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隆戈人的猎头》

短评

这本书导论值得读三遍！作者描述了自己如何破除传统人类学方法的迷雾，逐步在后续研究中加上历史（同时也有情感）维度的过程。不看学科通史的坏处是入门慢，好处却是偶尔会有盲人突然摸到象的快乐，关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区别还是第一次想到。

结构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比如经典的《忧郁的热带》认为被研究对象是单向度的平面，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视角。当认为研究对象也有历史和情感，也是活生生的群体，这种共情会自然突破种族主义藩篱，人类随后的思想变化也就更好解释了。

本书延续了对菲律宾吕宋岛上的伊隆戈人猎头传统的研究，深化以及部分推翻了之此前的一些错误，第一次将对这一土著族群的探索纳入到历史解释的框架中，包括伊隆戈人的族群的形成、时间的观念、仇杀与结盟、猎头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与殖民者和政府的互动中逐步演变的集体记忆和行为模式。

笔记

历史人类学的演进

功能主义 / 社会事实
↓
结构主义（深层结构）
↓
实践理论（结构 × 行动）
↓
历史人类学（时间 × 权力）
↓
情感人类学（经验 × 行动动因）

总结：
涂尔干：结构约束人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决定意义
布尔迪厄：人通过实践再生产结构
特纳：结构在冲突过程中被动态运作（给功能主义加上过程）
沃尔夫：结构在历史中形成（给功能主义加上时间）
罗萨尔多：情感驱动历史中的行动（给功能主义加上情感）

阶段一：社会结构作为“房子”

核心问题

• 社会是稳定结构
• 个体受规范约束
• 强调秩序与整合

代表人物：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自杀论》

阶段二：结构主义（“隐藏主题”）

核心特征

• 表层行为由深层结构决定
• 强调符号、分类与二元对立

代表人物：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结构人类学》

阶段三：实践理论（关键转折）

核心问题：
人不是“按剧本行动”的木偶

代表人物：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象征之林》

阶段四：历史人类学（时间进入结构）

核心问题：
地方社会（结构） ≠ 孤立文化，而是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代表人物：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

阶段五：情感人类学（本书的位置）

核心突破：
行动不仅由结构决定，也由情感驱动

导论

第一步要谈的就是方法论，既然我要从历史视角审视伊隆戈人，那么我也先以同样的视角来省思自己。
其次，我将指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其原因所在。
第三，我力图阐明，仅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远远不够，还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社会结构的概念，而这样的构想就要求我们与早期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分道扬镳。
最后，我还将指出，历久不变的原始人形象(image of the timeless primitive)并非一项发现，而是人类学研究卓有成效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幻象。

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这种看法（尽管陷入一种僵化的框架）能够通过三种比喻表现出来：剧本、房子和隐藏主题。首先，剧本的比喻表明，社会生活通常不被看作一群个体的组成，而是一个剧团的演员们按照脚本表演角色。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演员和舞台支柱发生改变，社会戏剧也始终保持不变。其次，房子比喻了坚实稳固的持续结构，这种持续的结构如同涂尔干式的社会事实，其中每个演员无论昂首阔步还是举步维艰，在其一生之前、之中或之后，都规约在结构的范围。房子的范围从不改变，演员们仅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他们或是扮演或是分配了一个接一个规范之内的规定角色，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第三，隐藏主题的比喻假定，人们观察到的社会事实能化约为一系列更简单的隐形结构。复杂的社会事实产生于基本的原则，这或许是有关社会结构三种比喻中最流行的一种。所有这三种社会结构的常见版本，尽管存在显著差异，但彼此间的错误是相同的，它们都没有注意到，人类生活既是限定的也是主动建构的。

伊隆戈人只是缺乏标准的制度——裂变性世系、年龄组等级、男性居所、双边组织、母系交表亲规则等等那些民族志通常具备的典型内容。在之后关于努尔人(Nuer)、阿散蒂人(Ashanti)、克钦山地(KachinHills)民族以及其他地方群体的经典民族志专著中，社会结构可以按定义理解为一种各部分之间的稳定秩序，历经岁月相对固定。虽然定义假设了一系列持久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典型分析实际上来自共时性框架；也即是说，他们试图从相对短时的经验观察中推论出社会结构长时段的特征。

