗也会取得成果：国家或地主少许的让步，在新的令人痛苦的生产关系中获得的暂时喘息的机会，
而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不全是对农民的福音。无论哪种革命的成功，几乎总是造就出更为强迫性的霸权的国家政体——靠农民而养肥自己，与此前并无不同。很多时候，农民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上，他们帮助统治集团获得了权力，但统治者推行的工业化、税收制度和集体化却与他们所想象的为之抗争的目标大相径庭。
我所能想到的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
这些布莱希特式的阶级斗争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
政府官员也极少愿意公开这些反抗，这样做无异于承认他们的政策不受欢迎，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暴露了他们在农村权力的软弱无力，所有这些都不符合至高无上的国家的利益。这些反抗行动本身的特点及其对手为保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造成了一种共谋的沉默，从而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全然抹去。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假设唯一看得到的行为是表面的顺从，对这样一种状态至少有两种相互分歧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由于霸权性的宗教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剥削群体实际上把这种状态作为常规、甚至是社会秩序的合理部分接受下来。这一被动性的解释假设了一种对社会秩序宿命论的接受甚至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共谋（complicity）——对此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之为“神秘化”或“虚假意识”。
这一解释典型地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精英不仅支配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产方式——而这一象征性霸权使他们可以控制其统治被评价的标准
对沉默的另一种解释是用农村中的力量关系而非农民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释。按照这一观点，农村的平静就可能是镇压（记忆的和/或预期的）的平静而不是同意或共谋的沉默
考虑农民由他们的经验所形成的文化——他们“幕后的”评论和交谈、他们的谚语、民歌、历史、传说、笑话、语言、仪式和宗教——才有可能决定农民实际上在何等程度上和以何种方式接受了精英所宣传的社会秩序观。
如果强盗和窃贼转变为民间英雄，那我们可以推断对精英规则的违背博得了间接的赞许。如果公开的顺从私下里受到嘲笑，那可以说明农民很难被一种实际上由人为规定的社会秩序所奴役。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一种生产方式除非经由人类经验和阐释的中介，否则它如何能影响到阶级关系的本质？只有把握了此类丰富的经验，我们才能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如何影响了构成它、维持它或取代它的事物进行有意义的分析。
在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忽略人类行动者的经验无异于使理论吞食自己的尾巴。
阶级的经验性概念是植根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历史中的，这一点很难否认。经验的这种根深蒂固性给了它力量和意义。当广泛的共同经验存在时，体现阶级关系的象征就能够具有超凡的唤起力量
基于上述所有原因，研究塞达卡的阶级关系，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都需要与研究行为一样多地研究意义和经验。
引述一个快速眨动眼皮的著名例子即可说明问题，这是由吉尔伯特·赖尔所用并由克利福德·格尔茨详细说明的案例。那究竟是抽动还是使眼色？仅仅看到物理运动得不出什么线索。如果是使眼色，它又是哪一种眼色？是密谋、嘲弄还是引诱？只有一种文化知识，即行动者、观察者及其同伙共同的理解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须考虑到可能的误解。
观点会有分歧，只有明了佃农的经验和他们赋予事件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答案。
除非我们能够从只有行动者才能提供的意义中建构它，否则它们的意义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开放的、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拥有相对合理的人地比率，拥有一个虽不是完全民主、但至少能容忍政治反对派的政治体系。
村穷人中的两个主要群体——耕种稻田的小农和橡胶农——的实际收入还不及他们1960年的实际收入水平。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农村穷人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少。
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政治竞争迫使政府重视水稻生产的需要，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因素。宽泛地说，独立后的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是一个完全由马来西亚人组成的政党，而且其地位的维持主要依靠马来西亚人的选票支持。其中，许多选票来自水稻种植者，而他们又多是马来人
这场“绿色革命”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拥有稀缺资源——土地和资本——的大农户。最贫穷的农民家庭只是略有收益，而且目前收入的分配状况比以前更加不平等。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穆达地区历史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国家通常不是剥削农民的一个有效的机器。实际上，这也是马来西亚历史的一个特征。正如古利克在他对前殖民主义时代国家历史研究所总结的那样，“逃离”（迁徙）是农民对抗压迫最经常的一种选择。
直到本世纪末，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华裔人口的增加，为政府提供了另一种税收来源，从而使得政府没有太大的必要来压榨马来农民。事实上，此时吉打州的税收主要通过企业家来征收：政府通过拍卖的方式把收税的权力转让给他们，这些人由于具有专营权和特许种植权，因而他们竭力通过征收比租金更高的税收来获取利润。这样一来，种植鸦片和从事投机活动的农场很容易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这种税收是水稻生产和农产品出口税的3倍以上。
