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统治的艺术》
《逃避统治的艺术》詹姆斯·斯科特
短评
开年读过的第一本重磅，斯科特的书就是好读，满眼大白话。解释了内心考虑很久的问题，也打通了他后来的无政府主义随笔《六论自发性》说的是什么。
这本书是综合他前期东南亚研究的大成之作，以赞米亚高原地区为核心，通过比较山地与低地、边民与中央、部落与国家的关系，阐述为什么逃避统治的存在是历史常态，当然，现今技术发展逐步打破边民和民族国家间权力的战略平衡，这种远离国家的形态也将不可避免的隐入历史。
👉重要观点：
- 所有认同都经社会建构，族群认同更多是政治选择，而非谱系学的继承。
- 部落与国家不是从低阶至高阶的进化关系，而是长期共存。山地在与谷地的相对关系中定义了自己，其社会结构、居住方式、文字语言和历史都是政治选择。
- 水稻成为核心单一粮食作物是低地集权国家的刻意而为。其优势是便于对集中人力进行高度控制：大投入、产出规律且集中、税基统计清晰、收缴方便。
- 基于族群的不连续性、偶然性和认同的不断变化，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都隐含了两项重要措施：修饰历史和内部殖民化。
- 平等还是集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的分布，山地中的大部分社会其实更倾向于平等。
笔记
前言
由此引出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一切对“二战”以后的时期不适用。从1945年开始，或者甚至更早，国家动用消除距离的技术的能力，这些技术———包括铁路、全天候公路、电话、电报、空中战斗力、直升机，以及现在的信息技术——已经打破了那些自我管理的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权力的战略平衡，地形的阻力在减少，因此我的分析也基本没有用了。
我担心这里描述的有关种族形成的激进建构主义个案会被误解，被当成是在贬低甚至诋毁那些勇敢的人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民族认同。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无一例外，所有的认同都经由社会建构：不论是汉人，还是缅甸人、美洲人或丹麦人。这些认同，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认同，经常首先是由强有力的国家构造的，比如汉人想象出了苗人，英国殖民者造出了克伦族(the Karen)和掸族(the Shan),法国人制造了加莱族(theJarai)。
正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鼓励我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时所说的，“海洋的面积更大，比山地和森林更空阔。可以看到现在的海盗仍然可以沉着轻松地躲避开七国集团和新加坡等的围剿”。但是有目共睹，这本书已经太厚了，而且我必须将这个主题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继续：埃瑞克·塔格里亚克左(Eric Tagliacozzo)已经出色地开始了这一工作。
1. 山地、谷地和国家
扩张的国家与自我治理的人民之间的遭遇并不仅仅限于东南亚，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内部殖民化”是一个重要特征，不仅反映在文化上，而且反映在行政管理上；在罗马帝国、哈布斯堡、奥斯曼、中国王朝和英国的帝国事业中，在美国、加拿大、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殖民地上本土人被征服过程中，在贯穿中东历史的城镇定居的阿拉伯人与游牧民的辩证关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遭遇。
边陲地带像一个没有开发的稳定平衡装置，国家越是压榨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越少。边陲地带保障了大众的自由。理查德·奥康纳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一旦国家出现，至少对于农民来说，适应的环境重新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动可以使他们逃避国家的强制负担以及战争。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这一圈地运动可以被看作整合边陲地区人口、土地和资源，使他们为国家创造收入的尝试。如果用个法文词来说，是把他们变成“可收益的”(rentable)——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有可见贡献的人。
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区之所以成为主要而持续的威胁在于它对国家之内的人形成了持续的诱惑，构成一种可选择的替代生活。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者往往从前任的占据者那里夺取耕地，原有的居民或被统合，或选择离开。也许可以说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是第一批逃离国家权力的难民，他们加入到国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群中。当国家范围不断扩大时，其他人也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当国家扩展到所有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在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贯穿我这本著作始终的逻辑将从根本上颠覆上述逻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山民被污名化的特征——处于边缘地带的位置，地理流动性，游耕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上的异质性，平等主义，甚至没有文字，以及口头文化——完全不是文明所遗留的原始印记，我们最好用长远观点把它们看作是精心设计的，可以同时逃避被国家统治和自我生成国家。换句话说，这些特征表现了无国家的人民对有国家世界的适应，有国家的世界既是诱人的，也是有威胁的。
这些巨量的圈地运动的最后两步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主要是20世纪的东南亚。在那里，国家与边陲的关系变化非常剧烈，大大超出了我这里所讲述的故事。在最后这个时期，“圈地运动”已经主要不是将人口从无国家的区域转移到国家控制区域，而是将边陲地区直接进行殖民化，将其变为可以完全控制、财政富裕的地方。其内在的逻辑，尽管从未被彻底实现过，就是完全消除无国家的空间。