我受此鼓舞，打算按社会等级进一步研究伊隆戈的社会结构，将其简单划分为四个步骤：(1)家庭；(2)家户；(3)地方聚落；(4)伯坦。而理解伊隆戈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社会结构中加入时间的维度，我于是从共时性视角转向历时性视角。当我把四个发展步骤综合在一起后，我又想再进一步，先通过个案历史的采集，再来推断个案与个案间实际发生的时间跨度。

我们回顾这些，可以清楚看到，很多经常翻阅人类学著作的读者为了快速阅读，更多考虑更深刻的、历史哲学家路易斯·明克(LouisMink)所谓可拆卸的结论，而对这些个案说明材料一扫而过。

因此，我的研究计划注定超出了社会结构，进而涵盖了伊隆戈行为的独特方式，这种行为由当地文化塑造、由社会机制环绕、由历史过程创造。实际上，这种在历史进程中对偶然性事件、社会发展过程，以及文化模式加以同时关注的视角，就构成了加利(W.B.Gallie)所谓的历史的理解。

我从历史视角看待伊隆戈社会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让我从传统人类学研究中脱离出来，不再把社会结构作为概括的结论，而将其视为分析的起点——因为我认为社会结构在社会发展周期中，既有促进也有限制人们行动的方面。所以，这让我领悟到，只有通过社会发展周期中的文化典型(culturaltypification),才能理解伊隆戈人的行为——而不是反过来从文化典型来建构发展周期。

我在下面的章节中，将大量使用内容叙述，这对习惯并期待读到民族志(而非历史著作)的读者或许是种冒犯。我希望通过叙述技巧，结合某一地方背景，对该地不断变化的复杂历史社会事件展开分析。我和许多历史哲学家一样，认为我所使用的叙述不是一套表面上的说辞，而是一种独特知识创造的体现：历史性理解。

我把历史引入人类学，目的是希望能提出一种方法，能将研究中的结构和过程、文化模式和文化变迁、生命周期和个人传记这些可悲的二分法融合在一起。当然，其中的技巧就是理解结构与事件之间的积极互动。比方说，复合的生命周期，虽然无法说明具体的生活情况，但离开了社会期待、规范以及预期走势这些结构的方面，仅凭个人史也无法解开生命的轨迹。

我认为本书所要展现的，是所谓原始社会永恒不变的假设，反映的绝不是这些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只是人类学方法本身的偏见，为我们揭示他们的历史设下了迷障。我的观点认为，人类学为了更好理解社会整体的结构一功能关系提出了静止分析法，正是这种方法本身制造了“永恒原始”的幻象。大多数人类学研究对所有有关历史的问题（不论关于历史过程，还是历史观念），都未加考虑完全忽略掉了。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学家研究所谓热社会，而人类学家研究所谓冷社会”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因此，我们应对把所谓热社会和冷社会加以对比理解的重要方法，看作是种人为臆造的民族志方法，而不是人类状况的反映。

第一章 伊隆戈人的历史观念

随着菲律宾宣布独立，殖民政策对伊隆戈人的直接影响在1946年7月4日结束。尽管如此，战后的伊隆戈社会，却比之前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四年和平期后(1946—1949)，低地爆发了暴力斗争，斗争的双方是虎克党(Hukbalahap)运动成员与镇压叛乱的战斗营(BattalionCombatTeams)，争斗的间接后果导致伊隆戈猎头再启。伊隆戈人中两个男子，一对父子被警队成员杀害，点燃了他们的怒火，猎头行为在1959—1960年间达到高峰，他们当时持续的狂暴之行登上了马尼拉报纸新闻的头版头条。猎头旋即成了伊隆戈劫掠者和低地被害者之间的核心问题，在低地/高地对立的背景中，猎头行为比以往更明确地成为伊隆戈认同的主要标志。

