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史》

• 东南亚史，安东尼·瑞德，，读完：2026-02，评分：8/10

短评

了解不同史观下的叙事能有多不同，读东南亚史就是很好的案例。为了找一本完整、通俗且客观的东南亚史费了好多工夫，暂时结论是——大概没有，即使有也像工具书一样难读。后来找到这本，通读后觉得还可以。

不同于其他前殖民者视角写成的东南亚史，这本成书时间很晚（2015年），作者深受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影响，旨在打破传统的民族主义叙事和以王朝兴衰为主轴的史观，主张关注非国家历史、自然环境及社会基层生活，强调东南亚被地理环境和位置塑造的多元独特的历史。

作者提出的理解东南亚的三个关键维度，给我不少启发。包括：1. 活跃的地质环境影响了全球气候的同时也塑造了自身的危机；2. 女性在社会经济中很高的自主性；3. 社会结构中深植的文化连贯性（历经几大文明影响和殖民后仍有痕迹）。

笔记

导读

换言之，用这套王朝史观来书写东南亚史将是失败之作，只能理解东南亚所谓「政权」的一少部分，绝大部分生活在王朝外的人们都被书写者消灭了。也因此瑞德从另一角度去观察东南亚的历史发展，将没有史料记载的东南亚人事物书写入历史中，它的发展至今自有其脉络和方向，无论是部落时代、殖民地时期，以致二战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有着各不同种族、部落对于自身文化、艺术表演、宗教信仰、祭祀仪式、经济结构，以及亲缘关系的追寻与认同。

以上的三个因素是理解东南亚从古代走到当代不可或缺的重点理由，简单来说就是「位于地壳交界处」、「女性在经济与社会更具自主性」、「社会结构具备文化与经济的连贯机制」。这三种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东南亚这个区域，自古至今成为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的背景理由。

瑞德藉着当代的研究成果指出：「历史似乎在引导着我们超越以国家为准的民族主义，并迈向一种普遍的认知：非国家的历史（non-state history）对于人类进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作者序

东南亚历史也应当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注意，除了众所周知的多样性之外，还有三项重要的理由。第一：东南亚危险的地壳交界处，对于世界气候与人类生存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相较于历史上其他社会的女性而言，东南亚女性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具有自主性；第三：与主宰其他地区的那些国家相比较，东南亚的社会则拥有更多具备文化与经济连贯性的机制。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如果要企图了解东南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我们必须放弃得自于欧洲历史或中国历史的假设（虽然这些假设在欧洲或中国也遭到质疑），此即文明与国家会同时兴盛。像巴塔克人（Batak）、武吉士人（Bugis）、他加禄人（Tagalog）、掸人（Shan）等等社会，是在缺乏任何统一政体益处的情况下，发展出书写文字、灌溉农业、冶金技术与复杂的宗教系统。

台湾版作者新序

良好的气候，危险的环境

这些潮湿热带地区的季节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季风。北方巨大陆块的升温与降温，定期在十一月到三月之间造成自东北方吹拂过南中国海的风，每年中期则吹拂反方向的风；孟加拉湾地区在十一月至三月是吹东风，年中则是吹西风。这种定期变动的风力型态，对于东南亚和印度洋赤道地区的船只航行十分有利，使得这片地区成为全世界商业航海的重要摇篮。此外，季风的更替同时也支配着降雨的变化模式。

为何人口稀少却多样？

东南亚的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多样性，也因为自然灾害定期对农业造成的打击而受到保护。在亚洲热带地区，人们转变为从事农业这件事情，过程是异常的复杂与渐进。现代研究显示，东南亚地区所驯化的植物种类，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都还要多，这个现象几乎可以确定，某些植物是独立在东南亚被驯化，而不是作为外来移入者带来的「包裹」而被引进当地。有可能是独立在东南亚被驯化的植物，包括山药、芋头、薏苡、槟榔、香蕉、西米椰，甚至是甘蔗。

农业和现代语族

南岛语族的扩散是世界奇观之一。南岛语族显然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内，便从台湾抵达东南亚群岛，再进入美拉尼西亚与玻里尼西亚西部。南岛语系的先祖包括台湾原住民与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他们最早可能是在公元前三五〇〇年左右从大陆抵达台湾，不过证明他们将稻米农业带来台湾的证据，定年则落在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再来，菲律宾北部曾发现公元前二〇〇〇年的陶器，证明与台湾的陶器类型相似，此外还有稻谷显示农业的存在。