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大的，那就是被称为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近年来则被称为赞米亚。这一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巨大山地区域延展出差不多25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
形成地区的规律就是，在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水，特别是平静的水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而山，特别是峻峭的高山会把人分隔。
无论如何，山地并非仅仅是政治抵制的空间，同时也是文化拒绝的区域。如果只是政治权威的原因，人们也许会期望除了地理高度和由此导致的分散居住格局以外，山地社会在文化上与谷地相似。但是山民在文化上、宗教上或语言上与谷地中心区域的居民不同。
我进一步论证，不能孤立地理解山地人群，比如说部落。它们只能在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和相对位置中才能被理解。山地的族群特征和认同不仅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也包含了他们与国家权威之间相对关系的密码。我认为，除非在特定的关系中使用这个词，否则几乎不存在“部落”。同样，他们的生存实践，以及选择种植什么作物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着眼于 是协助还是阻碍国家的征收。最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甚至山地的社会结构和居住方式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政治选择。
同样的逻辑会更突出地表现在文字记载中。我们关于东南亚古典国家的知识大部分来自他们遗留在石刻和后来纸上的有关土地转让、备忘录、税收、劳役和宗教捐赠的记录，以及宫廷的编年史。你留下来的文献记录越厚，那么你在历史记录中所占的空间就越大。在文字记录中会出现多种歪曲。
东南亚的独立民族国家使历史的迷雾又增加了新的一层。作为古典国家在族群和地理上的继承者，他们都会美化 其祖先的荣耀、统治的长久和仁慈。而且，为了找到原国家和原民族主义来对抗目前的敌人，包括国内国外，古典国家的历史都被审查和修改。
由此制造的历史神话在追溯民族及其统治人群时，掩盖了其不连续性、偶然性和不断变化的认同。”正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醒我们的,这样的解释是将国家的进程和必要性看作普遍的规律，尤其是民族国家。
2. 国家空间
水稻(padi，sawah)的种植最终成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尽管比较其他生存技术来说，种植水稻给劳动力的回报是比较低的，但是却比旧世界(Old World)任何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高。因此，在国家核心所能到达的区域内，水稻在食品供应中被最大化。
人和货物流动都会遇到这些地理困难，因此就形成了内陆国家所能到达的边界。即使假设徒步每天可以走32公里，雷曼(F. K. Lehman)估计最大的前殖民地国家直径也不会超过160公里，尽管爪哇的马打兰要宽得多。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直径240公里的王国，宫廷大体上居于中心，也就是距离边界120公里。¹⁶在中心之外的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平原地区，国王的权力也会逐渐消失，让位于其他王国的统治或地方上的强人和匪帮。
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那些征收过路费的国家也不能保有这些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地点。在进行决战的时候，农业国家往往因为人多而战胜航海或占据“商贸通道”的国家。巴巴拉·安迪亚(Babara Andaya)在比较18世纪初越南郑氏王朝(Trinh，农业国家)和柔佛(Johore，航海国家)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柔佛是马来最有威望的国家，但是没有农业，将其与郑氏王朝比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说明航海国家脆弱性的最早故事当然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那里，有着决心的航海国家雅典最终仍然被比它有更多农业的对手斯巴达和叙拉古所打败。
3. 人口和粮食的集中
最简单地说，原则是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霸权需要对集中的人力进行高度控制。反过来，也只有集中的定居农业条件下才可能有这种人力的集中，在20世纪前的东南亚，只有灌溉水稻才可能有这种农业生态的集中。当然这些关系并非决定论的。在河谷地带和水利条件良好的高原，稻田很容易开垦和耕作。但是在我们无法想象的陡峭高山，通过令人惊奇的梯田，也可以开垦，并且已经开垦了许多稻田，就像越南沿红河上游的哈尼族、吕宋岛北部的伊富高(Ifugao)族和巴厘岛。同样，也有许多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并没有开发稻田。如同我们所看到的，稻田与国家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水稻核心产区周边很容易创造出国家，但是也有没有国家的水稻核心产区，或者一些不在水稻核心产区的国家。从政治角度来看，最好是将种植灌溉水稻理解为最方便和常见的集中人口和食物的途径。比如，没有巨大的水稻生产核心区，人口和食物的集中就需要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奴隶制、商路上的征税，或者抢劫。
在前殖民地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其对在核心区域保留和掌握人口的巨大关注。吉尔茨所说的有关巴厘岛政治竞争的话，即“他们争夺得更多的是人口而非土地”，可以被同样应用于东南亚大陆。这个规律导致了战争活动，而战争主要不是为了控制边远的国土，而是追求可以被重新安置在中心区域的战俘。因此，战争并非特别残暴。有谁会去打碎战利品呢?