伊隆戈人的个人史中迁移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变得比以往都更为重要。人们可以轻易地接连列出那些他们曾经“立起茅舍”和“清理林地”的地名。列出他们走过的地名，不论是造访、狩猎、劫掠还是逃避日军的地点，对于他们的文化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伊隆戈人对一系列事件的相对顺序确实极其关注，但是这类对过去的追溯，是对地貌位置细微变动的记忆，而不是靠日期的记录。读者若是没有当地地貌的详细知识和无数地名储备，肯定会推断伊隆戈人的叙事缺乏历史维度。

人们接二连三鱼贯前进的形象体现了伊隆戈人理解的历史变迁，这种形象来自年龄相仿的一组成员（尤其是这些成员如果还住在同一地点）想要彼此前后相随，共同跨过年龄阶段的考验这一社会事实。在个年龄段中，文化上要求每个成员相继达到某个期待的位置。比如说，人们谈到猎头，会使用tabi（通过、抵达、实现）一词，他们说，simabi（他通过了）一词时，意思是某人已经猎过头了。

伊隆戈人毫不隐讳他们对别人的嫉妒，以及对他人之物的觊觎，不论是猎头者悬挂的红色耳环，还是想象出来的结婚之喜。他们说，受到嫉妒驱使，彼此较劲，仿佛参加赛跑，只要参加都有公平斩获锦标的机会。在这种模式引导下，每人都应该放松心态，积极参与，只要公平竞争，所有人最终都能得到他/她应得的一份。

第二章 1923—1956年，布塔格—卢米亚德仇杀往事

伊隆戈人的仇杀通常经过以下四个发展阶段：(1)遭羞辱或冒犯；(2)猎头；(3)结盟；(4)联姻或休战，或仇杀再兴。仇杀的这四个阶段与特纳概括的社会戏剧(Tumer1957:91-92)相比，除了非连续性方面都很类似。实际上，虽然所有的仇杀都不是从遭辱，而是从猎头这样的公共事件算起。但是追溯起猎头的源头，往往能从最初的侮辱或冒犯中找到仇杀的渊薮。同时，结盟只有在猎头之后才会发生，但猎头之后未必会伴生结盟或联姻。而且，如果真的结成联姻，可能紧随猎头之后，其间无需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本身就被看做一种结盟形式。虽然如此，伊隆戈人一般还是认为，大多数人认可的还是那些经历全部四个潜在阶段的仇杀。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社会中，哪里聚集怨恨，勾起仇杀之念，哪里就会出现猎头群体(比如血亲世系或独立团体)的聚集，蠢蠢欲动。伊隆戈社会同样的运行方式，决定了劫掠者通过个人亲属网络与居住网络被招募进来，说明每个成员参与公共活动的原因各有不同。

第三章 1969年，庆祝结盟

伊隆戈人的结盟是一出社会戏剧，实际就是所有伯坦成员聚在一处，面对另一群体时表现为一个社会整体。伯坦内部的团结须经事先巧妙沟通：一些成员拉起彼此间隔阂的樊篱，把家户的大门向他人打开，尽力弥合群体内所有的怨恨，至少在面对对立群体时要握手言和，在他们面前展现统一战线。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卢米亚德如何建立巩固的社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结盟期间的转变。

第四章 1941—1945年，集体记忆的源头

马林诺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提出了流播甚广的个人史方法(1929)，他利用传记方法将生命周期以图示结构展现出来，这是相对于以往那种内容荒诞、单调而且没有历史的民族志的一大进步。

代际分析(cohortanalysis)是本章及之后两章中最重要的概念，它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

从孩童向成人的转变期通常就是这一群体最容易产生认同的时期，就是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所谓的“初体验”(freshcontact)，这是一种人们从特征与文化上对全新状况（即便是危险情况）的适应能力。