甚至到今天，马来西亚整个国家的税收仍然倚重于进出口税收、政府特许产品生产税、借贷收入和商业税收，而非直接来源于稻米生产者的农业税。毫不夸张地说，现代马来西亚政府仅仅在食物供给和政治稳定方面依靠稻米种植者，但政府并不指望着他们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
土地所有权
伴随着双耕的推广，稻田价格上涨了大约5倍，远远超过了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和水稻收入的增长，这也意味着将来可能发生社会流动（农民外出）。
土地使用
除了子孙从父辈那里租种土地之外，穆达地区大多数的租佃现在已经变成完全食利性的租赁，在此，所有耕种土地的风险都由耕种者承担，因为他们在这一季的耕种之前已经预付了固定的租金。
从剥削到边缘化
而且所有的迹象表明，这种阶级之间的联系纽带正逐步趋于消亡。如果说以前贫苦的村民是通过相互依赖和剥削的纽带同富裕的雇佣者联系在一起，那么，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推开了，被边缘化了。如果他们不再被剥削，如果说他们现在拥有了所谓的“自由”，那么，这也只是失业者或多余者的自由。
富与穷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首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穷人逐渐不再把“拾穗”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策略。
现在联合收割机已经减少了拾穗，除了在少数由人工收割的田地，收割后已经很少见到拾穗人了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在塞达卡这个小小世界中，与双耕有关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分水岭。这些转变之所以对于阶级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仅仅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沿着阶级界线划分了胜利者和失败者。作为一整套的历史经验，这些转变为穷人和富人之间无声的斗争提供了基础与场景。
剥削的词汇表
当谈到表达剥削的概念时，几乎不存在任何语言上的匮乏。然而，最为持久地受欢迎的动词——日常对话中最经常听到和含义最丰富的动词——是“吃”（makan）。领工钱是“吃工钱”，收取利息是“吃利息”，受贿是“吃贿赂”，背叛朋友是“吃朋友”，压榨某人是“吃他们的骨头”，剥削别人是“吃他们的血汗”。最平常的表达很简单，“他想吃了我们”。这里，农民对食物的历史性关注以及对类似于人吃人现象的控诉结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富于启发性的隐喻
作为反抗的争论
在左翼学者通常专注于工人和农民的低工资、失业、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营养不良等经济剥夺时，仪式尊严和人格尊重等更为日常的事物却往往被忽视。可是，对受害者自身而言，这些主题看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塞达卡贫穷和富裕的农民并不只是在争辩；他们之间同样有战斗。在这种境况下，此类战斗并非激战，更多的是低级的、打了就跑的游击队行动。
本章要描述并分析的“战斗”类型将是典型的“田园式”反抗，它表现了大多数农民阶级和其他从属阶级在其大部分不幸的历史中的特点。然而，更为特殊的是，我们这里涉及的是平淡无奇但是普遍存在的反对国家扶植的乡村资本主义发展结果的斗争：获得生产资料的途径的丧失（无产阶级化），工作（边缘化）和收入的丧失，以及双耕前穷人尚拥有的微乎其微的地位和权利的丧失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吉打州农业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一个用于有效缓和阶级冲突的特征——是它将穷人转移出生产过程而不是直接剥削他们这个事实。
假使绿色革命的收益更多地依赖于压榨佃农，而不是解雇他们，或者从收入较少的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劳动，那么其导致的阶级斗争一定会更激烈。实际上，双耕的利润与其说依赖于剥削穷人，不如说是忽视或取代他们。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苏库尔描绘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在我到那里之前的两个季，在距塞达卡南部几公里的托凯村附近有一台联合收割机起火了。他说，有几个穷人围住马来守夜人问他机器究竟是谁的。当后者回答说机器属于一个中国企业所有时，他们命令他爬下来，然后给发动机和驾驶室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了大火。
自助以及/或者强制
塞达卡的反抗事实上并没有人们在乡村冲突的典型历史上所期望的发现。这里没有暴动，没有示威，没有纵火，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抢劫，没有公开的暴力。我所发现的反抗同任何更大的外部政治运动、意识形态或者革命骨干都没有关系，尽管这一地区每个村子事实上同样的斗争一直都在发生。这里发现的行动种类几乎不需要协同，更不必说政治组织，尽管它们可能从中获益。简而言之，它们都是村庄范围内完全本土的斗争形式。倘若我们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一术语，这些行动或许可以被适当地称做原始的反抗。
何谓反抗？
让我们从“自我放纵的”、个人化的和非组织化行动的问题开始。嵌于基诺维斯的逻辑特别是马林逻辑的假定是，此类行动从根本上缺乏革命性成果。或许通常都是如此，但当此类行动大规模发生时，几乎没有一种现代革命能在不精确参照此类行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得以解释，这一点也同样是事实。
因而有关现存的反抗概念的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涉及目的、意义与结果的问题。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此处使用的霸权概念当然是来自杰出的意大利斗士、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自从他的狱中札记变得广为人知以后，大批有影响力的修正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其中包括阿尔都塞、米里班、普兰查斯、哈贝马斯以及马尔库塞）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过这一概念。这一分析传统可溯源至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著名篇章。
霸权只不过是葛兰西赋予意识形态支配过程的一个名称。其背后的核心概念是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从观念层面上看，其对物质生产力的控制与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部门”——文化、宗教、教育和媒体——的控制相同，使之可以传播那些可以强化其位置的价值观。简而言之，葛兰西所做的就是解释虚假意识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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