英国的调查员詹姆士·麦卡锡(James McCarthy)“感到困惑:‘在(暹罗)，习惯上管理人口和管理土地的权力是分离的’”。正像颂差富有真知灼见的著作所反映的，暹罗更关注他们所能召集的人力，而不是那些缺少劳动力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
如果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选择，一种对耕作者不利，但是可以给统治者回报以巨大的人力或粮食，另外一种会有利于耕作者，但是却会剥夺统治者的可获回报，统治者总会选择前者。统治者为了最大化国家可获得生产总值不惜牺牲其王国和臣民的总财富。
水稻的最主要优势在于它使人口和粮食的高度集中成为可能。这里有必要强调灌溉水稻如何在空间将人口固定下来。除了水稻以外，没有其他作物可以把如此多的人口集中在距宫廷三四天的路程范围之内。单位耕地面积上水稻的高产使人口高度密集成为可能，而且只要灌溉系统可以发挥作用，水稻就是持久和可靠的，这使人口可以稳定在同一个地方。每一块稻田都包含了大量的人力投入，包括多年的修田埂、平整土地、修梯田、修围堰和修水渠，人们不会轻易放弃稻田。
固定地种植单一粮食作物本身就是走向清晰化，从而也是被征用的重要一步。单一作物种植促进了多层面的同一化。在灌溉稻作中，所有的耕作者都被束缚在差不多同一生产节奏上。他们依赖于同一或相似的水源；他们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时间种植、移植、除草、收割和脱粒。对于地籍调查和赋税图的制作者来说，这种状态是最理想的。绝大多数土地的价值可以用单一的公制单位加以测量；每季的收获在时间上被压缩，而且只涉及单一商品。
如果这一明确的政治视角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也就是它使对缅甸民族性、暹罗民族性，也包括汉族民族性的本质主义理解(essentialist understanding)去中心化(decenter)了。⁴⁸核心地区的认同是被设计的政治工程，其目的在于把那里的各种不同人群凝结在一起。大人物们的奴仆，战争或抢劫中被掠夺的奴隶，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所造就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都是操多种语言的人。如果说统合还有其他收获的话，那就是同化、通婚和跨越模糊社会障碍的社会流动变得比较容易。认同并不仅仅是谱系学的东西。
许多学者都认为，泰/掸族诸小国是一种政治军事产物——孔多米纳所说的榫合制度(Condominas’ s système à emboîtment)——在这里,泰族人口在基层社会是比较薄弱的。有证据表明，缅甸人数在基层社会也是薄弱的，他们只是构成了具有国家政权建设经验和技巧的先锋和军事精英。作为征服者的君王数量很少，但最终会拥有霸权。熟悉英国历史的人对此会毫不奇怪，因为只有2000户的诺曼精英征服并在1066年以后统治了英国。
对人力的持续关注有助于快速的同化和社会流动，反过来又形成了流动和模糊的民族界限。利伯曼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一般所认为的在阿瓦和勃固之间的战争是缅族人与孟族人的战争，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在下缅甸的双语区，族群认同更多是政治选择，而不是谱系学的继承。
当捕获人力的机器运转良好的时候，当王朝还吸引，或者说是捕获人的速度远远超过损失速度的时候，它必然同时变得更加世界化。它所吸收的人口越多样化，其都市文化越包含了不同来源的语言和文化的混合。事实上，这种文化的混合是其成功的条件。
面对由于直接逃亡和我们上面所描述的财政隐身所带来的持续的税基蒸发，种植水稻的国家很难将其整个王国团结为一体。他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是进行军事行动以获得战俘来补充不断减少的奴隶。获得新战俘的好处之一是多数新战俘属于皇室，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会直接服务于国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种植水稻的国家都倾向于经常发动战争。只有通过战争，统治者才有机会集中补充其不断损失的人力。
毫无疑问，水稻国家是脆弱和容易消散的。由于在其道路上有着人口的、结构的和个人的障碍，然而从长远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偶尔也会发生足够长时间的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
4. 文明与化外之民
对于泰国和缅甸的国家来说，把山民融入诱人的文明之圈的必要条件是自称信奉小乘佛教，尽管这并非充分条件。就像马来世界中的伊斯兰教一样，这一救赎宗教的重要性在于将这类社会与没有宗教检验的汉族文明清楚地区别开。
尽管有许多表面的差别，但是泰国和缅甸文化中的有关文明行为的宗教检验都与水稻耕作的技术和习惯密切相关。
如果说记号语言学(semiotics)教会我们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词语是有内在关系的。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思考”(更不必说理解了)它们隐含的排斥和对比。文明与野蛮这两个词也同样如此。
神秘的婆罗门仪式将君王神圣化，通过建立一个神秘的家族谱系，将君王追踪到一个神圣的起源。与印度南部王国宫廷的复杂仪式一起，印度的象征图像和史诗被介绍进来。但是在宫廷周边地区之外的低地文化中，梵文化并没有产生深入的影响。按照乔治·克代斯的说法，这是“表面的浮饰”，“一个与大众无关的贵族宗教”。在类似的思路上，沃特斯将早期王室文本中繁荣的梵文化，以及越南文本中繁荣的汉文化，称为“装饰效果”，只是为了在本土实践中增加一点庄严和学识的气氛。