女人和男人

即便儒家、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将外来的男性主导模式带进了东南亚，然而确实有一种男人与女人拥有相对平衡的角色与经济自主性的「东南亚模式」存在着典型东南亚的宗教仪式体制──除了那些被经典宗教（scriptural religion）所改造的地区以外──都强调男性和女性的互补原则，这种互补性也是充斥于宗教生活的二元论的一部分。

婚姻绝对不是女人依赖于男人的情况。夫妻财产是由双方共同持有，婚后夫妻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情况远多过与男方父母同住，而亲属关系和遗产都是属于双方的，女性的财产权有足够的保障，这使得离婚的提议者差不多是男女一样多。以现代的角度看起来，这种模式很具有吸引力，可是，在近世的欧洲与中国，残酷的男性长子继承制却可以将财富集中在特殊的世系之中，而东南亚缺乏长子继承制一事，则是它无法像其他中心那样累积资本的原因之一。

东南亚这种模式对印度、阿拉伯、中国与欧洲商人很有利，他们都知道该怎么从中获利。对这些外国人来说，临时妻子（temporary wives）是贸易体制中被公认的，她们是非常理想的文化仲介（cultural broker），并与在地主人的社群建立起亲缘与互惠的纽带，而且她们拥有市场、做买卖相关的知识，这是外国男性难以奢求的。

不是中国，不是印度

东南亚有它独特的环境，这个环境创造出许多物质文化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共通特徵，东南亚保存了政治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因此限制外来模式进行同化的程度。根本上，现代东南亚的基因库与语言库，大多是来自于北方大陆，也就是如今中国所在的区域，而东南亚（除了越人以外）的宗教与书写文化则是来自于西边。然而，这两项非常重要的交流却有其极限，这点必须清楚说明。

中华文明的长寿、广大，以及国家体制下的官僚力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每次在经历外来征服或内部崩溃之后，总是可以在类似的组织基础上自我重建。中国是第一个禁止运输武器的大型区域，它希望能让国家垄断武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东南亚却是最后一名。

少有国家统治的东南亚，之所以能免于历代中华帝国长期向南扩张，有四项主要的保护性因素。第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文明的低输出性，因为中国文明的书写系统与印度拼音文字相比的话很艰深。第二点则是海洋，中国政府对于征服海洋兴趣缺缺。第三项保护东南亚世界维持低人口与相对稀少的国家性的因素，便是詹姆斯．史考特所说的「佐米亚」环境，也就是现代中国与东南亚交会的山脉区域。中国对南扩张的第四重阻碍，就是越南人的祖先。他们控制着中国向南扩张最自然的通道，也就是红河三角洲地区（东京）。

「宪章时代」中的湿婆与纳加拉：九〇〇至一三〇〇年

东南亚文明核心扩张的下一个阶段，正好与中国北宋的繁盛时期大部分相符，但是对中国仰赖似乎要小的多。于第十至十三世纪之间宰制着东南亚大陆区的政权，我将把它们称为「纳加拉」（nagara），因为那是它们对自身的称唿。「纳加拉」是个梵文词汇，本意是城市或市镇，以及一切与都市复杂化（urban sophistication）有关的事物。

维克多．莱柏曼（2003, 23-5）将这段时期称为「宪章时代」（charter era），因为每个「纳加拉」都建立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文明（vernacular civilization），并且形成一种集体身分认同意识，成功度过后世的盛衰变迁。

大越国以及与中国的边界

公元第十至十三世纪之间的大越国，也算是一个宪章政权（charter polity），这么说的意义在于，大越国创建出第一个独特的越南式书写文字的身分认同（Vietnamese written identity），它建立了一个长久的首都（全东南亚最持久的首都），而且形成以灌溉稻米农业所造就的集中人口。

