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华人》

• 他者中的华人，孔飞力，江苏人民出版社，读完：2026-01，评分：8/10

短评

孔飞力晚年研究成果，聚焦华人海外移民，是相当全面的通史，自明朝1567年解除海禁到近现代的华人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情况都有所介绍。难度不大，有点啰嗦。

海外华人移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形成了不同阶层：与早期殖民者共谋的精英代理人、垦殖的劳动力、契约劳工等。伴随近代中国曾经的衰落，华人地位也在逐步下降。

在大多数非西方世界，华人既是他者也是本地历史的重要构成，与不同殖民政府、当地原住民族、克里奥尔化的土生华人、故土宗族、中华政府的多重互动关系，形成了海外华人既复杂又多重的面向。

笔记

前言

本书书名中的“近现代”以1567年作为开端之年。我认为，1567年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因为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朝廷正式下令解除曾经长期推行的实施有限的海禁政策，与此相应，民间贸易在移民中的作用逐渐增长。

第一章 海上扩张与中国移民

近代早期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尽管中国人都拼命想要维持家的地域根基，但想做到这一点却必须悖论性地让家庭成员散居四方。可是，散居四方并不意味着家的解体：中国家庭系统的核心恰恰就是家庭身份并不因家庭成员分散居住于不同地方而有任何改变的原则。中国人“家”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奉献，共同分享。

安土重迁之说在若干方面仍然具有若干深远影响。其一，无论是从事家庭副业或外出佣工，中国农户都执着于维系他们在乡村的根基，上述倾向意味着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并未导致大规模的城市化。其二，正因为安土重迁之传统，侨居外乡者表现出执着的家乡认同，他们不仅维持与老家乡亲的联系，而且还组建同乡会，以此支持侨居者在中国国内或国外之他乡的生活与生计。

移民与帝国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统治者从以下三方面考虑移民问题：意识形态、国家安全与实用主义。从中华帝国时代到今天，这三大关系的特定平衡一直是国家移民政策史的发展主线，其摇摆不定则严重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与命运。

第二章 早期殖民帝国与华人移民群体

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

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之前，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聚居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此前刚刚提及的华商，他们以充当中间商而著称。另一类则是由中国的亡命之徒或政治难民为首组成，他们占地为王，实行自治，甚至还建立了自卫武装。当殖民政权继续扩张时，商贸港口继续繁荣，但一个个占地为王的小王国最终都不复存在了。欧洲殖民者确实需要华商和华工，但是，他们绝不允许政治上或军事上的敌对势力存在。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因而的确是“没有帝国的商人”​。

不同的生态环境：殖民模式

在殖民地，当时的华人移民所服务的，实际上是一个正极力以其不充分的技能、不完备的人手控制其殖民地的虚弱政权。尽管那些欧洲行政官员和欧洲商人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武力支撑，但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应当如何从当地民众身上牟利，又如何从对华贸易中获利。

尽管海外华商本身并非完全隶属于殖民帝国的缔造者，但是，他们很快就成为在“他者”建造帝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殖民地早期华人移民的到来，或许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大移民时代的前兆，但移民规模之大已足以令那些新来乍到的殖民者心中恐惧日增。无论屠杀惨案或是排华行动都未能有效阻止华人移民源源到来，这只能说明欧洲殖民地对于中国人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再看中国国内，清朝统治者并没有为报复欧洲人而切断海外贸易，因为他们深知海外贸易对于沿海省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当贸易延续不断，移民自然相伴相行。

早期殖民统治者在经济领域的以下三方面严重依赖于华人，包括：与中国的贸易；从当地获取财富；以及为殖民城市提供服务。不过，在早期殖民者看来，华人最重要的作用是从事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时至18世纪中叶，欧洲殖民地的华人社会已经出现了土生化的趋势，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组成的家庭数量可观，而此类异族通婚家庭的混血子女也日渐增多。于是，各地都随着异族通婚上升而出现了“克里奥尔化”的社群：在爪哇，此类异族通婚的后裔在马来文中叫做“伯拉纳干”(Peranakan)，意为“土生”​；在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此类群体被叫做“峇峇”​（Baba，词源不详）​；而在菲律宾，则被叫做“美斯蒂索”(Mestizo)。

不同的生态环境：未被殖民的君主国

华人在日本的情况与上述情形明显不同。侨居日本的中国商人被与当地社会严格区隔开来，他们的身份不可改变，他们的活动受到政府法令的严厉限制。

这一事实一方面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外国人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德川幕府有效的管控能力，他们不需要外国人作为中间商来替他们收缴税款。

连接家乡的通道

围绕着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海洋贸易，究竟是接纳还是排斥海外侨居，中国国内两大派政治势力长期争斗不休，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18世纪的商业扩张：中国与英国

对英国统治者而言，新加坡除了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之外，另一个特殊的、在当时并未被英国统治者充分意识到的重要意义是，在1824—1827年间，一批腰缠万贯的华商家庭从马六甲移居到了英国这个新的海岛殖民地。这些已经在马六甲数代定居的峇峇家庭带来的不仅是可以投资于当地建设的经济资本，更重要的还有他们带来的文化资本：数代定居马六甲的经历，不仅使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克里奥尔化，而且学会了如何去同西方人打交道、如何从事对外贸易。