在越南，芒族(Muong)和岱族(Tay)被从字面上理解为“我们活着的祖先”。正像凯斯·泰勒和帕特里夏·佩里所指出的，芒族“一般被认为是接受中国影响之前的越南人”。
在19世纪贵州大起义之前，那些最大的军事战役包括韩雍(1465年)所指挥的，以及60年后的1526年，由著名的明代学者将军王阳明指挥的镇压苗瑶大起义的战争。明朝军队第一次在大藤峡(Great Vine Gorge)的巨大胜利导致至少6万人死亡，其中有800人被送到北京斩首。之后，作为胜利者的王阳明帮助恢复了“以夷制夷”的著名(声名狼藉)的土司制度，然而他坚持认为，蛮夷就像“璞玉”，只要仔细地打磨定型就可以变成完全文明的。他关于为什么直接统治这些粗鲁的人会带来巨大祸害的解释是很有针对性且令人难忘的：“建立汉族中国的地方官员来实施直接管理就像把野鹿集中到人居的房屋中并加以驯化一样。最终它们会顶撞你的祖先牌位、踢你的桌子、乱冲乱撞地逃跑出去。在野蛮的地方，人们要使自己的方法适应野蛮的特点⋯⋯(这样做的人)是使自己适应这些人群的野蛮本性。”
5. 远离国家，进驻山地
罗威廉(William Rowe)指出,可能因为其巨大影响, “进入到蛮夷”可能更是常态，而非偶然的：“数个世纪的历史事实已经指出⋯⋯逐步适应土著生活的中原人远比来适应中国文明的土著更多。”一本完整人口记录的著作会表明，在这一背景下，文明的倒退是很普遍，甚至正常的，但在官方叙述中，它们都没有合法的位置。在王朝衰落、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和特别残暴的统治时期，冒险家、商人、罪犯和拓荒者的稳定外流可能会变成人口失血。有人认为，许多靠近边疆的人口具有文化两栖的位置优势，可以在不同条件下游走于两边。甚至在中国西南边疆的今天，作为少数民族，也就是蛮夷，仍然有巨大的利益。比如逃避“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不用缴纳某些税，并且从惠及少数族群的“优惠行动”项目中受益。就我所知，在这个地区的汉族或祖先混血的人都想登记成苗族、傣族、瑶族、壮族等。
在安第斯山，文明的中心与“土著的外围”之间明显的对立在被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也就是印加宫廷与边陲抵制国家人口之间的对立。但是地理高度却是颠倒的，印加王国在高处，而边陲在低海拔、潮湿的赤道森林中，那里的居民有很长的反抗印加统治的历史。这一颠倒也提醒我们，前现代的国家建设是耕地和人力的集中，而非地理高度本身。
我们无法想象15世纪时候被称为苗的民族(这也是个外来的称呼)与18世纪统治者所称的苗有着任何关系。名词术语的混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不断重复的移动和复杂的文化碰撞的乱象中，每个人群都如此快速地重组和转变，完全无法想象这些人群有长期的谱系和语言的连续性。
大概在6世纪前后，有着自己统治结构的“苗蛮”(Miao-Man，意味着野蛮人)对长江以北的地区构成了主要的军事威胁，在403年到610年之间发动了超过40起叛乱。有时他们被打散，那些没有被吸收的人就变成没有头领的散乱人群。“苗”一词在长时间内一直被不加区别地用来指称中原王朝边疆地区各种无头领的人群，实际上几乎是“野蛮”一词的缩写。
太平天国导致了差不多2000万人的死亡。在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失败的反叛者、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区迅速地逃到赞米亚。而在苗族起义失败以后，他们进入到赞米亚的南部更边远的深处。在逃脱中原统治权力的时候，这些移民不仅沿途打家劫舍，而且使山地已经非常多样的族群景观变得更为复杂。在所谓齿轮效应中，逃跑的人群经常会推动位于其前面的其他人。颂差指出，19世纪晚期进入到暹罗北部的许多中国人正是被打散的太平军。⁷⁸被打败的苗族起义军向南推进，许多没有卷入起义的拉祜和阿卡族，也被推动与他们一起，或者在他们的前面向南迁移，以置身事外。作为20世纪一次成功的起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带来了新的流动人口：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定居在如今所说的金三角地区，也就是老挝、缅甸、中国和泰国(最近时间)交界的地方，与他们的山地盟友一起控制了大部分的鸦片交易。他们受益于边远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地形阻力，同时居于四个国家行政辖区的结合部也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便利。⁸⁰他们并非最晚进入赞米亚难民区的现代移民。1958年，1/3的佤族人口跨过边界到缅甸。⁸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出现了一次移民的浪潮。