欧洲人

欧洲人对于印尼香料的狂热，是伊斯兰贸易路线大为兴盛的驱动力之一。威尼斯在十五世纪进入盛世，它将日渐增长的胡椒、丁香、肉豆蔻、肉桂输入到一个人口增长、日渐富裕的欧洲；一个对肉类、鱼类、点心、饮料欲求不满的欧洲。十五世纪欧洲人的胡椒消费量固然只成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他们对特定印尼香料──尤其是丁香和肉豆蔻的消费量，则是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五。

公元一四九二年的西班牙人，希望靠西向路线到达传说中的亚洲香料产地，而在一五二一年之际，麦哲伦（Magellan）的探险队达成这项目标，他们抵达了菲律宾群岛中央的宿雾，但领队麦哲伦却在此遭到杀害，此外探险队也到过汶莱和摩鹿加群岛的蒂多雷。

东南亚宗教

旧宗教系统与新宗教系统之间的一项重大差异，在于它们的性别化。东南亚（宗）教是均衡的、二元的，它有大地女神、稻米女神、月亮女神、阴间女神，相对于此则有天空男神、铁器（犁田）男神、太阳男神、阳间男神。女性作为治疗者或灵媒，是仪式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某些地区如苏拉威西南部，人们相信男女混合具有特殊的能力，因此力量最强劲的萨满属于第三性，也就是跨性别的「比苏」（bissu）。对比之下，将经典宗教带来东南亚的人，几乎一概是男性专门人士，他们持有根深蒂固的概念，例如神明与先知为男性、独身苦行男性的理想、女性不纯洁且会污染仪礼。

危机造成的政治性后果

不过，与江户时代日本和清代中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东南亚大陆区的所有王朝在十八世纪中期时全数殒落，对外战争与内战的灾难是箇中原因之一；然而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它们在对外贸易停止供应政权核心之后，便无法维持充足的税收。

南方经济边疆上的华人

回到民族主义之前的时代，我们必须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去了解中国人／华人，那时他们是东南亚技术劳力的主要来源，是东南亚人口稀少的「空白中心」（empty center）经济边疆的先驱。

胡椒和咖啡

十八世纪世界长途贸易的成长，主要在于印度纺织品、中国茶叶及瓷器、西印度蔗糖、美洲烟草与棉花等产品。东南亚地区再度成为一个十字路口，而不是世界贸易的主要受益者。

新垄断事业：鸦片与烟草

包税制在世界各地几乎都存在，然而，东南亚的包税制却透过华商、荷兰公司、土着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独特的形式。从一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发现，华人领袖拥有的商业精神、阶层体制及无威胁性的外来者身分，是不可或缺的利器。华人领袖为荷兰公司收税，徵收内容包括各商业交易行为如秤重、销售、河运等，以及传统「恶习」如酒、鸦片和赌博。

包税制使得资本大量集中在少数富有华人手上，这些人成为了国家权力与华人社群之间的重要媒介。包税制的重要性于十九世纪变得如此之高，导致包税制的荷兰文「贌」（pacht），成为现代印尼文（pajak）与泰文（phaasi）「税赋」一词的源头。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大亨是于一八七〇年代在亚齐当过荷兰军方供应商的张弼士（张肇燮），此之后他承包了亚齐鸦片与酒类的专卖权，又投入苏门答腊东部的橡胶与咖啡种植业，并拥有三艘轮船来往麻六甲海峡地带，后又包下槟城（1889年）及诸多苏门答腊中心的鸦片与酒类税权。张弼士是出生于中国的客家人，他曾于一八九〇年代当上中国驻槟城副领事和驻新加坡总领事，最终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赞助者。

暹罗：「文明的」倖存者

在这精采的一百年，少数欧洲民族国家，再加上后来加入的美国和日本，成功地在世界画下势力界线，在这些边界范围之内，列强在理论上拥有绝对的主权（见本书第十二章）。这些国家才刚刚吸收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的民主人权理想，成为民主化的民族国家，便随即自相矛盾地自诩为「帝国」，将罗马与亚洲的帝国观念与自身辛苦得来的民族国家概念调和起来。为了规范这个日益调合的体制，国际性标准开始发展与成形，而它所使用的虚构主张是，唯有「文明的」国家才可以宣称自身拥有被这个体制认可的平等主权。

这一章的主题，是东南亚人与他们极为歧异的政治体制在面对与回应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时，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会先从暹罗开始，因为暹罗可说是成功的黄金典范，它创造出一个内部有充分专制主义、外部具有包容性的国家，并通过欧洲定义的「文明」地位考验。