第三章 帝国主义和大规模移民

移民条件

在1850年后被施加于绝大多数亚洲劳工的契约劳工制，作为一种制度，在某些方面与奴隶制是相似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它以契约替代直接购买，以雇主拥有工人的“劳动力”替代对其“人身”的直接占有。然而，尽管披上了契约的外衣，奴隶制的某些特质仍然被延续下来。

事实证明招募传教士作为中间人同样徒劳无功。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公司还曾有过非同寻常之举，即试图招募中国女性出洋，以求能够令那些业已在外的华工繁衍后代，可是却几乎一无所获，因为中国人认为“招募女性是为了满足那些劣等外国人的性欲”​。

大众移民的规制和立法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可谓标志着清政府移民政策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该条约的重要人物系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清政府曾任命其率中国使团访问西方各国政府。​《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之间自由移民（双向）的基本原则，即“两国均不得禁阻人民互相往来、贸易、游历、久居入籍”​。条约还同意“清政府得在美国各埠设立领事”​，以保护包括出洋侨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利益（虽然事实上中国直到1878年才设立领事）​。但是，这一友好条约不久即被美国的“排华法案”所取代。

制作轮船引擎的曲柄轴承必须用锡合金，时至19世纪末，全世界的工业用锡绝大部分都来自英属马来亚，而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来自中国的矿场主和众多劳工们就已经充当了在马来亚开采锡矿的先驱

新方向 新地点

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一冲击着殖民社会的中国移民大潮，基本掌控在华人社会的精英们手中，欧洲殖民当局在如何对其加以控制和组织等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所有中国移民从招募到安置的全过程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第四章 大移民时代的社群Ⅰ.东南亚

殖民政策演变与华人的应对

需要指出的是，莱佛士心目中的“民众”只包括印尼原住民，而不包括华人，在莱佛士眼中，华人奸诈狡猾，冷酷无情。因此，莱佛士曾试图通过废除包税制，废除租赁特许权，另行实施直接的货币税收制，从而使印尼农民能够从当地贵族和华人中间商的双重控制下解脱出来，获得更多自由。

华人移民在菲律宾与当地人通婚的混血后裔实现了完全的菲律宾化，可谓中国移民历史进程中的某种特殊类型的结局。或许，只有在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位于东南亚大陆的佛教国家，当地华人才出现过如此深度同化的现象，然而，即便是这几个国家的华人，似乎也没有像菲律宾的美斯蒂索华人那样彻底地抛弃了自己的华人认同。

私会党同时还是输入劳工移民的掮客，他们把那些新移民转介到全东南亚各地的矿场和种植园，逼迫他们签订契约，并从中牟取暴利。因此，在英国人和中国人发展出其他管理移民人口的控制机制之前，私会党同时又是殖民经济制度的重要纽带。

亲缘群体与文化模板

确切言之，大批华人移民进入海峡殖民地（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并不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而应当是以新加坡开埠为开端。1819年，英国占领了新加坡岛；此后不过五年，英国又于1824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新马由此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随着新加坡作为新兴港市迅速发展，马六甲一步步失去其在商贸领域的生机活力。大批马六甲的峇峇们离开了马六甲，迁居到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新加坡，那儿已经接纳了数量可观、源源不断直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尽管马六甲的峇峇们已经部分地马来化了，他们的话语中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克里奥尔词汇，但是，他们的马来化范围并不包括伊斯兰实践。

鉴于殖民地时期极少有整个家族一起向外移民，即便一家人一起移民的情况也不多见，因此，海外的宗亲社团基本是基于同姓的亲缘组织。当然，许多同姓群体的确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但是，大多数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确切的父系血缘关系。他们正是以“同姓”为纽带，才有可能将更多并没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人联合在一起。

宗亲社团或可视为一种虚拟的、或人为的亲缘组织，因为其成员并非具有真正的共同祖先，他们所谓的共同“祖先”可能只是数百甚至上千年之前某一位与他们享有同一姓氏的名人。在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势单力薄的小宗族，为了能够对抗大姓强宗，会采取“多姓联合”​，或是在某一虚拟姓氏之下实现多姓联宗。可以肯定：将这一模式移植到海外，同是基于弱小宗族脆弱性而采取的对策。当然，无论其宗亲关系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其目的都是以宗亲联谊的模式来应对移民海外真实的生存环境。

与那种把好几代人联系在一起的宗亲不同，兄弟会所效仿的是同辈人之间的手足情谊，其内部的层级关系是由年长的大哥统领年轻的小弟。就其象征性意义而言，虽然仍为权威保留某种特殊的位置，但终究是比宗亲更平等的模式。在海外华人社会，当多数中国移民都是骤然间远离家乡亲人移民海外的单身男性，而且缺乏社会支持和亲情关怀之时，兄弟会就成为亲缘群体的替代品。