在战后差不多30年时间里，直到1975年，这里一直是北方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Burma, CPB)和南方克伦人反叛的主要根据地，他们几乎推翻了仰光的政府。这一反叛的根据地是如此安全，缅共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延安(Yennan)，而且将山地堡垒中的中央马列党校(Central Marxism-LeninismSchool)称为“北京金城”(The Golden City of Beijing)。¹¹⁶到1975年这个地区被彻底荡平的时候，缅共和克伦国民统一党(KNUP, Karen National United Party)都失去了可以近距离攻击中央平原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尽管勃固山区的人口稀少，但是其各个方面的条件却适合成为缅甸抵制国家的空间。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部的嘉兴在17世纪早期就是这样的一块无序的地方。复杂和难于辨认的小溪和水路构成了政治秩序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负责管理这个地方的官员写道：“大河被湖泊、湿地、入湖口和宽阔下游河床所分隔，形成了面积开阔，延伸无数公里的水面。这里成为避难所，来自各地的盗匪聚集在这里，他们既在这里出现，也在这里消失。
威尔弗雷德·赛西杰(Wilfred Thesiger)是一个探险家,他在《沼泽中的阿拉伯》(The Marsh Arabs)一书中第一次让说英语的人关注到了这个世界。他写道，沼泽、“加上他们迷宫一样的、人们必须乘船往来的芦苇荡，在很早时期，就被那些战败的人作为避难地，并成为没有法律制约的反叛中心”。
在雷奥·敖廷·凡格索晚期著作中所描述的阿卡人是可以被称为“把逃避国家当作认同手段”的一个最仔细和详尽的案例。阿卡人，包括哈尼族，有250多万，位于越南北部，属于藏一缅语系，过去被认为是“黑骨头(生)”的、未汉化的彝倮倮(Yi-Lolo)，现在他们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与老挝、缅甸和泰国接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由于战争、猎奴和寻找新的游耕土地，他们被迫向更南方迁徙。他们曾经接触过的低地王国有汉和泰，尽管汉族在其文化活动和信仰方面打上了更深的烙印。
6. 逃避国家和防御国家
从当代和考古的资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几乎所有艰苦的环境中，采集比集中定居的社区更稳固、更健康，也更不容易染病，特别是那些动物传染的疾病。总之，看起来农业的出现在最初是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
直到前不久，许多社会和群体还放弃了固定的农耕，重新采取移动农业和采集。同样的原因，他们改变了其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而且分散成越来越小的聚集点。在东南亚半岛的考古资料表明，由于条件变化，这里曾经有很长时间在采集和农业之间摆动。
一般来说，块根和块茎类品种，如山药、红薯、马铃薯和木薯(也称作树薯或丝兰)等，都是不容易被征收的。它们成熟以后可以安全地留在地里两年以上，只在需要的时候挖出一小部分。因此，这里没有供劫匪抢劫的谷仓。如果军队或税务官想要你的马铃薯，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去挖。由于作物歉收以及缅甸军政府所制定的统购价格过低，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农民就秘密地种植被明令禁止的红薯。他们之所以转而种红薯就是因为这样的作物很容易隐藏，而且几乎无法被没收。
游耕的转变至少还受到其他两个历史原因的推动。第一个是贵重物品的国际贸易将游耕和采集与国际市场结合在一起，这个过程至少从8世纪就开始了。胡椒可以作为一个最惊人的例子。
部落并非产生在国家之前，他们之间不存在进化的序列。更确切地说，部落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果说中东的统治者一直关注于‘部落问题’……那么也可以说部落一直有‘国家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控制赞米亚部分地区的野心，不管是云南和贵州的官员、大城的泰国宫廷、阿瓦的缅甸宫廷、掸族领袖(苏巴，Sawbwa)，还是英国殖民和独立以后的民族政府，都试图找到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领袖权威，如果找不到就会创造出一个这样的权威。
正像马思中指出的，他们构建出平等主义作为抵制国家的策略：“被中国人或其他进化论者错误地理解为‘原始’社会的佤族平等主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他们在面对地平线上出现的强大权力威胁时所采取的避免失去其自主性的途径。
有关赞米亚各地山地人群最著名的民族学研究是爱德蒙·利奇有关克钦的研究——《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利奇的分析差不多受到了两代学者的审查和批评，这是空前的。很明显，利奇有意忽视了大量政治和经济变迁(特别是英帝国统治和鸦片经济)对克钦社会组织的影响，来支持他有关震荡平衡(oscillating equilibrium)的结构主义观念。他还严重地 误解了有关克钦婚姻联盟制度的当地俗语，以及这种制度对因宗族而形成的社会地位持续存在的影响。在弗兰克斯·罗宾(François Robinne)和曼迪·萨丹(Mandy Sadan)最近编辑的一本书中，当代民族志学者对他的贡献做了彻底的批判性考察。
非常简单和概括地说，利奇提出了在克钦地区的三种政治组织模式：掸邦、贡萨(gumsa)和贡老(gumlao)。掸邦的模式是类似国家的财产和等级制度，有着世袭(原则上)的首领和系统的税收和劳役。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贡老模式，贡老拒绝任何世袭权威和阶级差别——但不包括个人地位差别。不被英国人认可的贡老村庄是独立的，其仪式组织和守护神往往有着强化其平等和自主的作用。利奇认为，掸邦和贡老的模式是相对稳定的。