暹罗的成功，某种程度上要归因于它遭到的全面毁灭，经历这场彻底的毁灭之后，暹罗重生了，经历一百五十年的相对和平与凝聚时期。缅甸于公元一七六七年征服暹罗，然而史所未见的是，这次缅甸坚定地要打击暹罗，要让暹罗永远无法再成为缅甸在东南亚大半岛上的敌手。

郑昭击败前来攻击他的缅甸军队，并且将暹罗难民迅速集结成一支可观的军队。如同先前或往后的泰国诸王，郑昭自然的结盟对象是中国，因为中国是郑昭两大竞争对手──缅甸与越南的巨大威胁。

长期以来，当中国要对付缅甸和越南那两个麻烦的邻国时，暹罗一直都是个有用的盟友。

以上所有的革命性变革，都以「文明教化」（cizilized）之名而得到正当化，此即「西维来」（siwilai），一个被直接纳入泰语当中的英文字。

不过，「西式借用」（western borrowing）仍有相当明显的界线存在。暹罗与其诸多邻居的相异之处在于，暹罗断然拒绝「西维来」与基督教有关的传教思想。

朱拉隆功也坚决排除「西维来」处方当中的所有民主元素，他向年轻的改革派王室成员们表示，「据悉，国王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人民「相信唯有国王能够贯彻正义、爱护子民」（Rama, V 1888，引用自Murashima, 1988, 85-6），所以暹罗没有宪法。

峇里岛的末日启示录

在各种案例中，峇里岛和邻近龙目岛的最后一搏，或许是最剧烈且惨痛的。自十六世纪以来，峇里岛人曾经大力抵抗过穆斯林与欧洲人，也发展出一个以印度─爪哇源头而自豪的文化，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军事组织，实力足以征服并控制爪哇岛突出的东端，且自一七五〇年以后握有龙目岛。但是，军事告捷从来没有改变过峇里岛古老的、反对国家的多元主义。

鱼、盐、肉

佛教与伊斯兰教改变了东南亚人吃肉的习惯。虽然东南亚的猪在几千年前就被驯化，可能也是那时最重要的肉来源，但随着伊斯兰与上座部佛教规范愈来愈盛行，猪肉也就愈来愈不流行。只有在越南和菲律宾，猪肉依然是全国热爱的美食，近年东南亚的猪只数量大约有六千万，而这两地占了其中六成之多。在其他地方，吃猪肉的还包括华人、峇里岛人以及抗拒经典宗教的山地人。另一方面，鸡与鸭成为东南亚多数地区的主要肉食来源。

现代性的男子气概

虽然经历一百年西方式的固定两性观念指导，但新兴的性别人类学却发现，东南亚地区广泛倖存下来弹性且异质的性别认同，与旧时的西方标准大异其趣。殖民政权虽可将同性恋行为入罪，却无法强制土着社会推行此法，而土着社会则持续接纳躲避严厉体制的欧洲人与华人。

日本占领时期

到这个时候为止，面对日军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的凌厉攻势，东南亚人的欢迎实多于反抗。起初，东南亚人的千禧信念相当高昂，有位参与者曾如此回忆道：「缅甸最终会得到自由……日本人是以朋友的身分前来……他们愿意为缅甸牺牲生命……有位缅甸王子还加入了日军的先锋部队。」（Nu, 1975, 102）少数东南亚人积极地协助日军，缅甸翁山的「德钦」行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高台教（Cao Dai）运动、亚齐伊斯兰教的「亚齐宗教学者联合会」（PUSA）运动，都是着名的例证；然而，日军的残酷与傲慢，很快就使得这些人的想像破灭。积极反抗日军的人数虽然不多却相当重要，其中包括将日军视作法西斯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还有少数自由派的菁英。另有早已被动员支持中国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华民族主义者，还有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已获得承诺可于一九四六年独立成为菲律宾自由邦。上述团体支持游击队抵抗日军，活动的地点包括菲律宾、马来亚以及越南北部，马来亚与北越的游击队主要是共产党人组成。