简而言之，伊隆戈的人口从20世纪初开始随历史状况而经历变化，因此，每一代人都在一个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的世界中成长。在和平时期里，世界政治经济经历了从发展到萧条，再到战争的周期性变化，而这一状况随之在伊隆戈地区表现为人口的集中与分散，以及猎头的盛行和停止。在1945年的“日本人时期”，大量退却的日军流入伊隆戈山区，导致了疾病、饥饿，以及三分之一当地人口被杀，这对于每一个我在20年后认识的成年人来说，都是一道历史分水岭。1946—1974年代的战后时期，随着50年代前期的虎克党游击队运动，传教士的增加，50年代后期定居者的到来，以及1972年禁止猎头法的颁布，伊隆戈年轻一代也将继续面对变动的世界。

他们回忆起逃亡的惨绝时，一律罗列每一样食物的名称和找到的地点；每一条趟过的溪水，每一座攀爬的山丘；以及每一处食宿的歇脚点。他们关于1945年的历程中，提到一个又一个地名（之前已经提及），这些地名既无法跳过，又似乎与民族志毫无关联。

最后，我终于明白是我对伊隆戈文化的一知半解，造成了我的错误印象。伊隆戈叙事中不断重复的地名，包含了伊隆戈人在迁移观念中的文化价值。这些地名除了名称之外，还表明叙述本身的真实性，因为讲述者曾亲眼目睹这些提到的地方，这对叙事本身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得个人生命过程中相似的猎头、狩猎、捕鱼、家户与园圃迁移，有了不同位置。

1945年里，无处不在的恐怖，绝望无助的饥饿，以及令人惊惧的死亡，构成了我在20年后遇到的这20个人的集体记忆，这段记忆作为一道分水岭，把他们划为一个整体。他们在日军到来前都还是懵懂无知、没有经历的孩子。对他们来说，这段灾难犹如一个共同经历的起点——这段刻骨铭心的创痛在后来的回忆中屡屡提及，持续不断地影响了从他们的童年到成年的生活。

第五章 1945—1954年，猎头的政治

在伊隆戈语言中，猎头不是掳获一件战利品，而是“扔掉”躯体的一部分，按照交感巫术的原则来说，这表示甩掉生活的一些重负或是受到羞辱后的怨念，或是家人去世后的哀伤，或者是当同辈都已“过渡”后，仍然压抑着新手的“重负”。

猎头作为一个仪式，类似邪恶的献祭：它的观念是需要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来清除他们自己生命中所受的重压。

第六章 1955—1969年，婚姻的政治

实际上，卢米亚德人的联姻都是长久的一夫一妻，除非是到了突然发生的部落重组时期。

第七章 1883—1905年，历史视野中的卢米亚德

综上，这些后来成为卢米亚德的杂居伯坦，没有像过去的伊隆戈人那样一聚而散，而是经过多次聚居。反复的聚居，通过缓慢延长的强化仪式(riteofintensification)，浓缩为结盟时的内聚力，为合住的群体提供了稳定团结①。人们重演战争年代的联合，表现为人群集中与聚集这一文化模式，重现了他们同辈、父辈或祖父辈人生的早期阶段。恢复与重要亲友的早期纽带，是伊隆戈文化中不变的主题，它不断重现，令伊隆戈人在和布塔格人仇杀与和解的过程中，建立了卢米亚德人深厚的团结。

第八章 1890—1928年，历史视野中的仇杀

我们至此或许已经明白，只有从美国对伊隆戈人殖民政策的背景入手，才能了解整个卢米亚德。殖民政策以伊制伊，利用边缘的伊隆戈“义民”（包括布塔格人、巴纳比人以及帕玉佩人）提供线报，打击腹地的伊隆戈“贼人”（包括贝斯利德人、帕斯吉岩人、佩克那人、纯卢米亚德人和雅姆人）。但殖民官员并未思考，他们的政策一俟接触了伊隆戈人仇杀的方式和历史后，就产生了本土化。警队兵力介入边境伯坦，更令仇杀的状况升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仇杀多由遭辱怀恨而起，其原因千差万别；发作与否及如何发作，多与猎头或官兵清剿的时机有关。在许多个案中，两个伯坦间的旧仇可以通过袭击另一伯坦而化解。仇杀之类每由前辱引发，然后猎头就会波及其他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