第三种模式贡萨则是一种中间模式。
贡老村庄的产生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如同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它们是小规模要求平均的革命的结果，这些革命导致了小的平民共和国的产生。而第二种途径可能更为普遍，一些家庭或宗族从等级化的村庄中迁移出来，建立一个更平等的新村庄。有关贡老村庄起源的故事都会强调这两个中的某一个。从这点来看，利奇倾向于认为贡老本身是不稳定的，因为在不公平产生后，获益者会努力将其收益合法化，而且通过贡老的各种标志将这种利益固化。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典型的贡老社区是由分裂而成的，当不平等发展到难以忍受的时候，具有相同地位的小家庭群体就会自己分裂出去。与小规模革命一样，分裂也受到更大世界的人口和发展状况的影响。
6.1/2 口述、书写和文本
“策略性”地保持(如果不是创造)无文字与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
山地人知道低地国家和殖民主义者在历史上给他们无文字状态所加的污名，他们大多数有口头传说解释他们为什么不会写字。这些传说有着令人吃惊的相似性，不只局限在东南亚，而且在马来世界，甚至在欧洲都有类似的发现。这些故事都聚焦于一个主题：传说中的那些人过去曾经有文字，但是由于他们缺少先见之明而丢失了，或者要不是因为背叛者的欺骗，他们现在仍然有文字。这些传说就像族群认同一样，是为了建立自己相对于其他族群的策略位置。
对于山地和无国家的人群来说，书写和文本的世界无可避免地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低地水稻国家成为文字的中心，不仅因为这是世界宗教的礼拜中心，而且也因为书写是行政管理和国家的关键技术。
就像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说的:“那些集权和分等级的国家要进行自我复制，书写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书写是件奇怪的事情……伴随书写现象而存在的总是城市和帝国的形成：被整合到政治制度中，也就是说，大量的个人被整合到种姓制度和奴隶的等级制度中⋯⋯与其说它有助于人类的启蒙，倒不如说是有助于剥削。”
很明显，在存在着集权的政府和统治王朝的背景下，统治者要通过谱系、宫廷传说、诗歌、史诗和赞美诗来满足其对合法性和古老性的诉求(即使是伪造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历史，不管是口述的或书面的，怎么能表明他们是天生的和必然的？事实上类似的例子还有社会等级制度。一个特定宗族要比其他宗族地位高，或者一个城镇有凌驾于其他城镇之上的特权，如果要表明这种诉求并非武断，而是建立在天然权力基础上的，那么只有参考历史和传说来证明。人们甚至可以说，只要超出一代人，就必须要由历史来证明其高于其他人的地位和不平等是合理的。
无国家的族群被其相邻的文化指责为“无历史的族群”，因为缺少文明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历史性(historicity)。⁴⁴这种指责有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在这个指责中暗含的假设是，只有成文历史的叙述才是有关认同和共同历史的叙述。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与其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关系，并非表明他们处于进化的低级阶段。
7. 族群形成和进化
乔弗瑞·本杰明和辛西娅·周(Cynthia Chou)在研究了马来半岛相似的人口流动所得出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这个地方：“基因、观念和语言的流动与交换是如此密集和多方向，从而使任何企图通过完全清晰的一组地理、语言、生物或历史文化特征来区别和描述不同的‘族群’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唯一可行的分析方式是以这些自我认同作为出发点。就像约四十年前提出的，我们必须将部落的分类看作“本质上起源于政治”。在如果如上所述，群体间的界限可以互相渗透，身份认同灵活多变，我们可以预期认同会随着时间变化，某些会越来越具有优势，有的则相反。近年来壮族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已经成为被中国官方认定的最大少数民族。可能像其他人群一样，壮族因中原扩张迁入中国西南部山区，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也曾经是谷地人。他们一般生活于比游耕的彝族、苗族和瑶族低的地方。他们占据，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了一个位于汉族和比他们居住位置更高的高地居民之间的文化生态区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苗族住山头；壮族住水源头；汉族住街头。”²⁷随着时间推移，一直被污名化的壮族人为自己发明了一个神秘的汉族来源，而且，对高海拔的少数民族他们实际上以汉族的身份出现。中国政府根据斯大林的标准做的民族划定基于语言把他们标识为“壮”族。这一开始似乎是一个新的污名化，大多数被这么分为壮族的人反对这个分类，声称他们是“会说壮语的汉族人”。1953年人口普查时，大多数说壮语的人不自称是壮族。尽管和当地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中央政府还是建立了壮族行政区。250在新的少数民族政策下，“壮族”的认同肯定可以得到大量新的好处：新的政治和行政位置，优先进入技术学校和高等教育，无须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因而新的认同被接受。尽管从当地的认识来看，“壮—汉”还仍然是壮—和—汉，但是在这种双向认同中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官方所认可的方面，变得越来越有价值。新的豁免政策逆转了“壮族”逐渐汉化的过程。