大移民时代海外华人社会的结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移民的亲缘群体如何分割经济地盘，以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重叠与竞争。不过，在19世纪，华人各帮之间的争斗仍然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那些利润丰厚、且具有专营权的经济领域，矛盾则更为尖锐。此类竞争激烈的领域之一就是鸦片的专营权，为此曾爆发过激烈的争斗。另一个突出的领域是马来亚丛林内那些锡矿的经营权，当时，由不同方言或不同乡缘纽带结成的兄弟会团伙，曾经为争夺锡矿的经营权而爆发武力对抗。

在外岛地区，特别是在苏门答腊、邦加和婆罗洲，那里是在比较晚近时期才形成华人移民社会，土生华人群体的规模远不如新客华人，因此那里的华人社会基本是混合的，分为两大分支的情况比较少。

第五章 大移民时代的社群Ⅱ.移民社会的排斥与接纳

19世纪历史上的移民社会

在殖民官员眼中，黑肤色就意味着廉价的、热带的劳动力。但是，中国人却能够在热带或温带地域都有效地劳作，这一点通过他们在中国国内，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迁移和适应过程，已经得到明证。而且，作为来自一个充满文化自信国度的移民，他们不仅能够与白人劳动者竞争，而且最终还可能压倒澳大利亚的英国文明。因此，英国在这一新殖民地实施“白澳政策”背后的原因，是文化上的不安全感，而且，在淘金热之后的数十年间，这种不安全感一直驻留在英裔澳大利亚人的心中。

第六章 革命和“民族救亡”

东亚革命

事实上，对于海外华人而言，​“民族主义”是由情感和策略共同构筑而成，其共同指向一是都将中国视为共同的祖籍地，二是同时又将自己的根深植于所在国的土壤之中。在他们所生存的异国土地上，民族主义诉求适应了多重需求：营造一种能够提升华人地位、增强华人安全感的自我形象，或曰华人群体的共同形象；超越地缘、方言的差异，增强相互团结，共御外来威胁，维护华人的经济利益。最后，民族主义运动还在华人社会内部构建了一个特殊的舞台，既是政治竞争之地，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流动之所在。

1928年山东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再度重申其血统主义的国籍原则，这对海外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外华人更直接地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国民党借“山东筹赈”号召各地华人踊跃捐输，在海外华人当中掀起了抗日浪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超越法律身份之外的号召力，此外，国民党的另外两大主张，也强调其政权对于普天下华人的共同意义。一是孙逸仙遗产中的民族观，1911年辛亥革命所倡导的基本理念中，就包括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观念，而种族是无法由国界加以限制的。二是孙逸仙于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突出强调要反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不再仅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是包含了（含蓄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内涵，国民党根据这一原则，在名义上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反帝理念将中国的民族自主关联于具有更为普遍意义的目标，这种关联在殖民地同样存在。

日本入侵与华人的“民族救亡”

在20世纪上半叶，华人的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单独统一的架构，而是依据不同国家、不同心态、不同行动路径，显示出如同马赛克一样的拼装板块。

第七章 后殖民时期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排华浪潮与华人之应对

几乎是在马来西亚于1957年获得独立的同时，华人就面临着围绕华文教育展开第一场文化战斗。华人作为少数族群，他们反抗马来文化至上的抗争能力，主要依靠由华人自己独资建立和运营的华文中学。自1961年以来，政府对华文小学予以资助，条件是它们必须按照“国家制定的”课程纲要进行教学。然而，由政府拨款的中学必须以英文或马来文进行教学，自70年代后，又进一步改为只能以马来文进行教学。许多华文中学因此拒绝了政府的拨款，成为由华人社会自己提供支持的独立中学。时至2002年，全马来西亚大概总共有60所这样的华文独中。

华人的文化抗议事件涉及当地的一系列重要事项，其中，华人为保卫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华人墓园而进行的抗争，是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中国山”​（又称“三宝山”或“三保山”​）占地约42公顷，从那里可以俯瞰马六甲城，十分壮观。自从17世纪以来，那里就是华人移民族群的坟山，是成百上千亡故他乡之华人移民的墓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华人社会商界领袖，以及殖民政府任命的甲必丹的墓园，都在那里。它的位置使之成为商业开发的垂涎要地。1983年春，马六甲州政府提出一项计划，拟推平三宝山，以填海造地，开发一片新的商业和住宅中心，包括建立一个历史主题公园。该规划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许多华人认为此举是马来当局对华人文化的蔑视，是怀疑华人对马来亚之忠诚的表现。

新加坡是马来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因此，新加坡的国家格言“前进吧，新加坡”​，仍然使用的是马来文。

到了1975年，南大改为采用英语作为其教学用语，五年以后，新加坡政府将南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并，换言之，也就是关闭了南大。这一事件可以说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标志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学校教育中全面衰落。其二，它标志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坚决反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渗透，自新加坡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组建伊始，这种威胁就一直存在着。其三，它标志着李光耀总理对于南大支持者的无情打压，在李光耀看来，陈六使等代表方言群的大老板们，不仅是他在政治上的对手，而且，在人民行动党看来，还表现出严重的“华人沙文主义”​，这不仅威胁到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国家的种族平衡，而且还会影响到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与其周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大国之间的国家关系。

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