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中产过》

#社会学 #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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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论点简单明了，打开曾经被鼓吹的中产阶级的真相。一方面是通过全球化的转移剥削来加强中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是资产金融化让中产曾经信赖的因素变得不堪一击。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社会的权力体系中飘摇，放到个体上却充满变数，更何况是传给后代。

基本没有新鲜的内容，但却很乐于重读，时下更是如此。

笔记

第1章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和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强调的“中产”相比，​“阶级”一词却被弱化了。事实上，​“阶级”被消音的程度之深，已使一些理论家注意到，说起“中产阶级”几乎就像是在说“没有阶级”​。他们指出，中产阶级性既未唤起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只需将其与种族、宗教、民族/国家、性别或性取向做个对比）​，亦未唤起对于同一族类在情感上的忠诚——即便人们承认这一群体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不同于奴隶与主人、农奴与地主或是更典型的工人与资本家这些对立范畴，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立阶级。相反，中产阶级用一幅彼此分离的众多个体所构成的图景，取代了具有凝聚力与边界性的群体概念。在这幅图景中，每个个体都完整具备着个人的历史、欲望与命运，仿佛任何一种固定的定义都不可能把握住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将如何生活。

不同于另类或早期社会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通常不是按照民主过程或专制法令所确定的部分或所有人的需求，去创造商品和服务；相反，资本主义假定每个人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自会决定每桩事业的成败。

这里的关键在于，种种负面后果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生产者未能精确预判需求。实际上，他们恰恰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造成了持续性的生产过剩。为了避免被挤出市场，生产者需要比竞争对手生产更多商品，并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这一竞争压力也是驱动企业经营的动力。因此，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或欲望。实际上，他们只是用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依靠的是对成本削减的耐受力，对涨价和更新换代的推动力，以及为产品之间的细微区别赋予个人意义、进而诱发需求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商品过剩——从不同品牌的生活用品、不同风格的娱乐产品到种类繁多的专业服务——争着让我们掏出钱包。我们经常用不上这些东西，更经常买不起太多东西，无论制造商和零售商多么迫切地想要把它们塞进我们手中。

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不受强迫、不通过偷窃，将一件物品自由交换为另一件等值的物品。在自由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剩余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产生：使劳动者贡献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大于他们的收入所体现的价值。马克思将这种方式称为剥削，因为，即使雇主从一开始就无意伤害任何人，即使雇主和雇员同喜同忧，劳动者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报偿。

我们可以获得和享有自己创造出的部分剩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制于必须工作谋生的脆弱性，我们为创造剩余所付出的劳动也承受着剥削。给予我们好处的制度恰恰也是剥削我们的制度，它剥夺了我们赖以独立生存的工具：私有财产。如果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条件是剥削性的，它使我们无法享受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剩余。我们不再靠公有的土地生存，也不再通过公共资源获得基本必需品。要想挣到钱来购买我们需要和欲求的东西，唯一的道路就是投入报酬小于实际价值的工作。

第2章 财产的审慎魅力

研究全世界如何作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系运行的学者们指出，十九世纪英格兰等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之所以能够出现财富、财产的激增，离不开对其他被重新定义为边陲(peripheries)的国家的支配。自殖民时代以来，这些边陲地区就在以不同方式受到剥削：他们为核心国家供应食物和工业生产原材料，提供廉价的劳动力，集中承受全球生产流程的环境代价，并沦为核心国家按其开出的条件输出消费品和贷款的垄断市场。核心国家私有财产的增长正是脱胎于这个过程。世界上的一部分地方出现了众多视自己为中产阶级的人口，而其他地方则只有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有机会获得相似的突出地位，这种状况植根于全球劳动与资本的不平等分工。

但对追求财产所有权的人来说，只有当未来不再需要这么卖力地工作、投资，或是能够帮助子女走上这样一条轻松的道路，牺牲部分消费、付出额外努力才是值得的。人们之所以想要财产，求的是安稳，而不是再投资。他们希望靠财产来收租，从而过上舒适的日子。美满的家庭生活——而非利润的最大化——才是驱动事业心与私有资产积累的普遍原因。

第3章 太人性的

人性的耗竭集中体现在将人的技能、品位与能力统称为资本：它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资源，如何发展、用于何处都不由我们掌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语境中，​“人力资本”这一范畴才有意义。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动态将社会关系、技能、品位与能力都转化为标准化、可度量的单元，使之能与他人掌握的人力资本及其他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资本相比较，进而被后者所替代。布迪厄将这种特征称为相互转换性(inter-convertibility)。他的意思是，只要法律、经济与教育结构将人力与物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等量齐观，两者就可以相互转换。如今，我们用变现(capitalizing)来描述这一现象，比如“技能变现”和“关系变现”​。

第4章 再见，价值观：别了，政治

结论

“投资”是贯穿这些研究脉络的主线，也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命脉所在。如今，鼓吹投资这一理念最积极的莫过于金融部门的代表。他们宣称，我们应当成为精明的理财者，不要让钱烂在银行账户里，任由通货膨胀侵蚀，而是把它用于投资全球金融，富贵险中求，并通过多样化投资驾驭市场的波动。投资也作为一种隐喻渗透在日常语言之中，用于表述多种多样的关系和选择。它之所以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是因其强大的涵盖能力。这种涵盖能力既是社会意义上的——全世界的人们都被鼓励着以投资者的身份运筹帷幄，也是实践意义上的——我们将教育、技能养成和社交等非金融活动都想象为投资。

当我们过度投资，并且支持向我们索取投资的结构和制度时，我们本质上是在对压力和激励做出回应。而当我们在此过程中标榜投资驱动的自主意识，我们则是在将这种回应美化为自由选择。​“中产阶级”所暗示的自主性是虚假的。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协调我们的实践与人际关系的结构都是为了实现另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同满足我们的欲望、实现我们的梦想以及驱散我们的恐惧南辕北辙。他们既使我们在趋利避害的竞争中相互对立，也促成我们为保护投资价值而结成临时和工具性的同盟。资本主义所强加的竞争夺去了我们持续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超越这种竞争的运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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