部落是所谓的“次生形式”(second form),有两种产生方式但都是在国家或帝国的背景下。部落的反义词或者对立面是农民。不同之处在于农民是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政权下的耕种者，而部落却是那些在国家周边还未被完全纳入国家统治或者是那些选择逃避国家的人。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使用“管控模式”(traffic patterns)的概念来描述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政权凭空生成一个“中国人”的族群，这个概念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在巴达维亚(Batavia)，荷兰人根据他们的成见，辨别出了一个中国人的少数群体。然而这个混合群体并不自认为是中国人，它的人群和其他巴达维亚人群完全相融没有区别，并且自由通婚。可是，一旦荷兰人识别出这个少数群体，他们自己就使这个行政构想制度化了这个行政构想。 他们划定“中国区”的地盘，选择“中国人的”官员，按照他们眼中中国人的习惯法设立法庭，建立中国学校，所有这些都适应这个分类，将这个小的殖民区域变成巴达维亚的“中国区”。原本只是荷兰帝国虚构的事物，通过机构的管控模式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学存在。六十年后，瞧！真的有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中国人社区。借用威尔姆森的观点来说，荷兰人通过行政秩序创造出了它所无法发现的族群。
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之所以成为持久经典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在克钦人中发现并称之为专制派和民主平等派之间的对立在其民族志情境之外也广泛存在。
然而，平等的傈族有两个特质对我们来说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他们的家谱都很短并被剪裁了，这就等于拒绝历史的影响。
什么样的物质条件能保证这样的平等主义社会结构呢?贡老克钦、傈僳、柏柏尔和卡尔梅克的情境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在边疆地区存在的大量开放的公共资产看来是个关键。就像固定的可继承的土地所有权支持了稳定的阶级形成，边疆的公共资产使所有人可以均等地利用生存资源，并且允许对维持平等主义至关重要的村庄和家族的分裂。从地理阻力的角度看，距离国家中心越远，人们生存方式越是移动的，如采集、游牧和轮耕，也因此他们就越有可能保持平等和无国家的状态。在任何地方，圈占公共财产和国家入侵都将威胁这一制度安排。
8. 复兴的先知们
下面这段文章的最后部分是经常引用的，在这里马克思写道：“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丧失精神的状态下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没有特权的人不希望保持现有的地位和财富分配，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秩序重组获得利益。毫不奇怪，他们更加被那些承诺建立全新时代的运动和宗教所吸引。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犹太人福年(Jubilee Year)的传统可以反映无特权阶层的真实兴趣，在那个时候，所有债务被免除，奴隶被赎回，罪犯都被释放。《旧约》中的图景，以及从埃及奴役中的逃脱和去往乐土等一直存在于北美奴隶的心中，他们完全相信福年和拯救。
当我们近距离讨论山地先知运动的时候发现，韦伯的意见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目前，那些已经被统合到以国家为基础的秩序中的农民社区，只要他们村庄的自主秩序(地方争议的解决、管理放牧和共有地的权力，以及选择自己的领袖)受到集权国家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支持激进的先知运动。这再次表明，并非收入和食物的问题，而是自主的问题。
泛族群先知运动的第二个例子是所谓的蟒神(Dieu-python)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1937年，震惊了越南中部高地和柬埔寨的一部分地区。”将叛乱者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相信高地所共同信仰的蟒神就要重回大地并开始一个黄金时代。
让法国人非常吃惊的是起义者的多族群特点和共同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先知运动的领袖往往会超越一般的亲属秩序，或至少是在这种秩序之外。