与日本人合作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中，只有苏卡诺和哈达顺利地延续领导地位，成为战后印尼共和国的总统与副总统，苏巴尔佐则当上首任外交部长。

是革命造就独立，抑或协商促成独立？

印度尼西亚与越南拥有的革命性政治领导者，浮现于风起云涌的一九四〇年代，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与过往历史决裂，甚至不惜为此一战。苏卡诺和哈达当上印尼共和国总统与副总统，而胡志明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他们的合法性不是基于与过去历史的连结，而是基于成功地为新的开始而奋斗。由缅甸青年德钦团体转化而成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是由翁山、吴努、尼温所引领，它并没有自行宣布独立，而是到一九四八年英国归还主权之后宣告独立。

上述三个地方的情况，与马来亚、英属婆罗洲、菲律宾形成剧烈的对比，二战之后，后三者有效地重建起战前的秩序，受日本人动员的军事单位解除武装或威信扫地，且各方势力也协商出国家独立的结构。泰国的状况也是一样，自一九三〇年代建立起的宪政结构，虽然有所解体但并不是被颠覆，所以它可以快速恢复至稳定状态。等到全球经济繁荣的一九五〇年代，投资者便将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这三个国家视为重点，三国的经济也迅速地超越战前水准

印尼（和菲律宾）有一项胜过大陆区三大国的优势，那就是它（们）没有「核心」种族存在，比较不会导致核心种族的认同及利益与多元民族国家的认同及利益相互纠缠、混淆。爪哇人口还不到全印尼人口的一半，而爪哇的名字与语言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名称和语文。相较之下，缅族不只占了缅甸人口的三分之二，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分子还是以德钦、缅甸独立军、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为代表的缅人，是他们成功地迫使英国人移交政权。

短暂的民主春天

东南亚第一批具有象徵意义的领袖人物，在动荡年代当中光荣地促成国家独立与国家自信，他们分别是翁山、胡志明、施亚努、苏卡诺、銮披汶、东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由于这些人几乎可以和种族／民族解放画上等号，他们因而得到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光环──虽然他们的手下为达此目标不惜以大量杀戮流血为牺牲。这些人的后继者毫无例外地加强铁腕作风，而革命之后的东南亚政权因为强行规定单一定义的革命果实，尤其铁腕高压。

一九六〇年代的东南亚转向军人政治，人们经常以日本军国遗风来合理化，日本军国的教训是：民主本质脆弱、纷歧且不适用于亚洲，对抗外患威胁的统一团结才是最高目标。东南亚王室若有能卷土重来的，有时候会被视为濒临灭绝的身分认同的重振，有时候则被视为比军人政治更温和的方法，可以维护脆弱新兴国家的正统性与号召力

重塑「被保护的」君主制

最接近现代化国家的东南亚王政体制──缅甸、越南、亚齐和峇里岛罗阇──也是十九世纪欧洲帝国扩张过程中最难处置的对象，而它们终究遭到残酷的征服。

共产威权主义

人民主权造成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其实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社会平等。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68, 78）所言，欲扫除传统对于人们条件不平等的正当化理由，其结果却是在寻求新秩序基础的歷程中，酿成二十世纪最残酷的阶级与人民冲突。一九四〇年代的东南亚突然之间拥抱这个层面的现代性，由此开启一段狂暴的时期，期间能够好好抓紧枪桿子的人──无论是共产党人或是反共的军方──成为了胜利者。

高度现代主义时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八〇年

冷战时的两大阵营都普遍抱持一种心态，詹姆斯．史考特（Scott, 1998, 4）称之为「高度现代主义」。高度现代主义是一种现代理性国家计画的强力且经常是极端的版本，流露出「对于科学与技术进步、生产提升、人类需求日益满足、掌控自然（包含掌握人性）以及最重要的，认为社会秩序一如能被科学解释的自然规律，可以理性设计的自信心」。当然，这些思想肇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然后被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运动创造性地普遍化，然而这些思想最极端的表现，乃是出现在这段时间的亚洲。后人对高度现代主义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例如柬埔寨波布时期骇人的社会与文化大破坏，或者是中共毛泽东搞出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不过，高度现代主义也显着存在于反共政权和军事政权的教育规画、媒体控制、五年计画上，这些政权决心要塑造出新生的国人，并达成若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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