然而在考察这些希望不断破灭的意识形态景观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积极意义的时候，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其中的原民族主义，甚至原共产主义为后来的世俗运动铺平了道路，这些世俗运动的目标与以前一样，只是没有那么多神秘的魔力，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承诺和实现承诺的做法。埃瑞克·霍布斯邦在其经典著作《原始叛乱》中也作出了同样的评价。在那里，他注意到，基督教千禧年运动的革命模式中恰恰缺乏这种现实主义因素。⁹¹用工人阶级先锋队取代了贵莎、上帝、弥勒佛、佛陀、果雄皇帝和马哈迪(Mahdi)，你就看到了运动的真实一面。
某种意义上说，山地人已经掌握了所有那些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原材料，从而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保持与低地国家的距离。首先，原材料一方面来自他们自己的传说和神灵，另一方面是他们可以从低地宗教中获得的有关解放的信息，特别是大乘和小乘佛教。当基督教成为可以构建他们梦想基础的时候，同样的先知观念也被灌输进去。在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提供了同样的承诺。当今，由各种国际宣言、条约和富有的非政府组织所支持的“本土主义”(indigenism)提供了同样乐观的认同和诉求前景。⁹²目的地大致相同，但是手段已经改变。所有的这些想象中的社区都充满了乌托邦的预期。绝大多数无法实现，其中一些像千禧年起义一样惨败。并不是只有高地才会有模仿、拜物主义和乌托邦理想。
9. 结语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对于我所有的读者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生活在一个被完全控制、一个具有日益标准化制度模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大西洋个人永久产权和民族国家分别是占最高支配地位的两个模块，我们在同时反抗前者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后者带来的对我们相互依存的生活制度的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就像约翰·邓恩(John Dunn)清楚指明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如此悲惨地维系在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技能和良好意愿上”。他还补充说，我们所有的唯一且脆弱的驯化工具就是来自希腊的另外一个北大西洋模块：代议制民主。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区别4个时代：1)无国家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最长的时代)，2)小国时代，这些小国被巨大和容易进入的无国家边疆所包围，3)国家权力扩张并压缩和围困边疆的时代以及最后，4)整个地球都是“行政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边疆仅仅在传说中存在。从一个时代向下一个时代的前进在地理(比如，中国和欧洲比东南亚和非洲更早熟)和时间(边疆地区的消长取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弱变化)上并不平衡，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毫无疑问，过程肯定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里也顺便列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以说明那些在全球历史上同样属于超国家(extrastate)空间的人群和地形。吉卜赛、哥萨克、柏柏尔、蒙古和另外一些游牧民族都是国家边陲历史中最核心的内容。同样，如同在新世界、俄国、罗马和伊斯兰世界一样，当强制劳动力构成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逃奴社区也就成为这类全球历史中的另外一部分。
附注
在其有关“苗族反叛”的研究中, Robert D. Jenks得出的结论是,汉族的抗议比少数民族抗议数量更多。但是让人感兴趣的是，当局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因为人们预期，不管统治的好坏，野蛮人都是要叛乱的，但是汉人的叛乱只能被解释为统治问题，而且省级的当局要对此负责。
此外可以参考中国大跃进时期一个村干部的令人吃惊的记录。他建议他的村民种植萝卜，与谷物不同，萝卜不用征税和充公，因此在周边村里都出现饥荒的时候，他们得以避免。
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丛林中的共产党武装的战略错误之一就是清理了林地而种植水稻。从空中可以很容易发现水稻田。感谢 Michael Dove告诉我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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